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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
隋唐时期，本域居民主要为濮人的后裔僚人，苗族在唐代从洞庭、五溪一带迁入。多种土地制度长期并存。水利的兴修促进了稳定高产水田的发展，铸造、纺织有了较大进步。
一、民族与人口发展
（一）土著民族
世居播州山区的僚人，是早期开发播州的土著民族，被称为“地盘业主，古老前人”。隋唐时，史书称僚人为仡僚、葛僚、革僚、佶僚等，都是仡佬的谐音异写，其族广泛分布在今川南、黔北、黔东一带。
唐初，播州编户仅一百户，人口稀少。《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播州播川郡有“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人”。至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播州发展到四千七百户，二万三千余口，贞观至长庆170余年间，播州人口增长了10倍。这说明在唐初和唐中期，播州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得到发展，人口持续增长。同时，在流官治理下，对户籍田亩的统计日益完善，清理出大批散居偏僻山区的人口，人口总量增加。总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僚人。
《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黔州六县共1212户，人口仅万余人，地广人稀。《太平寰宇记》说，黔州、思州、播州土著“杂居溪洞，多是蛮僚，其性犷悍，其风淫祀，礼法之道，固不知之”。思州风俗“同黔中地，在荒徼之外，蛮僚杂居，言语各异，产朱砂、水银、茶、蜡，常赋”。
播州世居民族以僚人为主。珍州有西平瑶。
（二）苗族西迁
殷周时，苗族先民大量聚居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春秋战国时，有苗族先民到巴蜀、夜郎等地区活动。东汉时，苗民中的小部分到达黔东、黔东南都柳江流域一带。东汉至隋朝，从“武陵蛮”部落群体中，分化出苗、瑶两个民族。因战争、饥馑、疾病流行、人口繁密、农田丢荒等原因，苗族不断西迁，陆续到达今黔东北和黔北定居。唐代，苗族从洞庭、湘西、五溪地区西迁进入播、夷、珍、溱等州，他们善狩猎，喜处山区，在刀耕火种生活中居无常地，一直“赶山为生”。在不断西迁的过程中，有的苗族定居下来，与当地僚人共同生活。苗族所居高寒山区，田土比例为一比五，以荞麦、小米、高粱、燕麦为主粮。
苗族善纺织，家家种青麻，精制麻丝漂白后，以植物或矿物颜料染成各色彩线，在木制织机上织成各种图案的花边、花带，色彩斑斓。也织单色麻布，有的轻薄致密，有的厚重结实，所织麻布多供自用，缝制衣裙袍服。蜡染是苗族传统印染工艺，以铜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绘花鸟虫鱼或几何图案，浸入蓝靛染缸，煮沸后蜡融，布上即现蓝底白花，有特殊韵味的冰裂纹。
（三）居住习俗
仡佬族先民的房屋建筑式样，很早就见诸史籍。《北史·僚传》记载，居住在今川黔山区的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记“南平僚”风俗说：“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多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南宋《溪蛮丛笑》记载：“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名羊楼。”形成此种“干栏”建筑的原因，一是因鬼禁忌而所居不着地；二是印证了仡佬族先民居住的云贵高原山区，雨多地湿雾气重，近地处沙虱、毒草、蝮蛇、瘴毒笼罩，环境恶劣，居住“干栏”式建筑，可减少毒虫伤害和风湿等疫病侵袭。至今仡佬族地区的木构建筑，仍保留“依山而建、楼上住人、楼下养畜”的格局，当地群众称之为“吊脚楼”。吊脚楼正房住人的房间，要以木坊子铺地，称为“地楼”。
