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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边宋氏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所属图书：《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 出版日期：2012-12-01

洪边宋氏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自元代以来，以贵阳为中心的水东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时期，土司统治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贵州地区发展历程中不可缺的重要阶段。水东宋氏作为贵州地区土司政权体系的主体之一，传承悠久。历史学家范同寿说，无论探讨中国土司制度或是研究贵州历史，对水东宋氏都是不能忽略的，与水东宋氏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水东宋氏涌现的历史人物，都曾对元明之际的贵州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对西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水东洪边宋氏对贵州社会深远影响之一，当为关于“贵州”之名的起源、将“贵州”作为省名固定，以及对贵州行省建设的支持等，不仅与水东宋氏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们的关注点。对此，开阳县文物管理所何先龙在《贵州水东宋氏土司考略》一文中也有考证，但不是很完满。清代贵州名宦谢圣纶在他辑录的《滇黔志略·贵州·沿革》一卷中，有更详细的考证阐述。谢圣纶还就此在按言中说：“靖（靖道谟）先生《黔中考》及《夜郎考》最为明晰，而《贵州考》尤根据精审，是破从前舛讹附会之说，因备录之。”就“贵州”一名起源并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之始，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说法。

一、贵州之名见于唐。据《贵州考》记载：“（贵州）本为南定州郁林郡，武德八年改为南尹州，贞观八年曰贵州；天宝元年更郡名为怀泽，领县四：郁林、怀泽、潮水、义山。宋州郡俱因之，领县一：郁林。元初州县仍宋旧，大德九年省县入州。明改州为县，属广西浔州府。则唐宋时，贵州当为今广西浔州府之贵县”。又云：“然浔州在柳州、庆运南，与黔省疆域隔绝。”唐代初出现的“贵州”一句，显然指的是今广西贵县。

二、贵州之名始于宋。开宝七年（974年），控制矩州（今贵阳）的土著首领普贵归顺北宋朝廷后，宋太祖赵匡胤在《赐普贵敕》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唯尔贵州，远在要服”的话。据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六记载：“五代之际，罗甸王之支属有曰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用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焉。”这是“贵州”一句首次见之于文献，但并未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使用。其原因如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宋（鼎）之裔曰景阳者，逐乌蛮于黑羊箐（今贵阳），黑羊箐即矩州也。”故在乌蛮被逐出黑羊箐后，“矩州”之名仍旧使用，并未正式改名为“贵州”。

三、始于田祐恭加贵州防御使。据《贵州考》载：“旧《志》思南府建置云大观元年田祐恭内附，始建思州”。“考《元史·地理志》，思州安抚使所辖镇元府古州、八万洞、思印江等处，石阡等处，铜仁大小江等处，皆今黔省东境”。“贵州与思州相去甚远，不必遥借其名”，且思州从未兼领过贵州，田氏也从未入主过贵州。故“宋宣和元年，以田祐恭加贵州防御使，下注云：‘贵州之名始此’其说非也”。之所以出现“贵州之名始此”是“宋朝请郎于观所作《田祐恭墓志》之说。……且其文词鄙俚，不似宋代人手笔，而祐恭为贵州防御使之说尤为可疑”。究其原因：“窃意祐恭墓志必明代人所作，田氏子孙假于宋氏以夸大其祖宗尔。”

四、首见于宋永高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据民国《贵州通史》载：“嘉定庚年（1210年），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见于此。”“宋永高，万明之曾孙，亦以荫拜官。嘉定庚午年，诏永高征南夷，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据考，出生于水东喇平宣抚司（今乌当区下坝乡喇平村）的宋永高，是南宋时期势力强盛的宋氏土司首领，他仗持手中强大兵力，擅改巴江县为平蛮军，迁治于小谷龙，又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发兵攻占麦新地，改麦新为新添军（今贵定县），由其子宋胜驻守。嘉定二年（1209年）移居贵州城即矩州（今贵阳），朝廷任命为贵州经略安抚使。同时，黎峨里等寨（即平越，今福泉市）也附于宋氏辖领。加之水东宋氏自宋初已逐乌蛮出矩州，矩州自此成为宋氏的领地。故宋永高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不仅有史有据，而且自此将“贵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之始于史、于情、于理都是此较可信的。

