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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末时的遵义府
一、平播后遵义政局
平播后，社会秩序并未完全安定，流官的统治遭到抵制反抗。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杨应龙的残余势力吴洪、卢文秀等，曾“遍书伪檄，谕夷汉头目，将以十一月初九举事”。该叛乱很快被兵备副使傅光宅，知府蔡凤梧会同总兵李应祥平定。
天启初年，永宁土司奢崇明、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遵义又一次遭受战乱，受祸十分严重。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明王朝调西南土兵赴关外抗击大金，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其子奢寅早有叛乱企图，奢崇明上疏请提兵三万赴援，派遣樊龙、张彤等领兵三万至重庆，四川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奢崇明乘机发动叛变，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奢军攻占重庆，连下合江、纳溪、泸州、遵义四十余城，围攻成都百余日。
此时遵义的道臣李品仙、参将万金等为援辽在重庆督兵，遵义城守备空虚。九月，奢崇明派扶国桢领兵攻陷遵义，这次战乱中，遵义城被“杀掠一空，民罹难最惨”。同年十二月由四川巡抚李耘派兵收复。
天启二年（1622年）春，水西土官安邦彦在乌撒土知府安效良支持下，挟持宣慰使安位起兵反明，破乌撒卫，围普安，困安南，占瓮安，踞龙里，包围贵阳城十余月。朝廷派贵州巡抚王三善督战讨伐，分兵三路解贵阳之围，进兵大方，在归途中王三善遭伏击身亡。奢、安声势复振，直抵沾益、曲靖，再围贵阳。安邦彦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号“大梁王”。七月，奢崇明的部队再次攻陷遵义，在这次战争中，驻守遵义的游击龚万禄战死，推官冯凤雏被杀，司狱、经历等多人坠城死。这次战争中，“贼恣意掳掠，地荒人绝，千里无烟”。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始由四川总督朱燮元派副总兵秦衍祚等率兵收复。
奢、安事件中，遵义是战争双方反复争夺之地，饱受战祸之害。
二、府、州、县城建设
（一）遵义府城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后，次年在湘江西岸战争废墟上修建遵义军民府府城，将原有的土城墙“改筑石城，石少者以砖代之”。因战争逃散的居民尚未返城，遂调用兵士于湘江西岸筑城。城墙西南绕山巅，无壕；东北临湘江为池。城墙高三丈，长九百五十丈四尺，垛口一千七百八十二个。建东、南、西、北四城门，分别称为宣仁门、阳明门、怀德门、望京门；城门上建城楼。
遵义县治与府同城，同年修建县衙，正堂居中前为露台，下为甬道，中立戒石坊，坊前为仪门，有翼室。门外有鼓楼。正堂后为后堂，为县正衙，有堂宅、翼室。衙内建有县丞厅、主簿厅、土地祠、典史署、监狱、赞政厅、常裕库、县仓。建有吏、户、礼房，兵、刑、工、承发房。其中工房主管全县城建交通、农业水利事业。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知府孙敏政增建更铺三十间，开小东门。老城初步形成，但规模不大，街房、道路等均未形成体系。直至清康熙年间虽经多次增筑修葺，仅为局部进行。老城城墙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长3041米，高9.6米。老城城墙遗迹存于大龙山越城至府后山西门沟山顶，沿山脊走向，长约800米。墙体外层方整石及墙垛已拆除，内填的毛石部分，最高处4米，墙体厚6～8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知府孙敏政令府属各州县在城乡择地建社学，遵义县建社学14所，选民间15岁以下学童就读。次年，在县衙左侧建遵义府学。