僚人社会组织仍以村寨为单位，各部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世袭的王，“若中国之贵族也”。部落间作战时“获其生口，以充贱隶”。封建王朝对散居“深山者，仍不为编户”，僚人被“亲戚比领指授相卖”，成为主人的奴隶，其价非常低，被卖的奴隶如逃亡，“乃将买人捕捉，指若亡叛，获便缚之，即服为贱奴，不敢称良矣”。有的穷苦僚人甚至将兄弟、妻子卖与他人为奴，卖完后，“乃自卖以供祭”。《文献通考》记载，“蛮僚不辨姓氏……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为阿谟、阿政，妇人曰阿夷、阿等之类，今稍从汉俗，易为罗、杨二姓”。
二、土地关系
隋、唐政权在大规模土地立法中，开创以均田制为代表的土地法律制度，在北方，将国家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按家庭人口分配，个体农民得到一定的土地和宅基地。在生产力不高而又地广人稀的播州，并未实行均田制，许多部落的土地仍属于农村公社公有，凡是农村公社的成员都有权利获得一份土地，称为“口份田”，每年根据人口增减情况重新分配，田土不足则允许自由开荒。这种“计口给民”的“袓业口份田”，是公有土地，可以实行“公有私耕”，不允许典当和买卖，只能自耕自食，每年剩余不多。氏族部落转化为部落联盟后，形成亲族利益集团，在今贵州西部和西北一带，有“牂牁”“闽蛮”（今大方、黔西、金沙一带罗闽部族势力），乌江以南的“东谢”“西谢”等大部落，各有几千户、上万人，各部首领被唐朝分封为刺史，所领有的土地属于首领支配。土著居民只服从首领统辖，缺乏国家的概念和义务，因此“无徭役”，“无赋税之事”。但土民的房屋、农具、种子及农产品属私人所有，承认劳力者新开垦土地的合法私有。村社、部落之间往往发生偷盗和抢夺私有财产的征战，为保卫和夺取私有财产，耕种口份田的人唯一义务就是在发生战事时，自备粮草武器参加战斗。
罗荣入播后，在“开疆拓土”的军事征服中据有播州土地，占有僚人田庄、森林、草场，宣称其土地是“天子所授”，境内耕地和非耕地均属于以宗主为代表的土官家族所有。
罗氏将土著僚人“编户立差”，成为土官治下之民，战败的播州夷僚沦为农奴，大部分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其耕种田地，服劳役并服兵役，成为依附土官的农奴。土官机构是军事与行政合一的组织，兼有组织武装、征收赋税、维持治安、管理诉讼等职责。罗氏推行以土官治土民的政策，逐步巩固了播州封建领主地位。
为保证其领地世代为罗氏拥有，土官在领地确立宗族土地所有制，按封建宗法制确立嫡长子继位，称“大宗”，对内统率土官家族，对外是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土官，土官权力在大宗内世代承袭，称为“正袭”；宗子的同母弟和庶出兄弟称“小宗”，可以分得部分田土山林，分支另居，可以担任下级土目，土目则在小宗内继承，称“分袭”。土官家族中宗法制度起重要作用，根据血统亲疏，家族中的旁支对正宗族系有依附关系。
唐乾符三年（876年）杨氏入播后，依附于南诏的罗闽部族强大，成为播州西境主要威胁。罗闽部彝族的远袓源于古代西北氐、羌族的一支，辗转入今贵州境。蜀汉时，因其首领火济（或作济火，彝名妥阿则）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为“罗甸国王”。以后与历代封建中央王朝保持联系，唐、宋时期被称为“罗施鬼国”或“罗氏鬼国”。辖境以今贵州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治所在今大方县城，遂有“水西”之名。是东爨乌蛮仲牟由家族的后裔，东汉时在今滇、川、黔交界地建立了多个奴隶制政权，住在今威宁、毕节的为乌撒家族（又称纪俄格）；住在今大方、黔西一带的为阿者家族（又称水西家或慕俄格），这两支彝族部族雄踞黔西北，征服当地僚人后，其势力一直向东边的播州扩展，经常侵夺播州地，播州西半部一带，长期是罗闽同播州征战的前沿阵地，播、闽间界河古称罗闽河，即今遵义县乐民河。
