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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南明时的文化汇聚
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此年，清军攻克北京，亦为清顺治元年。此时，清军尚未占领西南地区，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朝方控制今黔北全境。明亡后，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起，明朝残余势力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几个明政权，史称南明。南明政权有：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1645年），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1645～1646年），唐王朱聿粤的绍武政权（1646年），韩王朱本铉的定武政权（1646～1663年），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1647～1661年）。其中永历政权主要活动于贵州境，对遵义产生较大影响。
当时分属于川、黔的今黔北地域，成为遗民、高僧的隐逸之地，他们在此赋诗作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与本域人士一起，共同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清初黔北地域文化的成型及清中后期繁荣的沙滩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南明遵义府形势
在清军追杀下，南明弘光、隆武政权相继覆灭。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及旧臣吕大器、李永茂等，于1646年十月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得到湖广云贵总督何腾蛟、湖广巡抚褚胤锡的支持。不久在肇庆称帝，次年建号永历。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元月，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大西军攻克重庆，转移贵州，进入贵阳，表示联合永历政权抗清。
当时四川遵义府和贵州均属于南明政权的管辖范围，专办“川寇”的南明督师王应熊驻防遵义。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三日，大西军从綦江出发，以破竹之势克桐梓、越娄山，正月十二日进军遵义，王应熊率残部逃往毕节山中。遵义道府官员及耆老出城设香案迎接大西军，并犒以猪、酒。贵州总兵皮熊获悉大西军已克遵义，派副将杨吉以三千兵扼守乌江。大西军“住遵十日，秋毫无犯”，于二十二日强渡乌江，击败守军杨吉部，大西军直逼贵阳，皮熊败走都匀，贵州巡抚米寿图逃往偏桥（今黄平县西北），大西军逼近贵阳时，城中百姓逃避一空。
永历元年，孙可望离开贵州进军云南时，在“贵州不置一守”，贵州总兵皮熊复据贵阳。南明督师王应熊逃到毕节病死后，王祥招集其余部复据遵义，并不断扩大势力，把铜仁、思南、湄潭和綦江、南川等地置于控制之下。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九月，孙可望邀封秦王未遂，由昆明率兵入黔，把贵阳作为大西军的指挥中心。大西军占领贵阳后，孙可望即派前锋白文选进取遵义，攻击盘踞遵义一带的忠国公王祥，王祥守军在乌江设防，被白文选击溃，他把搜刮的“文绣、珠玉、金宝”等宝物装满三千个竹夹，取道真安（今正安县）州逃向四川彭水，会合李占春、于大海部，白文选领军奋力追击，王祥兵败，自杀于珍州凤岭罗杆台，白文选“降其众二十余万”。孙可望乘胜进兵，遣部将卢名臣击败川南李占春、余大海部，攻占了涪州（今涪陵市）。这场战争打得很惨烈，双方均有大批将士战死，将军大印亦遗失战场荒草中。