（二）真安州城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播州“改土归流”，原播州所辖真州长官司改置真安州（今正安县、道真自治县），隶遵义军民府。真安州城，位于今道真自治县城东南旧城凤嶺山下芙蓉江畔。《遵义府志》载，真安州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月兴工，次年秋告竣。由“遵义府同知管州事郭维屏，始建石城于思宁里一甲之潏水园”，所砌石城墙，石料近五千立方米。城垣规模为“周二里九分，高一丈四尺，广六百五十七丈一尺，垛口二千三百六十八，外环以壕。设门四：曰巩昌、兴化、永清、崇明，各建楼于上”。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雨圮，知州艾应甲补修。城垣周长2340米，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坝地、山坡各半。西、南、北三门建造在江边台地上，东门依山势建于土岗，地形东高西低，高差30～60米。城墙多已坍塌，仅存月城跨西门至北门间段落约800米，高不及4米。城墙以长方料石垒砌。毁损的城墙，仍可见夯土坭墩。
20世纪60年代初期，城内还能看到明万历年间的街道残址，南北门之间和西门潏水关（芙蓉江流经旧城一段古称潏水），均为通衢大道，能分辨出当年街道走向。城垣内遗物，有真武观上殿月台陡板石，城内出土明碑五通，清碑六通，其中《都察院禁约碑》比较重要，万历三十年（1602年）秋城垣竣工时立的兴化门碑被剔平，仍可辨识原刻锋迹。
潏水园真安州城，今称“旧城”。
（三）桐梓县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设县，知县何珩依山就水建县城，城墙周围三里，厚五尺。后溪水涨及城下，署县事合州知州段文郁议，缩城避水，规模缩减至初筑时的一半。后涪州知州王桂任知县，在城周植柳树，以固外堤；在旧城墙基础上以砖石加固，拓展四百三十丈。县城设四门：东曰东阳，南曰南薰，西曰西成，北曰北拱，各建城楼于上。
（四）绥阳县城
万历二十九年设县，知县詹淑主持建县城。《遵义军民府志》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水暴涨，冲毁城墙百丈余，改修城墙，距河三十丈许。不久又遭洪水之害，水迫城下。三十三年（1605年），疏导河流以避水患。以土石重垒城墙，周四百七十九丈，高一丈二尺，厚五尺。垛口高六尺。有将台一，炮台六。设门四座：东曰熙和，西曰永定，南曰清源，北曰拱极，各建楼于上。有水窦五个，小门五座。
（五）仁怀县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首任知县曹一科在留元坝仁怀里城池上改建加固，经过一年整修，砌筑城墙周围四百七十五丈，计五里三分，高一丈四尺，垛口一千一百三十三处，水洞三处，炮台四座，城门四，城楼四。城墙用青石、红砂条石砌成两面墙体，石灰勾缝，双体墙间填以石砾，用黄土夯实。城墙底宽6～7米，顶宽4～5米，有马道通往城墙顶。城墙上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四道城门洞均为石砌券拱，按东、南、西、北分别命名为“青阳门”“南薰门”“聚金门”和“天泽门”，用硬杂木制作双扇城门，外包铁皮。城南部的城墙修筑在山头上，沿山脊从东至西布局，在中段的两个山头之间建南门。城墙的西段、北段、东段均沿赤水河弯曲的河岸而建，形若“犁辕”，始称“犁辕坝”，后按谐音改雅称为“留元坝”。经历400多年风雨后，仍存两道城门，830多米城墙，是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经济发展
改土归流后，大量移民的进入及军屯的实施，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安奢之乱让经济再度遭到严重破坏。乱军对遵义“杀戮烧劫，历岁无虚”，人口“或入箐洞，或被掠卖”，各逃性命。乱军恣意掳掠，造成“地荒人绝，千里无烟”。天启三年（1623年），遵义“田荒民散，斗米数金，僵殍在道”，一片惨景。连续六年战争，大批田土无民耕种。官府为搜括征讨乱军的粮饷，每亩田赋增加三倍，为躲官军抓兵索饷，残存的大批农民相继逃亡，大量的田土没有主人。
天启七年（1627年），大将军聂文启招抚避乱异乡的农民回归家园，接收各地流离难民到遵义落业务农，由官府拨给田土，发给种子，耕种三年后才开始征粮，量报入册。经“三年招徕、三年植养，民始业耕业读”。
崇祯元年（1628年），四川总督朱燮元领官军平“安奢之乱”后，为解决军食，命军士屯垦遵义，耕种民田，“寓战于耕”。遵义西部、南部土地多为驻军屯垦，两年后奉行撤屯归民。开始征田粮，征额仅为原额的十分之二。
