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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频繁交流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献帝刘协禅位于曹丕，东汉灭亡。由此开始，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分立长达近400年，直至589年隋才再度统一全国。今黔北地域，三国时为蜀汉管辖，后属晋代，南北朝时先后归属南朝的宋、齐、梁与北朝的周。这一时期，建置更迭频繁，分立政权对边远地区常常难以实施有效治理，本域大姓势力不时凭借实力以称雄。在秦汉时期对西南夷开拓的基础上，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南中大姓称雄
东汉末年以来，世族门阀，豪强势力日渐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中心，成为左右时局的主要力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豪强并起，征战激烈；西南一隅，也出现南中大姓称雄的局面。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华阳国志·南中志》）。当时的“南中”，大抵为《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指的“南夷”地区。汉代在这地区先后建了牂牁、益州、越雟、永昌四郡，其地相当于今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大部、贵州大部及广西西北边缘地域。“南中大姓”即指这一地域内的豪门大族。
这些豪门大族，拥有广袤的土地，巨大的资产，众多的人口，大多还拥有被称为“部曲”或“家兵”的武装。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步入政坛，长期控制着地方政权。
“部曲”一词，源自汉代军队编制。《后汉书·百官制》说：“领导皆有部曲”。大将军军营有五部，每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每曲有军侯一人；曲下有屯，每屯有屯长一人。部、曲连用，就成了军队的代称，这一时期，特指大姓的私家武装。豪门大族将投靠他们的流离失所的农民以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战时打仗，平时从事农耕，实际上成为依附于他们的佃户，故以后将家仆也称为“部曲”，唐代以后才无此称呼。
大姓，既有内地移民，也有当地土著。内地移民有三种情况：一是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时由政府组织进入的，一是农民起义时为避乱、避打击而举家迁往的，一是当地郡县官吏与驻军后裔繁衍而成的。前两种来自巴、蜀地区，其中有的是秦代及汉初由中原迁往巴、蜀而又再迁南中的。土著大姓主要由当地部族上层发展而成。
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至晋代，南中地区，大姓林立，著名的就有三四十姓。牂牁郡境内的著名大姓有龙、傅、尹、董、谢、王、范等姓。晋代由牂牁郡划出而属新建平夷郡的鄨县，也有大姓，该志“鄨县”条说：“故犍为郡城也。不狼山出鄨水，入沅（按：应为“延”，即今之乌江）。有野生薜，可食。大姓王氏。”不狼山即娄山。
拥有经济实力与私家武装的南中大姓，左右着所在地域的局势，有时维护朝廷的权威，成为朝廷统治该地区的支撑力量，如牂牁谢氏在西汉末的“保境为汉”和东晋时的“保境为晋”。有时又制造事端甚而举兵反叛，如刘备逝世后，益州郡的雍氏、越雟郡的高氏、朱提郡的朱氏等皆先后发兵反蜀汉，诸葛亮南征即由此而起。
居于黔北的“大姓王氏”，未见其与重大事端相关的记载，而黔北大部地域当时所属的牂牁部，则大姓林立，亦为多事之区。
二、诸葛亮征南中
东汉灭亡的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迁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再一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独立，国号吴，史称东吴，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三国时期，包括今遵义市地域在内的南中地区为蜀汉所管辖。今遵义市中、东部8县（区）属牂牁郡的鄨县，东南角的余庆属牂牁郡的且兰县，西北部赤水河流域3县（市）属江阳郡符节县，西北部道真、务川分别属涪陵郡的涪陵县、汉复县。
南中各地虽在名义上接受了刘备的封号，蜀汉也派去了一些官员，而实际权力仍掌控在各豪强手中，有的官员甚而不能到治所上任，对所辖地域“遥领”而已，徒有其名。蜀汉昭烈帝章武（刘备年号）三年，即后主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死后，南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蜀汉派驻南中的官员纷纷被杀。