孙可望秋率兵进入贵阳后，致力于巩固对贵州的统治，以便向外扩展，达到控制永历政权、最终取永历政权而代之的目的。永历朝臣严起恒等坚持不能给予“秦封”，因秦王是所谓“诸王之首”。孙可望杀害了反对封他为秦王的严起恒、杨鼎和等人，朱由榔被迫封他为秦王。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永历帝迁至贵州安龙所驻跸，更名为安龙府。大西军领袖李定国拥戴朱由榔，矢志抗清，孙可望嫉恨。朱由榔欲摆脱孙可望的控制挟持，命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议召李定国部至安龙入卫。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孙可望命郑国、王爱秀等在安龙杀害吴贞毓等18人。永历十年春，李定国护送永历帝移驻昆明，孙可望挟持永历帝夺取权力的希望落空，次年八月发动同室操戈的战争，率大军14万进攻云南，其部被李定国、刘文秀派兵瓦解，孙落荒逃到长沙，向清朝投降。
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五月，清军李固山率八旗兵由重庆入据遵义，遵义府遂由清朝统治。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大举进攻云南，孙可望当向导，永历朝廷避其锋芒，经由滇西的腾越转移进入缅甸境，随同官员多被缅人捕杀，李定国多次营救不果，失去联系。缅王收受吴三桂重贿，将朱由榔、皇后、皇子等20余人执送清军，康熙元年（1662年），被平西王吴三桂绞杀于昆明，南明永历政权终结。
二、遗民文化
南明政权驻跸贵州、云南时，清军尚未进入西南。永历政权中部分文臣武将及一些知识分子，不满南明流亡政权中的腐败与内斗，深感边徼偏安，前途渺茫，但又不愿降清，纷纷离职隐居，成为遗民；有的还遁入空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钱邦岂、陈启相、黎怀智等十多人。
钱邦芑（1599～1673年），字开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崇祯时秀才。南明唐王隆武年间（1645年8月～1646年9月），任监察御史。唐王失败后，由江南至西南，投奔永历政权，先后任四川巡抚、右佥都御史。因不愿受重兵在握、飞扬跋扈的孙可望的挟制，与永历权臣马吉翔等不协，于永历五年（1651年）弃官，次年至蒲村隐居。为断绝孙可望逼官之念，他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削发为僧，自号大错和尚。名其庐为“大错庵”。在蒲村，自称“蒲村老农”，取“他山攻错”之意，命其庐所在之山曰“他山”。他山岗坡平缓，柏树森森，景色秀丽。山阴小石林中怪石林立，或危崖耸峙，或洞穴玲珑，如假山盆景，参差碁布。钱邦芑种花蒔竹以自娱，在石林中题刻多处。曾一度挂锡于湄潭县的西来庵。钱邦芑隐居余庆蒲村及湄潭西来庵约10年之久，其间或与其他隐士聚谈吟咏，慷慨高歌；或为诸多从游门人开坛讲学，指点诗文。著书甚多，此期即有《蒲村归田诗》等诗作数十首及《水源洞记》《祝发记》《他山记》等散文多篇。
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降清，永历皇帝将朝廷由贵州安龙迁往云南府（今昆明），诏钱邦芑前往，仍任都御史。永历十三年，吴三桂所率之清军将永历逐往缅甸，与之失散，钱邦芑上了云南鸡足山，永历十五年（1661年）返回他山。
康熙三年（1664年）归江东，受阻而卜隐湖南衡山。九年（1670年），永州（今湖南零陵）太守聘他编修郡志。十二年（1673年），宝庆（今湖南邵阳）太守李益阳延修郡志，半年病殁。李归其柩，葬于南岳衡山下集贤书院。
陈启相，字枚庵，四川富顺人，明末官河南道御史。明亡南下投奔永历王朝。不愿与跋扈的孙可望及其同党为伍，永历五年（1651年）离开朝廷，受困于广西北山（今马山）、丁零一带。永历八年（1654年），孙可望捕杀宰相吴贞毓等18位大臣。陈启相惊闻朝中兵变，赋诗悼十八学士。
约在永历十一至十四年（1657～1660年）愤而出家为僧，法号大友。又号无尽。遍游吴楚诸山，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流寓遵义，居遵义县南平水里十甲掌台山堂子寺（今遵义县西坪镇），改名圣符，人称大友和尚，自称掌山老人，为佛教临济宗第三十三代法嗣。隐居寺内，闭门谢客。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奉旨到遵义勘采大木，仰慕这位很有气节和学识的明朝遗臣，遣官到掌台寺敦请再四，欲求一见，启相终不出山。80余岁卒于掌台寺，遗体依佛家葬俗火化，葬于寺后。
