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边宋氏的兴衰
自明初水东宋氏、水西安氏附明后,明廷建立了贵州宣慰使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贵州宣慰使司及其下属各级土司纷纷归顺明廷。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安定西南边垂,对来降的贵州宣慰使司及其下属各级土司,一律按原官授职,认可其领地统辖权并允许世袭。自此,水东宋氏、水西安氏对贵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挥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东洪边宋氏集团作为明代贵州(今贵阳)最强势的地方势力,统辖其地历经数百年,发展到最强盛时,所领有的辖境和控制的地区,除管水东、贵竹、中曹、乖西、青山、龙里、扎佐、白纳、底寨、养龙坑等十长官司外,还亲领洪边、陈湖十二马头,其地域包括今贵阳市的大部(乌当区、花溪区东部、息烽县、开阳县的全部),及黔南州的龙里县、贵定县和福泉市的西部,方圆近一万平方公里。
正统元年(1436年),由于贵州卫(今贵阳)对所辖程番等十个长官司(今黔南州惠水县)吏治不严,流官对部分属番治理无方,诱发动荡,普定(今安顺)各族人民起义,附近人民纷纷响应,唯洪边宋氏所辖水东居民奉守无乱,为此朝议将程番等十个长官司改属宋氏统管。《明史·地理志》载:“程番长官司,洪武五年(1372年)三月置,属贵州卫。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属贵州宣慰司……下十二司仿此。”将已由流官治理之地域改划归土司统领,在明清以改土归流为主的历史上也属仅见。
在水东洪边宋氏强盛时期,除宋氏土司家族外,水东洪边宋氏统治下的居民还有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彝族、毛南族、瑶族、土家族等。其中,布依族的经济较发达、政治影响较大,因而不少布依族的家族村寨也构成了洪边宋氏属下的长官司。
水东洪边宋氏以战功起家,在战争中兴盛,也在战祸中衰落,战火中灭亡,经历变动、经历沉浮而历时久远。明刑部主事、翰林侍读李时勉在为宋氏撰写的《世禄堂记》中称宋氏“惟武臣之有军功,与边民之长,总率其众以奉朝廷正朔者,皆命以官,皆得世袭其爵”。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副使李睿为宋斌撰写的《墓志铭》中赞“公为政四十五年,奉职惟谨,享贡有常,不懈臣节。朝廷屡市南马,习战义,数率兵讨贼,公尽心输发,累被恩赏,其盛烈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水东宋氏深得封建王朝信任,累被恩赏,从而走向兴盛。
水东宋氏入黔始祖宋景阳,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奉朝廷派遣,率师平定广右诸蛮作乱有功,被授予“宁远军节度使、蛮州总管府总管”。从此,宋氏实力大增,遂驱逐乌蛮罗氏,夺得矩州(今贵阳市),设大万谷落总管府,将罗氏鸭池河以东属地全部占领,形成雄踞一方的封建大领主。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宋景阳逝后,“赠太慰,谥忠诚。朝廷录其功,俾子孙世爵此土”。
宋景阳第六世孙宋万明,据《图经·贵州宣慰司下·人物》载述:宋万明“性端重,有勇略,以荫受总管。乾道丙戌(1166年),西南蛮为乱,命左卫将军王盖与万明讨平之。戊子(1168年),加万明经略安抚使都总管”。自此,宋万明掌一路兵民之事,统治军旅。
出生于喇平宣抚司(今乌当区下坝乡喇平村)的宋永高,袭任喇平宣抚使后,受朝廷羁縻,其后兵力渐强,实力胜过其祖先,自改其蛮州所属的巴江县为平蛮军(今开阳县双流镇白马村),并把所属的界首部改为葛蛮军(今修文县扎佐镇清让村葛马)。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宋永高平定麦新及黎峨等寨,改名新添军(今贵定县),以其子宋胜驻守,宋氏势力从此逐步壮大。嘉定三年(1210年),宋永高征南夷有功,升任贵州经略安抚使兼镇南都总管,把衙署从蛮州(今开阳县)迁到贵州城(今贵阳市区),贵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固定下来。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嘉定庚午(1210年),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以此。”