五、“黔省之贵州名始于元”。据《贵州考》称：“据《元史》贵州小注云：‘贵州，地接八番（今惠水县），与播州（今遵义市）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大德六年（1302年），云南行省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至贵州科夫，宋隆济等纠合诸蛮为乱，水东、水西、罗鬼诸蛮皆叛。’据此，又似今之贵州。”又曰：“今贵州省治，元为顺元路宣慰司，明初始为贵州宣慰司。”并对元廷为什么不以“贵州”命名宣慰司作了解释：“元以顺元名宣慰，不以贵州名宣慰，亦以贵州不足当宣慰之号也。明之宣慰其官甚轻，不过为土官世袭之职。”据嘉靖《贵州通志》等文献记载，元置贵州城，位于“八番”地区的上马桥，即今黔南州惠水县姚哨乡境内，故址地望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在平息宋隆济、蛇节之乱时被焚毁，故城遂废。元廷平叛后，将叛军原有领地即“八番”各土司合并，设置为顺元路，并将“八番”一名保留下来，合称为“八番顺元路”，将城址北移40多公里的今贵阳，在水东宋氏的领地上新建贵州城。洪武初宋钦与霭翠归附明廷后，授贵州宣慰使同治贵州城，“后于其地设卫、设都指挥使司、设布政使司，遂以名其卫与其司，而贵州之名始著”。据考，最终将宋隆济、蛇节之叛平定的功臣是先任武略将军、安抚使，大德五年任明威将军的宋阿重，系宋隆济亲侄儿。大德七年（1303年），宋阿重因向元廷献奇计，出奇招擒获其叔宋隆济有功，先后授顺元路宣抚同知、宣抚使，升怀远大将军，顺元路等处军民宣慰使，加昭毅大将军、靖江路总管，佩三珠、金虎符等。据明代吏部尚书王直在《贵州宋氏世谱序》中云：“历十四世曰（宋）阿重，始仕元，改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开始于贵州。”因顺元路宣慰司置贵州城，如《贵州考》云：“故黔省贵州之名，当自元时顺元路之贵州等处始。”

对“贵州”一名的始见，学者翟玉前、孙俊在考证清代张廷玉编著的《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专著中云：“贵州一名始见于宋代”，同时肯定明代所设的贵州省，即因元代在水东宋氏领地上新建的贵州城而得名。清人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中，引《贵州考》云：“广西之贵州名始于唐，黔省之贵州名始于元，俱不得云始自宋也。”否定了“贵州一名始见于宋代”，即首见于宋永高在南宋嘉定三年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的说法；确定“黔省之贵州名始于元”，即宋阿重任顺元路宣慰使，置贵州城而得贵州省名。综上所述，无论“贵州”一名首见于宋代，或是始见于元代，均与因水东宋氏土司首领军功卓著授封密切相关，才有“贵州”得名，这是不争的事实。

据嘉靖《贵州通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省时即因贵州城名为省名。由于城名一直未废，称谓也十分混淆，“贵州”既是贵州行省的名称，又是贵州宣慰司和贵州宣慰同知的名称，还是贵州卫和贵州前卫的名称，更是贵州省省城的名称，五层机构同用一名。“贵州城”又称为“贵州宣慰司城”、“贵州布政司城”、“贵州都指挥司城”，同时还称为“贵州卫城”等。明隆庆二年（1568年），又移程番府于贵州城内，与布政使司同城办公，并于隆庆三年（1569年）更名为贵阳府。至此，贵阳、贵州两名并用，均指古代贵州城而言。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步入清代后，为避免城名与省名相混，才逐步将贵州城定名为贵阳城。

贵州建行省是贵州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明初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在明代十三行省中，贵州是一个新置的省，其辖境全部是从邻近的广西、云南、四川、湖广四行省陆续划拨拼凑而成。为贵州行省设置迎来契机是发生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思南、思州两土司的内讧事件。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顾）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永乐十四年（1416年），又设置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至此“三司”建齐，贵州终于成为明代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即行省）之一。在贵州城设置“三司”，是明中央王朝旨在贵州加强流官流治，推行“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步骤，虽然对水东宋氏家族经营了数百年的土司统治极为不利，但宋氏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支持明王朝在贵州逐步实现“改土归流”的治国方略。

贵州在明代十三个行省中，辖地最小，统辖居民人数最少，财政最贫困。明廷之所以要建立贵州省，并不在乎经济利益的需要，完全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载：贵州“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明太祖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说，如果贵州境内的霭翠等人不能完全臣服于朝廷，即使朝廷有了云南也是无法守住的。由此可见，明太祖早已有设置贵州省的深谋远虑，完全是为了牢固镇守云南的需要。明太祖深知“则志已在黔”，是因为贵州西与云南、四川接壤，东与湖广和广西接壤，是一个边防战略地位不容低估的行省。加之“贵州地皆崇山深箐，鸟道蚕丛”，其险峻的地形，复杂的民族结构，崎岖难行的道路，成了云南的天然屏障。更为重要的是，明廷设贵州行省、稳住黔中的战略目标是要确保赴滇驿道的畅通无阻。