陈启相儒学造诣很深，倾平生之学，培养遵义人才，如清初知名诗人罗兆甡谈亮和都是他的学生。莫友芝说：“遵义人才之开，掌山功最巨。”（《黔詩纪略》）陈启相著述宏富，有《平水集》百余卷，又著《紫云休夏集》《摩诘诗评》《法语》《文集》诸书凡若干卷。晚年穷困，无力刊行，仅有少量抄本流传。道光时，其著作已散佚，存世者“未及全集十分之一”。郑子尹在《播雅》中评价其作品说：“枚庵在明末实一文章巨手。”
黎怀智，袓籍四川广安，14岁时随父徙居遵义东乡乐安里沙滩，后从明总督朱燮元有军功，授大理经历，升黄冈知县。家乡回龙山上，旧有“古建浮屠场，名沙滩寺”，明亡后，返里修复古寺，落发为僧，改称龙兴寺。永历元年（1647年），丈雪和尚从四川来遵义，驻锡龙兴寺，后改名禹门寺。他拜丈雪为师，法名彻智，号策眉。后来丈雪还川，他遂为开山上座，与大错和尚等讲禅理，借以韬光。晚年云游四川，卒后葬于内江般若寺。他在《偶题》诗中写道：“历遍乾坤已半生，岩居今日始修行。一官抛置等闲梦，数载幽栖无世情。客去客来何障碍，花开花落自枯荣。深山只作藏身计，何用千秋识姓名。”道出他遁入空门的苦衷，流露亡国的悲痛情绪。
郑之珖，曾在南明隆武政权任工部员外郎，隆武政权瓦解后，祝发为僧。永历政权建立后，复出任户部员外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典试贵州。至贵阳，适值孙可望因请封秦王未遂，对孙诛杀反对者严起恒等人深感不平，遂携妻小隐居湄潭县，躬耕教学。虽未再出家，但同隐居余庆的钱邦岂啸歌往来，极其友善。
郑逢元，平溪（今贵州玉屏）人。永历政权建立后为官。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晋兵部侍郎，总督滇、黔、楚、蜀军务，不久，加尚书左都御史。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将其父卜葬于余庆城南，奉母居蒲村，“杜门不出者八年”。永历政权转移云南后，召授礼部尚书，仍兼兵部参与军务。永历政权覆灭后，祝发于云南的宝台山，自号天问和尚。他出家虽在永历政权败亡后，但其隐居蒲村时，即已开始学佛。
至今遵义地域隐居的遗民，还有至遵义县的郭之翰、邹宗孟，至湄潭的范鑛、胡钦华，至余庆的钱点，至务川的吕大器等。
三、高僧文化
明末，中原及四川等地战乱频仍，时属四川的遵义府及贵州相对安定，外地一些僧侣便相继前来避战乱，其中不少人既有佛学、儒学的深厚学养，又具不愿与清廷合作的遗民心态。到达此域后，与隐居于此的遗民及本域文士相互交往，论禅讲学，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发展。
四川是禅宗盛极之地，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说法。黔北的佛教临济宗法嗣，大都是天童悟（密云圆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以亲传弟子、西蜀高僧破山海明一系的影响最大。破山海明的弟子敏树如相、象崖性挺、丈雪通醉、燕居德申、灵隐印文、半云如慧、密行寂忍、圣可德玉、两生真从、莲月印正、明然如泰、雪臂峦、云幻宸、竹帆波都直接或间接阐教于黔中，据陈垣《明季黔南灯系表》统计，其三传、四传弟子达110人，使禅宗成为贵州文化一大主流。
任可澄《重刻语嵩禅师语录序》说：“黔当明清代嬗之际，禅宗有大善知识二人。振宗风于延江南北，北曰丈雪，南曰语嵩，皆嗣法乳于破山，称一时宗门龙象。”
丈雪禅师俗姓李，母姓姚，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内江逃荒至桐梓城西的芦溪里，次年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丈雪通醉。一岁时，父母带他回内江，5岁时拜内江古字山寺清然和尚为师，12至20岁学习佛学，同时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学问根基。20岁以后的六七年间，云游名寺访名师，增长见识。27岁拜破山海明为师，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四川，战事频繁，师徒俩避乱于大竹之佛恩寺、万峰山之活埋庵等处，破山海明此时传法于他，丈雪通醉遂成为佛教临济禅宗第32代传人，开始了中兴西南佛教的大师生涯。此后几年，丈雪通醉为避乱而东奔西走，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由铜梁云游至遵义县东乐安江畔龙兴寺（又名沙滩寺），不久离去。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再度到此，应黎朝邦父子之请，出任住持。丈雪大师博通禅机，将寺院更名为禹门寺。