宋阿重,宋永高之玄孙。据万历《贵州通史》记述:“至元十三年(1275年),西蜀南诏平,阿重仗剑来归……拜同知安抚使,寻迁武略将军,安抚使。大德辛丑(1301年)转明威将军,同知顺元安抚使,佩三珠金虎符。”“甲辰(1304年),其叔宋隆济结诸蛮为乱,阿重弃家朝京陈其事……躬提所部直捣其阵,擒以献阙,升怀远大将军、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寻加昭毅大将军、靖江路总管、佩三珠金虎符、荣碌大夫、平章政事、顺元侯;疾卒,赠贵国公,谥忠宣。”宋阿重因功,在宋氏土司中受封官衔最多,官阶最高,进一步强化了宋氏对水东地区的统治。
宋钦,族名宋阳举,蒙古名宋蒙古歹,原世袭草塘(今瓮安县)平夷宣抚使司宣抚使。于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年)从草塘迁居顺元城(今贵阳),任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宣慰使。元时因平寇保境有功,授昭勇大将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加镇国上将军,兼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明初归附,赐名宋钦,授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世袭,封怀远将军,管理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亲领陈湖、洪边十二马头。
足智多谋、远见卓识的刘淑贞系宋钦之妻。洪武十四年(1381年)宋钦卒后,代袭宣慰使职。在那场关系到西南一方安宁的“马烨欲逼反水西”事件中,刘淑贞以政治家的气魄,力劝奢香戒急用忍,卷裙走马数千里,向朱元璋报告马烨弄权误国、扰乱地方、辱挞奢香、欲逼民反等情况。一场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危机,因刘淑贞立场鲜明,不辞辛劳的奔波,才得以化干戈为玉帛,稳定了贵州政局,维护了民族团结,被诰封为二品明德夫人。刘淑贞深明大义,得到明王朝的信任和重用,引领水东宋氏走向兴盛。
洪武十年(1377年),被确定为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继承人的宋诚,系宋钦和刘淑贞之子。洪武十五年(1382年)随其母刘淑贞入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因其对朝廷忠诚谨顺,被朱元璋授亚中大夫赐三品官服,并在给宋诚的《敕书》中勉励他“袭父前勳”后,应“抚血诸夷,选能御侮,以安是方”,“永保世禄”等。洪武十六年(1388年)宋诚袭宣慰职。
上述人物和事实表明,水东宋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因服从封建中央政府的政令和调遣,在参与征战中功勋卓著,日益引起中央王朝的重视,受到提拔重用,因征战也使宋氏领辖地域不断扩张,自身军事实力和控制一方政权的能力得到加强,维护了水东地区的社会稳定,巩固了水东宋氏在贵州政局中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世代宋氏土司对中央朝廷的忠顺,无论在军事征调、职位承袭传递、进贡纳赋等,还是地方防务治理、政权建设等多方面与封建中央王朝保持了良好互动关系,很好地维护了土司政权与地方政权和中央政府的平衡关系。
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客观环境发生改变后必然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完成历史使命后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学者范同寿说:“随着明清之际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作为最后一种世袭官制的土司制度,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范同寿:《中国最后的世袭官制》)纵观水东洪边宋氏起源、形成、兴起、兴盛及衰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水东洪边宋氏从强盛逐渐走向衰落,有其大环境即政治背景。