最先反叛的是益州郡（治所在滇地，今云南晋宁县东北）的豪强雍闿。他早已与东吴有联系，表示愿效忠东吴，孙权遥用他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县）太守。雍闿杀死蜀汉派去的太守正昂，继而举兵反蜀。越雟郡（治所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夷帅高定元割据一方，蜀汉派去的越雟太守龚禄、马谡皆未能前往上任，只能在八百里外的安上县（今四川屏山西新市镇）遥领，高定元继雍闓之后公开举兵反蜀。牂牁郡（治所故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郡丞、出自朱提郡大姓的朱褒自称太守，杀死前往查案的常颀，也起兵反蜀，一时“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三国志·蜀志·王连传》）。
刘备病逝当年，即章武三年、建兴元年（223年）南中“并皆叛乱”时，诸葛亮鉴于联吴抗魏之策尚未实现，内部实力也较空虚，并未立即发兵。建兴三年（225年），外已与孙权修好，内也作好了进攻的准备，春季即率部南征。
大军由成都出发，至僰道（今宜宾），分兵三路，第一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攻越雟；第二路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攻益州；第三路由马忠率领，攻牂牁。马忠一路经今渝南入黔北，越娄山、渡乌江，直指牂牁，进展顺利。《二国志·蜀志·马忠传》载：“（建兴）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
诸葛亮出兵当年即平定南中，一是诸葛亮大军压境时，豪强内部发生纷争，如雍闿及其亲信即为高定元三部曲所杀；一是诸葛亮审时度势，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加速了敌方的瓦解，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即为突出例证。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所撰对联即与平定南中有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采取和抚方针，有利于南中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措施有：一，增设郡县，增强机构，削弱原有大姓的地方势力；二，选派一批有才能者至南中，贯彻和抚方针；三，重视大姓及民族上层人士的任用；四，将南中一些富豪迁往成都，将一部分青壮年编入军队，使其远离大姓的根据地，削弱大姓原有的力量。这些措施，不仅稳定了南中，也为北伐中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谢恕“保郡独为晋”
263年，后主刘禅降魏，蜀汉灭亡。265年，司马氏代魏为晋，史称西晋。280年，吴帝孙皓降晋，东吴灭亡，三国终结，西晋政权统一了全国。统一十分短暂，304年，氏族部落酋长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史称成汉，成为与晋代并存的十六国之一。大分裂时代由此开始，经东晋，南北朝，直至隋代方实现统一。
由西晋开始，历代统治者占领南中以后，为分散当地大姓势力，以便于朝廷分而治之，采取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一再调整行政建置，将州、郡不断分割或合并。因此，行政区划变动十分频繁。
与黔北地域相关的重要变动有：一，西汉以来属牂牁郡的鄨县（今遵义市中部地域），西晋建兴元年（313年）改属划牂牁郡北部所建的平夷郡，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平夷郡改名为平蛮郡。二，东汉时属江阳郡的符节县（今仁怀、习水、赤水一带），东晋穆帝时，划北部建安乐县（今赤水境内）；南朝刘宋时，于今赤水、习水一带建绵水县；南齐时复置为东晋时的安乐县；梁时改安乐县为安乐戍；北周时又将安乐戍纳入合江县（不等于今四川合江县）。
南中有的大姓也能着眼全局，不为割据势力所左右，尽力支持中央王朝，如牂牁谢氏即为较突出者。西汉末年，蜀郡太守公孙述在成都自立为帝，牂牁功曹谢暹联合龙、傅、尹、董等大姓抗拒割据政权而“保境为汉”事，第四章已有介绍，东晋时，谢暹后裔谢恕，又有“保郡独为晋”之举。
西晋时在成都建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初，派李寿攻打宁州各郡，宁州之牂牁郡坚决与之抗争，时牂牁太守为谢恕。《晋书·李寿载纪》记述道：李寿“遣其镇东大将军征牂牁，太守谢恕保城距守者积日，不拔，会奕粮尽，引还”。《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元年，晋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阳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将军。奉威刑缓钝，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为雄弟李寿所破获，南中尽为雄所有。惟牂牁谢恕不为寿作用，遂保郡独为晋。官至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