丈雪住持禹门寺12年，“集四方禅子，盛讲别传”，在晨钟暮鼓中宣讲佛法，著书立说。丈雪学识渊博，深通禅理，著作繁富，成为名满川黔的佛教大师。丈雪在禹门寺“领众开田，广建禅居”，亲自种瓜种豆，在山上遍植柏树，修造了密如蜂房的殿堂，藏经楼里贮藏了四部《释藏》经书，寺内有破山、丈雪手笔及诗文、语录。后代佛门弟子受其影响，都精研佛学，自耕自食。几百年间，集黔中佛界之“宗门龙象”，成为贵州两大佛教圣地之一，被誉为黔北“第一清净土”。
丈雪返四川后，出任成都昭觉寺住持，遣弟子半月常涵到禹门寺传临济正宗法派。丈雪佛学造诣很高，著作有《青松诗集》《里中行》《杂著文》《丈雪语录》《锦江禅灯录》等，86岁在四川逸老关圆寂。《锦江禅灯录》记述了四川禅宗的传承及传法活动，在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中大放异彩，受到海内外禅学者器重，其禅法和著述，影响遍及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还远及陕西，流播到日本、东南亚等，日本将高僧丈雪通醉、天一禅师、语嵩禅师、莲月禅师的《语录》等著作收入《大藏经》。
丈雪任住持期间，禹门寺成为黔北重要的佛教与文化中心，寺内丰富的经藏、典籍，给前往求学者以充分的滋养，对清代中叶以后沙滩文化的出现产生了巨大影响。丈雪通醉既是高僧，也是明朝遗民，是杰出的佛教思想家，也是具有爱国思想、民族气节的学者与作家，对黔北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明末清初到遵义府传法的高僧，除丈雪通醉外，弘法于遵义县的有敏树如相、大冶道况、两生真从、藏天明宣、半月常涵、端鼻万、月幢彻了、紫石僧；弘法于绥阳的有月径彻字、石岩如昆、溪声园、圣可德玉、书云福旵、东山杜子、休休老人、草庵和尚；弘法于桐梓的有语嵩传裔、莲月印正；弘法于龙泉（今凤冈）、湄潭的有天隐道崇；弘法于务川的有象崖性珽等。他们多为破山海明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这些高僧都是临济正宗在贵州开一代禅法的创始者，博学多才，主要以“口授耳传”弘扬佛法，各有心得和建树，同时读书讲学，能诗文、善书画，为黔中留下一批诗词书画作品，在《黔诗纪略》中多有反映。他们与永历政权中一些文臣武将及社会上的文人墨客时有交往，对当时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语嵩（1611～1666年），名传裔，俗姓宋，重庆巴县人。语嵩继承百丈禅师寓禅于农的家风，他说：“百丈说大义，语嵩不谈禅。日出荷锄去，山前种野田。何须展两手，俯地觅青天。老汉非饶舌，当机理自然。”在西山中，语嵩带领众僧日夜劳动，“日中收芥子，雨后种油麻”。在农耕劳动中向众僧示以禅机，宣讲法教。他说：“且道如何是佛，居士便是。佛即汝，汝即佛，人法两泯，本无一物。”又说：“本无佛，亦无禅，就中一句自方圆。却笑区区外驰者，可怜掘地觅青天！”把不知自身即佛、心外觅佛的人讥为“掘地觅青天”。要成佛就必须把握“触类是道”，认为人的生心起念、一举一动都是佛性的表现。只有不徒呈机锋，一切放下，养神存性，任运自然，才能进入无主无宾的般若境界。语嵩寓禅于农，因材施教，扩大了禅学在贵州的传播，受到下层男女信众欢迎。
明代禅僧著述宏富，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诗歌、散文等，仅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就录载禅师语录30种，方外诗12部。《播雅》《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均录载有禅僧作品，一改贵州佛教无著述的局面。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宗教史料，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和文学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