主要原因是明王朝在民族地区全面实行的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直接裁革废止;其次是极少数继任者图谋叛逆遭剿讨灭亡;治政不严、土官贪淫腐化、土司之间的争斗以及后继乏人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水东洪边宋氏,从宋景阳入黔创业,到宋永高功授贵州经略安抚使、移居贵州城(今贵阳)为宋氏兴业奠基,到明初宋钦归附受赐、刘淑贞代袭施善政、宋斌继袭将衙署从贵州城迁至洪边寨,达到鼎盛时期。宋然袭任,贪淫科害,激变苗民,成为水东洪边宋氏由盛逐衰、直至覆灭的转折点。宋诚在“清水江之乱”中,窝藏“金牌黄”,则是不祥之兆。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发生在黔中地区令朝廷深感不安的一次重大事件即“清水江之乱”,使水东洪边宋氏陷入了失去明中央政府充分信任的危机。据《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述:“二十九年,清水江蛮金牌黄作乱,都司发兵捕之,金牌黄遁去。”又云:“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家,宜并罪。”据考证:文中所说的“清水江”不是沅江正源的清水江,而是贵阳南明河与贵定洛北河汇合流入乌江的河段,正好穿过水东宋氏的领地。参加这次叛乱的人大多为河西岸的布依族,“贼首”“金牌黄”为布依族首领,是贵州宣慰使宋诚的部属。反叛暴露后,贵州都指司(贵阳地区最高军事机构)发兵追捕,“金牌黄”隐藏在宋诚家中。据《明实录》记载:镇守贵州地区的都指挥使司上奏说:“近发兵讨清水江作乱蛮民,惟贼首金牌黄未获,今廉知匿土官宣慰宋诚家,诚不捕送,请俱罪之。”窝藏作乱罪犯,按明代律例,宣慰使宋诚当与金牌黄同罪。按朝廷律令,其罪不止于死刑,还可能有族诛之忧。明太祖朱元璋竟然下诏不追究“叛贼”首领金牌黄的下落,不追究窝藏犯宣慰使宋诚的罪,所表现出来的明智,目的全在于避免因对大土司违法事件进行惩处而干扰稳定西南经略的大计。明廷其实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明廷由此注意到宋氏宣慰部属的反叛苗头,这是导致社会动荡、影响政局稳定、动摇明中央王朝在贵州统治地位的隐患,也是水东宋氏逐渐失去朝廷信任和器重,开始走向败落的危险信号。
成化二十年(1481年),宋昂长子宋然袭任贵州宣慰使职后,因贪淫科害,为政暴虐,加之程番宣慰使安贵荣“欲并然(宋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正德六年(1511年)诱发的“阿朵事件”,使拥有军民两治特权的水东洪边宋氏集团势力削弱,实力下降,成为从强盛逐步走向衰败的开端。
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八年六月壬寅(1513年)宥贵州致仕宣慰使宋然死。然分管陈湖十二马头地方,贪淫科害,激变苗民阿朵等,而程番宣慰使安贵荣复诱之,遂作乱,众至二万余,署立名号,攻陷寨堡,杀掠不可胜计,袭据然所居大羊肠(今开阳县龙岗镇),然仅以身免。”明官军在平定“阿朵之乱”后,妄想从中渔利的安贵荣已死。明王朝在处置这一案件最初的结果是:全部剥夺安贵荣生前所获的各种赏赐、荣誉及爵位;阿朵造反是宋然贪淫科害苗民诱发,应受死罪处斩。就此,宋然上奏朝廷,阿朵之乱完全是因为安贵荣从中教唆而起,恳请朝廷重新分清他该担的罪责,从轻发落。在朝议中,明武宗皇帝考虑到“阿朵之乱虽然所激,而贵荣乘机煽惑,厥罪亦钧。然宜从末减,依土俗量纳米谷赎罪,仍革去冠带为民”。
宋然的恳求虽然得到明廷的宽宥,但自“阿朵事件”后,水东洪边宋氏的势力已遭受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宋氏家族也因此逐步衰落,其后世子孙只能勉强保留世袭的官职,靠在领地上收取租税维持生计,再也无法有所作为了。“宋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