杨氏家族凭借武力在播州确立封建领主地位后，以分封的形式授“军功田”，把播州土地分授给随同征讨播州有功的八姓家兵首领，八姓家兵将占领区的土地变为“合法的”封地。八姓土官家族将所占领并得到分封的土地打上本家族的印记，其领地称为赵家坝（今深溪）、谢家坝、罗衙（今三岔）、南衙坝等，令狐、成、娄三姓主要聚居于桐梓，占有元田坝、葫芦坝等良田美地，这些军功田属他们私有，实行世袭管理。播州各大姓土官在经营其领地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度，一些古地名流传至今。
土官强迫耕种土地的僚人交纳贡赋，据《杨氏家传》记载，入播始袓杨端生牧南，唐末五代时，牧南之子部射在同罗闽（宋称罗施鬼国，元明称水西，即今黔西、大方一带）部族争夺领地的战争中战死，部射之子三公被俘虏，关押于罗闽半年之久。阿永蛮酋长黑定救出三公，骑马护送回播州，在边界地渡江时，划船的播州夷僚“忽怀异志，引舟岸北”，要求三公“免我科赋，否则不以舟济”；三公施巫法招船过江后，“剪帛系僚颈，吸水噀之，帛成蛇形。僚伏地哀祈，誓输赋，不敢反”，证实了播州封建领主向僚人收取实物地租，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开始分离的史实。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这一时期，播州的土地占有制度呈现多种形态，平坝地区的大姓领主土地私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和山区僚人部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边远山区流徙人口旋开旋废的原始土地公有制残余形态长期并存。
三、农业
溱、夷、珍、播等州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山间坝子土地肥沃，溪河纵横易于灌溉，秦汉时，溪河坝地最早开垦为水田。至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加，垦田面积和聚落村寨扩大。据《十道志》载：“贞观十三年（639年）于其地置播州，有播川，因名焉。”“十四年（640年），将播州属之柯盈县更名带水县，因县北有带水为名。”《元和郡县志》等史料记载，播州所属芙蓉县、恭水县等，大多地处江边，因江水得名。这些县的治所就建于江河谷地。
先民将农耕过程中已经开垦熟化的好地逐步固定下来，实行轮作。僚人不断改进耕作方法，实行间作、轮作，学会翻犁土地、开挖、耕耘、除草，将坝地、有水灌溉的坡脚、谷地和半山土地改为水田，收获大幅度提高，从轮作种生荒地到稳定地耕种水田获得高产，是重大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地形不同，受水条件有异，水田类型很多，有溪井灌的冷水田，筑堤引灌的堰田，水车提灌的水车田，终年积水的滥包田，沿山分级修造的梯子田，只靠雨水浇灌的望天田等。因为地广人稀，水田少的人和无地的人还可以开垦山土为生。
唐末，播州就开始兴建水库，据《遵义府志》载，在城南30里紫金山下修有大水田堰（今共青湖）。据原置堰前的乾隆《万世永赖》碑记载：“粤稽大水田堰，肇自唐时”，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率兵击南诏入据播州，子孙世袭其地，碑文记载播州疆域“上齐乌江，下至重庆，左抵合江、泸州，右齐湖广柳杨（酉阳）、石柱。州内所属钱粮，永为杨姓供费。以故命修四十八庄，此系太平一庄。创造大堰一口，其制周围九里八分……灌救忠（庄里）七、八两甲之田。历唐宋元明及国朝，内外确遵，无敢擅议”。湖区面积640亩，蓄水185万立方米，最深处达8米。沿湖岸一周约十里。堤东建有放水涵闸和主干渠，古时，渠道“皆安石涯”过水，堤下涵洞用巨石砌为迭涩顶，工艺古老，兼有蓄洪、排灌、养鱼功能。大水田堰建成已千余年，是黔北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在发挥重要的蓄水灌溉功能，是研究黔北山区农业和水利开发史的重要文物古迹和旅游风景区。