自元代以来，有一条从湖广沅江中游出发，穿越贵州腹地的入滇间道。这条被称为南方大动脉的东段，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已在播州、思州两土司的建议下开通，西段则在处于云南行省直接控制的普安、普定两个元代土府的辖境内，中段则要穿过水东、水西两土司的领地，其中这条通滇驿道的咽喉段恰好在水东宋氏的领辖内。巾帼英杰、明德夫人刘淑贞在出奇计，助奢香平息了那场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确保贵州政局稳定的“马烨欲逼反水西”政治危机后，信守向明太祖作出的“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的承诺，助奢香开辟经水东、乌撒（今赫章、威宁两县），抵达乌蒙（今云南省东部昭通），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两条驿道，并设“龙场九驿”。刘淑贞则主持修通“梗塞久矣”连接元代修的入川大道，即“黔蜀周道”。水东宋氏还协助朝廷对辖地入滇大道的咽喉路段，进行展拓扩修和安全防卫，确保了这条国防大动脉的正常运转和畅通，以实际行动支持明廷建行省稳黔战略的顺利实现。

洪武三十年（1388年），宋斌袭宣慰使职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晋京贡马匹等方物，获建文帝召见。宋斌将贵州宣慰使司事逐条奏报，建文帝设宴款待并授之怀远将军。永乐元年（1403年）、四年、九年，宋斌均遣人朝贡，与明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君臣关系。洪熙元年（1425）年，宋斌开始在洪边建私宅衙署，并于次年主动将宣慰司衙署和私宅从贵州城迁到洪边寨，以确保布政使司行使职权，加强政权建设。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明王朝设行省推进流官统治，最终实现“改土归流”的方略，深受明王朝的信任和器重。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把原来由贵州卫管辖的程番等十个长官司（今惠水县）划归水东宋氏统管，使宋氏辖地增加人口增长。这是在明代少有的特殊事件，证明在贵州设“三司”建行省后，明王朝仍保留贵州宣慰使司，对贵州采取“参用土官”的“土流兼治”政策，既符合当时贵州的实际，同时对稳定贵州政局，逐步实行“改土归流”是极为有利的。

作为水东地区的强势集团，水东宋氏随着辖地增加和人口增长，势力强盛，积极支持贵州布政使司不断强化地方政权建设，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对保持贵州政局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正统十四年（1449年），贵州境内爆发了韦同烈、金台等领导的义军达二十余万的各族农民起义，义军遍及贵州大部及湖南沅州。明廷命王骥为平蛮将军进剿义军，被义军打得大败，以至于明朝中央引起了是否保留贵州行省的大争论。据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景泰元年（1405年）“夏四月，吏部侍郎何文渊上言：罢贵州布政二司，复议不允”。即何文渊上书要求朝廷取消贵州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恢复贵州土司的统治，遭到兵部尚书于谦极力反驳。“于谦曰：不设二司，是弃之也，议乃寝。”终因于谦的意见得到明代宗皇帝的支持，明廷才保留了贵州行省建制。当明朝中央政府都感到在贵州实行流官统治十分困难的时候，而且一旦“改土归流”对水东宋氏土司统治必然不利的情况下，宋氏仍真心支持拥护明中央政府对贵州实施流官统治，表现出水东宋氏对明王朝的忠心。

在王骥讨韦同烈义军失败后，明廷又命兵部侍郎侯琎为贵州提督，总督镇守贵州、湖北、川东等处官军进剿韦同烈义军。时任贵州宣慰使的宋昂坚决站在明中央政府一边，服从军事征调。史载：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二十四日，尚书侯琎调都指挥刘玉、脱孔、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宋昂等官军、达官、土兵等，攻剿贵阳所属狗场等寨”。六月“初八日，差宣慰宋昂抚出开合等六十二寨，寨长李保等赴营告降，谕回复业守路”。据《明史·贵州土司传》载：“弘治十一年（1498年），普安州（今盘县）土判官隆畅妻米鲁反”。弘治十三年（1500年）“帝命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巡抚陈金、都指挥李政进剿，破二十余寨”。宋昂之子、袭任贵州宣慰使的宋然，于弘治庚年也奉命率兵平息“米鲁之乱”。当时自号“无敌天王”的米鲁反叛，得到贵州各地的纷纷响应，宋然担心代管的白纳（今花溪区黔陶、高坡乡）、中曹（今花溪区中曹司）长官司苗民起来响应米鲁反叛，出征前先到这两个长官司等地巡查，安抚苗民，稳定人心。在位于今高坡乡石门山悬崖石壁上刻下“永镇边夷”四个大字，左边刻“洪边兵临”落款，一是震慑辖地苗民不要反叛，二则表示对明王朝的忠顺。正是由于水东洪边宋氏对朝廷建行省的支持，稳定了贵州政权，巩固了中央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地位。

水东·洪边宋氏——贵州大土司历史文化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