从宋然直至明末,水东洪边宋氏共传袭了十五任宣慰使职,其中多任土司官对明朝中央政府仍是忠心无二,听朝廷调遣,并多次派使入朝进贡。其中宋懋德袭任期间,曾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率兵“讨巴香叛苗,平之”。(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宋承恩袭宣慰使后,因“与教官熊梦祥争礼”,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被贵州宣慰司学教官生员殴辱,但宋承恩以大局为重,“经提学佥事沈思充处分,已心平无异矣”,“而宣慰使安疆臣欲骗其洪边庄田及巴香马头地,故代为申奏”,借机要求将已改土归流属新贵县(今贵阳)的贵竹长官司“改流归土”,即恢复土司统治的贵竹长官司,以图强占,受到贵州巡抚江东之等上书参处,使安疆臣吞并宋氏辖地的野心终未得逞。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反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2月,杨应龙袭击位于川黔交界河渡的宋氏兵营,将奉命镇守马场(今开阳县马场镇)的贵州宣慰使宋承恩俘虏去。宋承恩娶杨应龙之女,但未完婚。杨应龙虏宋承恩去播州后,逼其同叛,宋承恩坚决不从叛。6月,明王朝各路平叛官军攻克杨应龙老巢海龙屯,杨应龙自杀,宋承恩获救。故明朝在平定杨应龙叛乱后,仍复宋承恩职,并准世袭。
明万历晚期,贵州城周边局势不稳,十分混乱。据《明实录》载,明王朝以“红苗为乱,蹂躏三省”,“苗仲劫官截商,焚屯掠堡”为由,“欲合兵图一大创”。即一方面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一方面剿灭土司势力,以加速改土归流。洪边宋氏亦难免遭此厄运,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6月,贵州巡抚张鹤鸣调集军队,将洪边宋氏当作“贼”,重兵围剿,一举攻破宋氏辖地洪边十二马头。这次战祸“计擒斩(宋氏兵丁)一千二百六十名颗,存获贼属(宋氏眷属)六百四十三人”。宋氏残部向开阳境内收缩,幸存宋氏眷属各逃四方。这次明王朝对洪边宋氏的围剿,使宋氏势力遭到惨烈打击,加速了覆灭的进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川蔺州土司奢崇明树起“大梁”旗号,起兵叛明。天启元年(1621年),宋万化袭宣慰使。同年9月,奢崇明攻占重庆后,分兵攻陷合江、泸州,直逼成都,势头很盛。因蔺州与水西近邻,奢氏起事时,除向水西安氏借兵,还鼓动安氏叛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由于另一贵州宣慰使水西安位年幼,其叔安邦彦拥兵自重,挟安位叛,同时“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于是“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遂围贵阳,自称罗甸王,时天启二年二月也”。(《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宋万化起兵配合安邦彦参与奢安之乱,使水东洪边宋氏与明王朝关系公开恶化到极点。从2月初七开始,宋万化与安邦彦合兵一处,联军围攻贵阳城十个月,虽不能攻陷贵阳城,但由于粮草断绝,城内军民大量饿死,到了人吃人的境地。同年12月,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自湖南沅州率两万精兵,途经镇远、福泉,兵分三路进击,挥师急进贵阳。在攻打龙里时,斩杀安宋土司兵丁万余人,生擒了安邦彦的弟弟安阿伦,一路征战兵临贵阳城北险隘老鸦关,迫使安宋围城土司官兵如鸟兽散,遂解贵阳之围。《滇黔志略·贵州·名宦》载:“天启二年,以太常卿擢贵州巡抚,甫拜命就道,安邦彦已围贵阳。夏,三善至平越,聚兵征饷来救,而远近多沮挠,自秋徂冬,兵食稍稍调集。十二月朔,遂誓师赴援,以二万人击贼十余万,所向披靡,六日抵贵阳城下,围解。”
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宋万化在其老巢“八姑荡”(今开阳县龙岗镇大水塘)被明军擒斩;五月,明军再次攻破宋氏世居的洪边寨。宋万化之子宋嗣殷擅袭宣慰使又叛,追随安邦彦残部抗击明军,崇祯三年(1630年)4月,被总督朱燮元率兵剿灭,宋嗣殷被明军擒斩于红土川。据史书载,在这次战祸中,宋氏从明初开始兴建的、辉煌了260余年的“宋氏别业”、洪边寨的宣慰司衙署宫室及寺观、景亭、楼阁等被明军焚毁,除极少断垣残壁已一无所存;宋氏葬于云锦庄和洪边“白牙关”的祖茔,也在这次战火中多数被平毁铲除,后人很难寻到宋氏明代前的古墓;宋氏家族也被株连,遭到血腥镇压,幸存者纷纷外逃避难,移居他乡,故在今天的洪边北衙村和云锦村无一宋姓人家居住。
崇祯四年(1631年),明中央政府下令革除宋氏土司职,将其所辖的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县)。曾在洪边地区显赫260余年的水东洪边宋氏土司政权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