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1966年5月和8月分别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的标志。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及评论员文章。随后，一个揪斗“黑帮”的群众性运动席卷全国各地，遵义的“文化大革命”也从此开始。
一、遵义“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红卫兵运动
1966年6月16日，中共遵义地委召开有各县（市）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学习上级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拥护中共贵州省委的《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部署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认为遵义文化战线阶级斗争是十分严重的，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锋芒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议提出地县（市）党政机关、县（市）驻地中小学、文化团体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城镇街道、中小企业和区以下农村结合“四清”运动分批进行。并成立了遵义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北京市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肯定了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使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8月下旬，北京学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串联”号召，到全国各地“闹革命”，北京部分高校红卫兵组成“南下串连队”到贵州，到遵义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鼓动学生“造反”。至此，遵义各大中学校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相互“串联”，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机关、到学校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运动在遵义各地风起云涌。
二、“造反派”层层夺权
1966年11月，中央发出在工交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工厂、农村。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工人、农民到乡镇、县城、地区“造反”。12月，据遵义地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地、县（市）机关共有898个单位参加，贴出的大字报涉及人数4659人，其中问题多的774人，已揪出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共367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随后，造反派挂牌批判、游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
1967年1月，各“造反派”组织在遵义市丁字口召开揭发批判中共遵义地、市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2月，在所谓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下，贵州省党政机关已被“造反派”夺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把贵州的夺权说成是“西南地区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在“夺权”风暴的影响下，遵义地区14个“造反”组织，于2月17日零时夺了地、市委和专署、市人委一切权力。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遵义军分区的负责人和地、市委机关中的领导干部组成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从此，专区改称地区，筹委会行使全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发出第一号通告，提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同时支持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斗争。3月13日，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毛泽东思想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8月，简称地革委），根据军、干、群三结合的方针，由朱先、李志峰、李士光等15人组成，由军分区政委朱先任革委主任。地革委办事机构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生产领导小组、保卫委员会办公室。
在地区夺权的影响下，各县（市）、区（乡镇）“造反派”也纷纷夺权。据地区农村文革办统计：全区104个区（镇），需夺权的87个，已夺权的56个。共有公社701个，需夺权的326个，已夺权的152个。全区区、社干部2447人，其中结合的1059人，占43.2%，团结靠拢的852人，占34.8%，打倒的536人，占21.9%。未结合、被打倒的干部有的被看管、关押，有的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三、武斗事件
在“造反派”自上而下全面夺权的过程中，各“造反”组织之间围绕权力的分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很快地分裂成两大派。两派对立，围绕权力的争夺，最终由文斗发展成武斗。据遵义地革委文件记载，8月21日，“支红派”对“4·11”派采取行动以后，出现乱抓人、乱打人以至打死人的情况，此时全区已打死9人，反对派纷纷流亡外地躲藏。
1968年8月3日，遵义铁合金厂武斗打伤5人。1968年11月～1969年1月，正安县土坪区发生两次武斗，双方死亡3人，伤37人。1968年12月，正安县新州区发生武斗，双方伤24人。
尤为严重的是赤水县。两派武斗长达11个月，耗费人民币230万元，粮食210万斤，武斗中死亡126人，伤422人。由于武斗，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全县1969年农业减产25%，工业减少60%，仅华一纸厂停产损失达210万元。鉴于势态的严重，1969年4月26日，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对赤水县当前“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赤水县前后两个革委都是上级批准的，应在大联合基础上合并，实现大联合，双方立即停止武装进攻，封存武器，释放对方被扣人员，搞好军政、军民、军内关系。流亡在外地的群众，返回原单位工作。”《决定》由遵义地革委、军分区负责具体贯彻执行。
1969年7月，遵义地革委、军分区召开地县两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央对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刹住打、砸、抢、抄、抓和武斗歪风，打击流（氓）、阿（飞）、强（盗），一切外出人员返回单位。10月，地革委、军分区执行中共中央“7月23日布告”和“8月28日命令”，收缴一切武器，到10月19日，已有11个县（市）基本收缴完毕，遵义的“武斗”基本结束。
四、“三反一粉碎”和“四反深挖”
1968年4月，根据中央文革、贵州省文革的指示，遵义地革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三反一粉碎”（反击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四反深挖”（深挖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及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运动。运动中一些革委会被认为是“老保掌权”“走资派篡权”“坏人篡权”而将其“撬掉”，一些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被妄加各种“罪名”揪出批斗，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被迫自杀；大批已解放的干部被“回炉”“补课”。在“砸烂旧班底”的口号下，将原地专机关绝大多数干部“扫地出门”，安排到“斗、批、改”学习班，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遵义地革委“五七”干校设在绥阳县金城公社马槽沟农场。1969年各级革委补台，遵义地区“五七”干校的干部才陆续返回机关。在群众中重新划分“革”与“保”，有些被打成“翻天老保”，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有的重新拉出队伍，另立山头，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揪斗，打、砸、抢、抄、抓之风再起，甚至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私造武器，乃至发生持枪围攻，造成人身伤亡事件。
1970年2月，遵义地革委、遵义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开展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三查”运动。8月以后，随着中央的部署，把“三查”运动改换为“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9月遵义地革委分别在正安、凤冈两县召开了现场会，以促进全区“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提出“一打三反”运动是中心，紧密与“清队”工作结合进行。
