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部落方国
今遵义地域,先秦时为“百濮”栖息之地,春秋时建立若干部落方国,战国时被大夜郎国统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当时西南夷地域中的先进地区。
一、建置
遵义先秦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及考古资料缺乏,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大致而言,春秋战国时(前770~前220年),在今贵州境内出现了许多“部落方国”或部落联盟。周春元先生等编著的《贵州古代史》说:“春秋时期,大致今德江、正安两县以北,为巴国南境。今绥阳、遵义、桐梓诸县,为鳖国境。今习水县四周,为鳛国境。今赤水、仁怀一带,为蜀国东南境。今乌江以南,盘江以北,云南曲靖以东,从江以西,为牂牁国北境。”“牂牁国名,最早见于《管子·小匡》篇齐桓公言:‘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瓜辰,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注曰:‘皆南夷国号’。”“春秋末年,牂牁国衰落,牂牁江上游(今北盘江)另一支濮人兴起,占领了牂牁国北部的直属领土,仍以夜郎邑为政治中心,定国号为夜郎,而将原牂牁国君及其族人迁于夜郎邑东北面的小邑,改号且兰,便于监视控制。夜郎君长迅速扩张势力,东南降服了毋敛国,西南降服了漏卧国,西边征服了莫与同竝等小国,北面越过延江(今乌江)北岸,征服了鳖国、鳛国、蜀国东南的僰国,巴国南境。”在今贵州境内,崛起了一个雄霸西南的大夜郎国。而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就是商周至西汉时期称为“百濮”的仡佬族的先民。
二、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仡佬族的先民濮人
仡佬族是贵州土地上的原生民族,是开荒辟草的“地盘业主”,属古“百濮”族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他们创造了灿烂而丰富的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闻名遐迩的盘县“大洞文化”和黔西“观音洞文化”;有“世界罕见、中国仅有”的数以千计的骨角器以及独具特征的石器制作方式“锐棱砸击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又建立了“西南夷君长以什数”中最大的夜郎国。对仡佬族的经济、生活习俗,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曰:“魋结、耕田、有邑聚”,即已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出现了村落和集镇,有了君长,其社会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
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战争、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的影响,民族迁徙成为不可阻拦的潮流。在贵州,各个外来民族因各自不同的原因,纷纷迁徙进入。春秋以前从西北迁入西南的氐羌民族,从长江中下游而西上的苗瑶民族,秦汉时期由东南沿海一带北迁而来的百越民族,从而在贵州形成了以百濮、氐羌、苗瑶、百越为主的四大族系。
秦汉时期,仡佬族文化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原政权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汉文化的挤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派庄蹻率军西征。秦汉时期,秦王朝及汉王朝的开疆拓土,特别是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对濮人部族征讨攻伐。《史记·西南夷传》:“秦时,命常(或作颇)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武帝派唐蒙带领大批士卒、辎重会见夜郎侯多同,“约为置吏”。自唐蒙通夜郎后,汉王朝屡次对西南用兵,灭且兰、攻句町、漏卧。夜郎的数次反叛,均遭到汉王朝的镇压,及到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陈立镇压了夜郎王兴及其岳父翁指的叛乱,结束了统治濮人地区近400年的夜郎政权。这一系列的战争,由于汉民族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作后盾,濮人民族几乎无还手之力。同时由于游牧民族氐羌的东进,为了争夺土地,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民族战争。《西南彝志》和《水西制度》中,就记载了彝族古代先民的默部和布部两支,分别从今滇西北的会泽、宣威向黔西北、六盘水和黔西南、安顺地区迁徙时,都曾与当地的濮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中,濮人战败了,丧失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夜郎国,濮人的这次失败,伤及元气,致使其隐族埋名,四散迁徙流离,改变族称,以图生存。部分濮人与汉人及氐羌融合,有的被迫北迁巴蜀,融入巴、蜀等其他民族之中。这一结果必然使其文化也受到强压而引起结构性的改变,这种结构性改变的最大表现是族属称谓的改变和消失。它实际上是强权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的反映——在濮人文化中融入了氐羌等文化因子。