明末，外省移民将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方面的丰富经验传入遵义，遵义农耕工具的品种较前更多，有了提水机具龙骨车。随着人口发展，垦辟大量荒地坡土，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大麦、小麦、小米、高粱、荞子、黄豆、豌豆、胡豆、米豆、青麻和棉花等，遵义成为稻米高产区。赤水等低海拔河谷可收双季稻。明末，棉花生产遍于天下，遵义引种棉花。国外引进的新农作物品种有番薯、土菸、玉蜀黍，传入后普遍种植。遵义五属出产桃麻、火麻、茶叶、甘蔗、荔枝、蓝靛、生漆、白蜡、黄蜡、桐油、菜油、乌桕油、马鞍油、五倍子、杉木，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民间手工业和农副业逐步发展，有狩猎、采集、编织、铁竹木器具加工、陶器烧制、粮油加工、造纸、棉丝纺织、采煤、炼磺、熬硝、制糖、烧砖瓦、烧石灰等。明末出现榨油业、造纸业、印刷业、制糖业、制茶业和浆染业，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绥阳县产绵纸，遵义产构皮纸、草纸。产品除本地群众生产生活使用外，棉、丝织品和皮纸远销外地，棉织品和皮纸远销重庆、泸州、叙永、威宁、织金一带。明万历年间，仁怀茅台村已有酿酒作坊，在《邬氏族谱》的扉页上便绘有作坊的图样。明末遵义府以仁怀、习水、赤水产茶较多，“清明后采叶，压实为饼，一饼厚五六寸，长五六尺，广三四尺，重者百斤，外织竹筐包之。其课本县输纳，多贩至四川各县”。
《贵州通史》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瓮安、余庆、湄潭三县丈田数160022亩。田土总共1356622亩，平越一府的田土总数，大致与原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的民田总数相当，足见播州土地开垦比其他地区更有成效。民田中有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如专用于办学的“学田”，用以供养寺庙的“庙田”，用以赈灾的“备赈田”，用来修整桥梁的“桥田”，用以种植药物或补助医药费用的“惠民药局田”和“药田”，还有用以供养士兵的“养兵田”和供给递马的“递马田”等。
四、教育
实施改土归流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即修建遵义府儒学及先师庙，设桐梓县学，三十年（1602年）设真安州学。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知府孙敏政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遵义县始建社学14所，社师14人；正安州2所，5人；桐梓县22所，22人；绥阳县27所，27人；仁怀县22所，22人。遵义府共有社学87所，社师90人。至此，从府儒学到各地社学，建构起完备的教育体系。面向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群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遵义府呈现“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的面貌。随政治、经济改革深入，学校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地修孔庙、举办州学、县学和学宫，同时广兴义学，富户豪族请教师到家授学，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著名者有明末办的沙滩黎氏家塾。到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科，遵义就考中举人4名，从平播到明末考中武举6名。教育的发展提高了遵义民众文化素质，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文学
改土归流至明朝灭亡，是遵义地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应，反映建设、发展的诗文，占有突出位置，其作者主要为流官；明代毕竟进入末期，社会动荡，各类矛盾尖锐，多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中也有反映。
反映建设的，一是为书院、县学、祠庙、桥梁等写下的碑记，一是平播善后事宜的奏章。主要作者有绥阳知县詹淑、冯士奇、母扬袓，桐梓知县万建侯、王桂，平播总督李化龙，四川巡抚况上进，川、贵总督朱燮元等等。
反映社会心态的多为诗歌，或表现殉国情怀，或描述隐逸情致，或抨击社会不平，作者既有官员、士人，也有妇女、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