1970年5月，根据中央的安排，进行城市人口疏散、遣返，当时名曰“备战”，实际上是疏散遣返家居城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所谓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分散到农村进行监督管理。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2月12日，遵义地革委批转地区生产领导小组《关于1968年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安排意见》，《意见》提出1968年要做好“两动员”，即动员逗留城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再动员10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遵义地革委广泛宣传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采用建知青点，实行插队落户，建知青农场、林场等办法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68年底，遵义市两次组织数万群众欢送328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9年5月，全区共组织32000多名知识青年（包括上海、贵阳两市安插到遵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动员知识青年7730人上山下乡。
1979年1月，中共遵义地委按照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国务院知青办《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的精神，确定除遵义市外，其余各县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提出要继续关心下乡知青，把重点转移到做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方面来，要有计划地从国有企业招工、发展集体企业、充实教育战线、参军、入学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安置，以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部分知青陆陆续续回到城市。
六、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补台和各级组织的重新建立
《中共中央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中发[1969]71号文件）下达后，遵义在全区范围内批判了前省革委负责人闹独立王国，挑起武斗，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同时着手对全区革委会进行“补台”工作。
1970年7月17日，贵州省革委作出关于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的批复：补台后的地革委由83人组成，军代表15名，革命干部代表22名，群众代表46名。地革委常委21人组成，革委主任张梓，第一副主任冉砚农。同月28日，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建立中共遵义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张梓任组长，冉砚农、李贵明任副组长，成员有唐成海、刘会方、主传谟、辛墨林。
全区13个县（市）109个区（镇），696个公社补台，县区社三级原有革委会成员9771人，补台中撤职和免职的1995人，揪斗26人，逮捕6人，保留革委成员7389人。新增补革委成员5607人，其中军代表61人，革命干部992人，中层干部282人，群众代表4272人，补台后三级革委成员共计12996人。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大队革委，已补台革委5815个；原革委成员46756人，免职及撤职6769人，新增补17280人，补台后共有革委成员48267人。
1971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遵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遵义市（现红花岗区）召开，大会通过《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出63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遵义地区第一届委员会。新地委有常委13名，张梓、冉砚农为书记，李贵明、刘会方、主传谟为副书记。地委成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逐步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基层党委和基层支部。
七、“批林批孔”、各条战线的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林批孔”运动。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叛国外逃的“九一三”事件以后，遵义地区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971年11月1日，地委召开各县（市）、省属以上厂矿企事业单位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确定11月3日向全区广大党员、群众传达毛泽东指示的中央七个重要文件，掀起一个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罪行的群众运动。
从1974年初开始，经毛泽东批准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2月11日，地委召开570人的常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五次讲话和中共中央[1974]1、2、3、4、5号文件，会上强调抓大事深入“批林批孔”，支持新生事物，抵制“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会后，共青团遵义地、市委召开了3万余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各县（市）也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动员。6月10日，地革委在凤冈县召开全区教育系统“批林批孔”座谈会，讨论恢复和健全在学校的工宣队、贫管会，实行开门办学，继续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9月10日，地委召开常委会和县（市）委书记会，认为今后要持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研究儒法斗争史，评法批儒，刹住经济主义歪风，取缔“自由市场”，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
各条战线的整顿。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后，着手对军队和国家经济进行整顿。遵义地区也展开了各条战线的整顿。通过整顿，工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开始展开，遵义拖拉机厂投资建设，支援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建设，地委常委开会讨论《遵义市十年规划概况》，并对遵义市（现红花岗区）纪念体系、旧城改造、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划，遵义各行各业在过去较为缓慢发展的情况下，有了新的起色。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2月22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内容，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1976年2月5日，这些内容只是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工业继续开展学大庆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2日，地委、地革委发唁电给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1976年4月8日，遵义地、市和一些县城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追查“政治谣言”，进一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9月18日下午3点，遵义10万人在纪念广场举行追悼大会，12个县也分别举行追悼大会。至此，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断。
八、“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通报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0月18日，中共遵义地委在桐梓县召开三秋现场会，有各县（市）委书记和地委常委到会，会议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中央彻底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人帮”的讲话。会后，逐级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10月23日下午，遵义市召开10万人的庆祝胜利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全区各界群众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集会游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到10月26日，全区集会游行的有500多万群众。10月26日，地委召开各县（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地委强调，各级党组织要遵照“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把这项传达工作抓紧抓好。至此，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遵义结束。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