牂牁一郡，毕竟实力有限，东晋咸和八年（333年）秋，亦被成汉占据。但成汉政权在此14年后，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被东晋安西将军桓温所灭，牂牁时局仍为大姓谢氏等左右。
四、三岔河岩墓及其岩刻
关于这一时期黔北经济、文化的史料较少，而三岔河岩刻则以其丰富内涵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
习水县三岔河场以北约1公里处，有一砂质岩壁，长100多米，高3～7米不等。此壁距三岔河岸约100米。壁上有大小不一的岩墓五座，墓旁及墓内有摩崖多处，蕴含着极有价值的社会、经济、文化信息。
此为三国时期的产物，地属三国中的蜀汉，这有崖刻中的“章武三年七月”字样为证：“章武”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
“章武三年”同时也是后主刘禅的“建兴元年”：“（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大赦改元。”（《三国志·蜀志·后主传》）“五月”就已“大赦改元”，已用“建兴”年号，“章武三年”哪有“七月”？这崖刻的“错误”传达出两个重要信息：一，当地并不知先主病逝并已改元之事，反映出交通之不便，消息之闭塞；二，当时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而当地仍沿用“章武”年号，说明蜀汉对这一地域的统治还是较为稳固的，这应是当地经济、文化得以有相当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个墓穴由南至北，第一、二两穴相隔较近，第三、四、五穴相毗邻。其中第二、四、五穴有崖刻。
第二穴墓门为长方形，宽2.30米，高1.25米；墓深2.18米。墓门上部仿一般住房，有脊部和倾斜的坡面。墓门左侧约0.3米处有阴刻37字，系阴刻，直排为三行：
这是姚、曾两家买卖该岩上墓地的契约，亦称作地券。这是贵州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商业文书，反映出黔北地域商贸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原一带，早在汉代，买卖土地已立地券，在商业活动中要立“文券”。此岩壁上之契约，不仅说明牂牁地区在蜀汉时已经有了土地买卖，且中原一带的商业行为规范或习惯亦已进入这一地域。
此岩上墓地之价格为“七十万”，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罗振玉《唐风楼砖录·地存》记载，东汉建初六年（81年）地价，“为田二十三亩奇百六十四步，直钱十万二千”，每亩约值四千三百多；中平五年（188年），房挑技买地券“（买）东家下余地一亩，直钱三千”。后者距蜀汉章武三年（223年）仅35年。若以每亩三千计，“七十万”可购地二百三十多亩；即使按每亩五千计，亦可购一百四十亩。岩上墓地，价格如此之高，买卖双方显然为富裕之家，亦可得知当地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四穴墓内左侧墓壁上有一浅浮雕鲤鱼，长0.4米，宽处约0.1米，“鼓鳍张嘴，作觅食状”（《遵义地区文物志·三岔河岩刻》），充满动感，富有生机。
第五穴崖刻最多，墓门两侧各有一阙，墓门上、下皆有鱼。两侧的阙，各高1.01米，宽0.68米，均为双重檐、宝顶。阙本为宫廷大门外两侧的建筑，为最高统治者所专有，象征其高大威严；秦汉以后，一些富豪之家亦建于自家宅前或墓前，以显现其身份之高贵。于此亦可见其经济上之富裕。墓门上端有一阴刻的捕鱼图：右侧为渔舟，一长竿从舟中伸向左上侧，驱鸬鹚下水捕鱼；左侧被驱之鸬鹚，面向右，展翅俯首，冲向中部的游鱼；此鱼似欲向右游往船底躲避。渔船前后两侧皆有长方形板状竖篷：前者横置，较矮；后者竖置，较高。此船小巧，简而不陋。鱼鳍皆向后摆动，显出奋力奔逃之状。鸬鹚之展翅，俯首，亦是追捕之态。全图拙扑而充满动感，有机地构成的故事，留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墓门下端，还有一阴刻的未完工的鱼。
岩墓面临的三岔河，为习水河之上游。习水河，古称鳛部水，系鳛部人生息之地，春秋时为鳛国所在。上述岩刻，反映出食鱼、捕鱼，在当地人们生活、生产以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鱼，已成为社会习俗的重要元素。
此岩壁较为坚硬，开凿出如此宽大的墓室，刻出诸多文字与图案，需有较好的铁制工具与较高的技艺。这表明此域当时的冶炼与刻石工艺皆已达到较高水平。
岩刻呈现出的文化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反映出南中文化在这一时期已有相当的进步。汉武帝开发南中，今黔北地域即为南中的前沿地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贵州境内也出现了各民族的大迁徙与频繁的文化交流，黔北则为汉民族普遍进入的地区，长达近四百年的动荡、交融中，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所见到的实物资料不多，因而蜀汉时期的三岔河石刻就显得尤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