在《史记》中,濮、越、氐羌等是平等的民族,三国以后,有关濮人的记载逐渐减少,而代之以夷僚或僚的称谓。僚之称谓出现于史书,最早是陈寿、张华这两个同时代人的著作。《三国志·张嶷传》注:“陈寿《益部耆旧传》说:‘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两千人,悉传诣汉中。’陈寿在《三国志·霍峻传》中说:‘时永昌郡夷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上述所谓‘僚种’‘夷僚’‘僚子’,即指僚人。魏晋以后,濮人并不是突然就消失了,而是秦、汉以来越人逐渐北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将濮人、越人常泛称为僚,因此对牂牁地区发生的同一事件他们或称夷僚,或称夷濮。其实均指这里的濮人。”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又称为“夷濮”;《后汉书·西南夷传》称为“夷僚”。《水经·若水注》既有“夷濮”又有“夷僚”的记载。《华阳国志》记“谈稿县有濮僚”“兴古郡……多鸠僚濮”。魏晋以后,濮称消失,以僚专称。《魏书》有载:“僚者,盖南蛮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亦言:“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魏书·僚传》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濮人融入众多南方少数民族夷、蛮之中变为了僚人。同时,晋以后,僚人的分布与先秦时期濮人的分布相比较,范围缩小了。《太平寰宇记》卷356引晋人郭义恭《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郁林、苍梧。”
仡佬之称谓,虽始见宋代朱辅的《溪蛮丛笑》,但从隋、唐起,出现于史籍中的“仡僚”“偈僚”“葛僚”“佶僚”等,都是仡佬的谐音异写。隋代黄闵《武陵记》载:“(武山)山半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其中有四……其四曰仡僚。”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载:“锦州洛浦县(今湖南保靖县境)……县东、西各有石城一,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上。”据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解:“僚”作为部落称谓当读作“佬”,说明仡佬是从僚人中演变而来的。仡佬一词大量出现于史籍是在宋代。黄庭坚在《过洞庭青草湖》中云:“行矣勿迟留,蕉林追惕僚。”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道:“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有仡偻,有山瑶。”《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谓: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辰州僚之千人款附”。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则谓仡佬与苗、傜、僚、壮皆“五溪之蛮”。牂牁地域是仡佬族主要分布区域,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指出:“僚在牂牁。”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仡佬族。
濮人以农业为主,平坦地区多种水稻,山区旱地多种杂粮,属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三、夜郎时期的经济
(一)耕田、有邑聚
《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徼外蛮夷也。”从《史记》“魋结、耕田、有邑聚”的记述及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出夜郎的习俗和经济形态,“魋结”表明了夜郎民族的习俗特征,从发式上与编发之民有本质区别,从而说明其习俗差异。“耕田”说明夜郎已进入定居农耕社会,而且应该有水田、种稻谷,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研究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考察,认为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已达“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而“有邑聚”则不仅是定居,更表明夜郎社会已有了一定的城镇规模,而城镇的产生,必然带来商业贸易的发展,社会经济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务川大坪汉墓群的发现就证明了《史记》的这一记载。整个大坪汉墓群分布面积约30平方千米,东至官学村习常头,南至三坑村干溪、高家湾,西至官学村唐家,北至官学村杉银、场上,在这个大的分布范围内,大致可分为官学村场上、杉银、毛岗子,龙潭村长坳、朱砂井,龙潭村中寨、沙坝,三坑村肖家岗,三坑村干溪、高家湾等5个集中分布的重点区。20世纪60年代,江边一带始有蒜头壶、箭镞、汉砖等遗物发现。