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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浙大在遵义
内迁院校影响最大的是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全力支持浙大，浙大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竭力推动黔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遵、湄人民全力支持
浙大的前身是1897年创建于浙江杭州的求是书院，是我国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书院几易其名，于1928年7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被迫外迁。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自1937年9月起，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二迁赣中吉安、泰和，三迁桂北宜山，于1940年初四迁黔北遵义、湄潭。其间，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辗转2600多公里，历尽艰辛，恰似1934～1935年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抵达遵义一样，故被誉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直至1946年6月复员东归杭州，在此艰辛办学近7年之久。期间，遵、湄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给浙大以全力支持。
浙大迁居遵、湄，并非原定计划。当浙大拟迁安顺、镇宁、贵阳、惠水尚未定夺之际，1939年6月，学校成立迁校委员会，首先派文学院梅光迪院长赴黔北洽商，已有初步成果。竺校长决定亲自赴遵义、湄潭察看，进一步了解沿途运输条件、物产、民情风俗及可用房舍。竺校长到遵义，受到遵义当局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表示尽量腾出庙宇、公房，出租私房，满足浙大办学需要。6月14日，竺校长抵湄潭，当地县长陪同巡视各处可用的庙宇祠堂，湄潭21个团体又联合集会热烈欢迎浙大迁湄，民众也表示愿意建房出租。贵州省政府当局也以湄潭文化高、物价廉，建议浙大迁湄。同时，省政府表示补助浙大迁移费1万元，省公路局表示可用运输车辆支持浙大搬迁遵义。由于省府、遵、湄地方政府及人民的大力支持，促成了浙大迁遵、湄计划的定夺与实现。
竺校长察看遵、湄后，遵、湄地方政府及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成立相应机构，协助浙大迁校事宜。
在遵义，首先腾出老城子弹库、何家巷、江公祠、川袓庙、老邮局旧址等公用房舍，同时，抓紧洽商租赁新、老二城若干私房。
在湄潭，以县长为首成立浙大迁移协助会，请浙大校长、教授列席讨论，决定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公用建筑，支援房舍250余间；又决定将湄潭中学和浙大实验学校（即附中）合并，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
浙大迁到遵、湄后，除浙大自身新建部分实验场所、住宿房舍、活动场地外，绝大部分用房是遵、湄人民慷慨提供的。
至1940年初冬，在遵、湄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浙大各院系的用房大体落实，并迁移完毕。总的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组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组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湄潭永兴；另有设在浙东的龙泉分校学生，读过一年级后也转到遵义、湄潭继续学业。
浙大在遵、湄办学7年，数千名师生先后在此生活、工作和学习，人民用辛勤的汗水种出的米粮、蔬菜，养育了浙大师生。一些地方知名人士也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如团溪人、贵大教授华仲麟先生，在每年3000担军粮的重负下，仍拨米贱售给浙大，以缓解千余师生吃粮的困难。
二、英才济济硕果累累
在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浙大在遵、湄办学期间，英才济济，硕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都处于当时的科研前沿。
文学院对遵义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进行研究，开展田野考察，并撰文著书。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锷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缪钺的《诗词散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等等，都是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理学院苏步青（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学派的创始人）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琎对中国化学史的研究，王葆仁对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研究，张其楷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等，都是在学科前沿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还被认定为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工学院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汾的活性染料研究等等，都是难得的成果。
农学院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取得的成果特多。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孙逢吉的芥菜复种研究，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及蔬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湄潭胡桃、李梨的研究，熊同和的植物无性繁殖，林汝瑶的观赏植物，杨守珍的豆薯各部的杀虫作用，彭谦与朱袓祥的土壤酸度试剂，蔡邦华与唐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锡臣的小麦研究，过兴先的玉米和棉花研究，储椒生的榨菜研究，罗登义的营养学，陈鸿逵与杨新美的白木耳栽培，葛起新的茶树病虫害，祝汝佐的中国桑虫，杨新美的贵州食用蕈人工栽培，蔡邦华的西南各省煌虫、马铃薯蛀虫、稻苞虫研究，吴载德的家蚕补叶饲育，吴文晖与赵明强的遵湄农家经济等等，都是结合当地生产实际进行研究的成果。
师范学院文组成果纳入文学院，理组成果纳入理学院，独有教育系独成一家，成果也不少。如郑晓沧的教育论著与译著，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都是当时的新兴课题，成果在国内外备受重视。
浙大在遵、湄艰苦条件下获得了卓越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对中华民族文化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浙大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英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1944年两次参观考察浙大后，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这是当之无愧的。
浙大保全了苏步青、王淦昌等一大批老科学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科学人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有27人曾在浙大任教，有40人是浙大历届毕业生。在这67人中，80%以上都曾在遵、湄生活过，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
三、对黔北经济文化的推动
浙大在遵、湄办学7年，一方面，遵、湄人民给浙大以全力支持；另一方面，浙大竭尽全力推动黔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
给黔北地区输入了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浙大工学院利用“工程师节”在新东门举办展览，展出飞机残骸、电话、电灯、柴油机、发电机、电焊，作多种拉力、压力试验，用当地原料生产肥皂等等，这些都让遵义父老耳目一新，起到了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启迪民智的良好作用。
推动中小学教育发展。浙大迁遵后，曾将贵州和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对教师培训，教学大纲制定，教学示范等都作了许多具体工作。1941年4月，浙大在遵义召开教学辅导会，开办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会，培训教师。1944年春，又在遵义举办教员函授学校。浙大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社教工作服务队”，开展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青年补习班、民众阅览室，举办展览会等。在湄潭，帮助地方政府举办防空训练、防毒知识传习和职业补习教育等活动。在上述活动中，“求是”学风对当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推广农业科技，培养农技人才。浙大农学院在黔北先后推广了马铃薯、番茄、西瓜、甜瓜、洋葱、油菜、小麦和水稻等优良品种，办起了面粉加工厂，还推广了蚕桑、白木耳和食用菇。湄红茶的研制卓有成效，为以后湄潭、凤冈等地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登义教授对野果剌梨营养的研究，使刺梨身价百倍。蔡邦华、唐觉教授对五倍子的研究，为遵义生产倍酸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新中国成立后以五倍子为原料的化工产品大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罗登义教授和一批学农的学生留在贵州工作，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农技人才。
对团溪锰矿的勘定和开发。刘之远教授勘探认定团溪锰矿是高品位的战略金属，此矿当时即就近供重庆钢铁厂作冶炼之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遵义建立我国第一家专业生产锰铁合金的企业，结束了我国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铁的历史。同时利用锰粉，研制成功针状高锰酸钾（含量99%以上），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
《遵义新志》对遵义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研讨，篇章大都为地学著作，对遵义经济开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浙大复员东归时，校行政会议决定，将部分公物无偿移交遵、湄地方政府；部分图书赠给当地学校。这些公物，包括新建的全部房舍和部分用具，以及无法运走的机械实验设备。其中一台180马力的柴油机留在遵义，新中国成立后改装发电，于1951年在狮子桥头建起遵义人民电厂。
1946年5月，浙大即将复员东归，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隆重欢送会，由83岁高龄的蒋箎谱老先生代表遵义教育文化界献旗，上书“善教继志，遵道救学，嘉贤容众，毁方瓦合”16个大字，表达了遵义人民的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