唐代，除已开垦为水田的山间平坝和河谷地区外，在无法垦为稻田的山地栽种旱地作物。山区僚人依然采用十分粗放的方式进行刀耕火种。冬末春初将森林砍倒，晒干后焚之一炬，以竹签戳地播下谷物种子，任其自由生长，成熟时收割其穗。土地种过一年后地力下降，只好将其抛荒，转到别的地方再砍树，实行刀耕火种，因如此循环不已的土地轮作，住地要随时搬迁，称为“赶山吃饭”，这种耕作方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了几千年。民族学者写道：“其人多山居，迁徙无常。……种植多杂粮，旱谷、稗子、小米、芝麻、芋薯、荞子、红稗、豆之类。无犁、锄，惟以刀砍伐树，晒干，纵火焚之，播种于地，听其自生自实，名曰刀耕火种。其法今年种此，明年种彼，依次轮种，否则地力尽而不丰收矣”；“春来则聚全寨男女老幼，同耕一处，今岁耕此，明岁耕彼，不得乱耕，亦不得多耕。”这种耕作方式，黔北山民又称为“砍火烟”，有“火不烧山地不肥”之说，烈火烧过的土地疏松易播种，草木灰作为肥料，可促进农作物生长。新开的土地种三年后就丢弃，另开一匹山，旱地并无固定的主人。他们充分利用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继续“以射猎伐山为业”。
贵州高原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地，茶树品种丰富，黔北各县山林中，都有野生乔木大叶茶树，康熙《湄潭县志》记载，“平灵台，县北四十里……顶上方广十里，茶树千丛，清泉醇秀”。早在汉代，各族先民就采茶、饮茶，并作为治病药物和祭神之贡品。西汉时唐蒙入夜郎，发现了枸酱、茶叶、丹砂、雄黄、蜂蜜等物产，夜郎是最古老的产茶区。播州盛产优质茶，唐代陆羽《茶经》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唐代全国十个道中，有八个道、33个州产茶叶，播州产“生黃茶”。《茶经》说：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唐代夷州为今湄潭、凤冈、绥阳一带，费州为今与黔北相邻的德江、思南。播州为今遵义中心城区、遵义县及桐梓、绥阳部分地域，加上思州所辖之今务川，黔北地域播、夷、珍、溱等州皆辟园种茶，茶叶与邻近地区交易，是历史上传统名茶产地。
四、手工业
仡佬族先民在冶炼铸造方面历史悠久。《史记》载：秦汉时期，濮人就是“铁山鼓铸”“售贾椎髻之民”，是较早掌握炼铜铸鼓技术的民族。《北史·僚传》载：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是饮食炊事用具，也是打击乐器，在社会生活中，铜鼓成为地位、财富的象征。唐代，播州重铜鼓。南宋杨粲墓出土的两面精美铜鼓，列为中国南方八大类铜鼓的标准器之一，称遵义型铜鼓。
播州僚人以野麻为原料从事家庭纺织，善织“僚布”，麻园栽培以桃麻为主，火麻次之。桃麻中的串根麻质量最佳，用来织“娘子布”，是缝制桶裙、披袍的上品。
《旧唐书·南平僚传》：“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曰‘通裙’。”《溪蛮丛笑》载：“仡佬裙，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明代《炎徼纪闻》说：仡佬“以布二幅，横围腰间，旁无襞积，谓之‘桶裙’，男女同制”。
五、贡品
欧阳修主纂的《新唐书·地理志》载：“播州播川郡，土贡斑竹。”《元和郡县志》：“元和贡蜡二十斤。”
《元和郡县志》：珍州，开元贡蜡。
《唐书·地理志》：溱州，土贡文龟、斑布、丹砂。开元间贡茄子、楮皮布、苎布、黃蜡。元和年间（806～820年）贡蜡四十斤。
《唐书·地理志》：夷州，土贡犀角、蜡烛，开元贡斑布、粗布，元和贡葛粉三十斤。
《太平寰宇记》：南州，贡犀角；南州、溱州贡象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