1987年11月,贵州省博物馆在江边、官学一带清理墓葬6座,出土铜钵、铜耳环、陶罐、钱币、朱砂等物。之后,又陆续有铜蒜头壶、钫壶、铜镜等遗物发现。2004年7月,为配合石垭子电站的修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水淹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江边一带又新发现汉代遗址2处。2007年10月16日~2008年1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管所,对大坪汉墓群展开发掘。共计清理窑址2座、汉墓36座、明墓1座,出土的400余件(套)文物有陶、铜、铁等质地,以前两类为主。陶器有罐、洗、瓮、甑、釜、壶、盒、豆、耳杯、魁、井盖、三角、俑、房屋模型、水塘模型和摇钱树座等。壶中有陶蒜头壶。耳杯中的陶胎漆耳杯最有特点。俑分动物俑和人俑。动物俑有猪、狗、鸡等类;人俑均较小,有说唱俑和侍立俑等。一尊塑成辟邪的陶摇钱树座威武雄健,极具艺术造诣。铜器有蒜头壶、蒜头口扁壶、洗、鼎、鍪、镜、带钩、印章、俑、摇钱树残件等。还有鎏金铜圈、鎏金木器(仅留鎏金部分)、漆木器(仅留漆纹)、料耳珰、带钩、朱砂、五铢钱、汉板瓦、瓦当、骨角器等。此次清理的36座墓葬的年代涵盖了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1982年文物普查,估计前后出土汉砖一万块以上,“附近村寨几乎家家打灶、砌猪圈等都用这种砖”。汉砖主要用于营建墓室,在务川,汉砖墓室分布广、数量多、类型多。其形制有长方形、楔形、子母梯形;花纹有三角纹、斜方格纹、车轮纹、弧线纹、半圆形瓦当纹等,还有一种在砖上大书隶书“富贵”二字,字形古朴工整,优美大方。像这样体积庞大、数量众多的墓砖,无论从当时的交通条件,还是经济效益看,都不可能从内地运入,而只能在当地烧造。而水塘、井盖、房屋模型,更是“耕田,有邑聚”的明证。
据《西南彝志》称:仡佬人“在天宫炼钢,在天宫织布”,认为仡佬人炼钢、织布历史悠久,以炼钢织布著称。早在战国时期,仡佬族人就基本掌握了冶炼钢铁技术,其冶炼程序是:先将铁矿石在炼铁炉里按一层木炭、一层矿石,又一层木炭、又一层矿石的顺序多层叠放。然后燃烧木炭,使铁矿由青色变为红色。再取出炼过的矿石,捣碎为鸡蛋大,又如上法依次放于炉中,用风箱鼓风助燃,使之化为铁水,流入炉门前砂坑中,冷却即为生铁。捣碎生铁,装入矮炉下层,上面积放干柴,燃烧柴,以倒火熔化铁块,铁水注入炉底,用铁棍团拢拉出,即为熟铁。若将熟铁、生铁再混合装炉内再炼,即变为钢。此种冶炼法虽较简单原始,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务川县所产大树茶,历史上即享有盛名。大树茶又名“乌龙大叶茶”,史料称为“都濡茶”。此茶产量高,芽长柔润,黄亮嫩绿,色泽透明,其香味馥郁浓烈,有药用之功、提神益寿之效。北宋文学家黄庭坚高度赞扬都濡(今务川境内)茶“味殊厚”。他在《阮郎归》一词中又赞其:“品高闻外江……都濡春味长。”因而,这种大叶茶便被称为“都濡茶”,且声名远播。
(二)丹砂开采
仡佬族采砂炼汞,历史悠久,始于商周时期。宝王,传说是仡佬族的袓先,因其献丹砂于周武王而被封为“宝王”,后被仡佬族人尊奉为“宝王菩萨”。并在盛产丹砂的三坑、板场、金钱山、金鸡山等地建宝王庙祭拜。这一时期的采砂炼汞工艺称为土法炼汞,其工艺流程主要为采矿、淘砂、炼汞。
1.采矿。在铁器工具未被创制之前,仡佬族人开采砂矿采用的都是最原始的高温淬冷法,即先用大火猛烧岩石,然后迅速用冷水泼洒,岩石炸裂后,再沿裂缝凿取砂矿。铁器工具如锤、凿、钎等普遍使用后,开采砂矿才相对容易一些,但所凿矿洞也仅仅只容一人,这些窄小的矿洞被当地人看作是传说中的麻阳人开凿的矿洞。近代随着火药的被运用,开采砂矿变得更为容易。
2.淘砂。用水洗法,将砂矿捶打成细沙颗粒,然后放在摇船上的摇篼中用水淘洗,被滤过的浊水在船中沉淀,沉淀物就是混合着朱砂的矿砂,最后将矿砂放在淘盆中多次反复用水筛选,即可直接得到红色的朱砂。淘出朱砂后,剩余的矿砂则用来炼汞。
3.炼汞。炼汞有特制的汞灶。在土中挖一条长2米的沟,称火道,在火道上一前一后放两口很厚的铁锅,将过滤剩下的矿沙放在铁锅内,然后分别在铁锅上放一个用竹子编成的圆桶形状的竹甑子,然后在竹甑子上再放一口底部有缺口的铁锅,缺口上倒放一个坛子(当地称“盎子”),这就是炼汞的土灶。仡佬族炼汞技艺的基本原理是高温冶炼,当到达一定温度时,锅内矿砂受热后蒸发的汞蒸气上升,在坛子内遇冷凝固,这种凝固物就是汞。古法炼汞,采用燃香计时法。即在灶的旁边插一炷香,当香烧到一半时,将坛子迅速取下,然后把附在坛子内壁的汞抹下,当地人称“抹盎”,再将坛子放回原处。一炷香烧完,再抹一次“盎”,这一锅矿砂就算炼完了。一支灶一天一夜一般可以烧出水银500克。
朱砂,矿物名,因其色红,经久不褪而得名,其体半透明,为炼汞主要原料。性微寒,味甘,可药用,中医学上用为安神、定惊药,主治癫狂、惊悸、不寐等症。朱砂有着广泛的用途,可作颜料、可入药、可炼水银,更是方士炼丹所必需的原料。贵州万山、务川等地朱砂藏量丰富,当地仡佬族先民濮人、僚人多以采砂为生计。南宋《溪蛮丛笑》记载:“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人以火攻取。”古代,仡佬族人采砂,先凿穴如井,深约数丈,夏秋之际积柴薪于穴中,至冬则燃烧柴薪,使穴周围岩石受高温酥松断裂,遂剥石取砂。
在2008年发掘的36座墓葬中,16座出土粉末状或颗粒状朱砂,比例高达44.44%。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这一数据充分表明,时人已对朱砂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早在两汉时期,务川就已经开始开采朱砂。汉墓在务川的分布,在江边至干溪一带尤为集中,与朱砂的分布区基本重合,也间接说明了务川大坪汉墓群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