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前中期的播州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前，今遵义地域绝大部分属播州宣慰司，沿袭土司制度，由播州杨氏第21～29代世袭统治。集农、林、牧、手工业、矿冶为一体的庄园经济较为发达，落后的生产关系及杨氏家族内乱，使教育、文化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制约。

一、播州宣慰司

明初，朝廷将元朝在今贵州境所设的土司进行归并，势力最大的土司有贵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合称为“四大土司”。明永乐年间革除思州、思南宣慰司。播州宣慰司为最大的土司。播州宣慰司领有安宁、黄平、草塘等安抚司，播州、余庆、白泥、瓮水、真州、容山、怀远、宣化等长官司。

明代播州宣慰司下设“总管、总领、把总、提调、书吏，各理事务”。长官司以下，领寨、坪、洞、蛮、村、团、部等基层单位。以乌江为界，划宣慰司领地为“江内七牌”“江外四牌”，牌是一种行政建置。播州划为54个里，里下为排，排下为甲，设里长，土司分别委任属下的大姓头人、提调、坐寨等土目管事。

明朝总结历史经验，对元代土司制度进行深化，并日趋严密。明代土司与府州县及卫所严格分开。土司是朝廷敕封的官员，分为文职和武职，文职属布政司而隶于吏部，武职属卫所而隶于兵部。各级土官的品级、官职比照流官，以官品分尊卑之等差。明代土司官品，自从三品至从九品，共十四个等级。播州宣慰使从三品、宣慰同知正四品、宣抚使从四品、安抚使从五品、长官司长官及蛮夷长官正六品。各级土司皆由朝廷直接任命，并亲至京城受职，由朝廷颁给各级土司金牌、银印、铜印，以“统抚夷民”。土司层层统辖，实行世袭制。不得调职，不准兼任流官。

土司子弟必须入学、习礼，否则不准承袭，承袭也必须由朝廷认可。

明廷为有效地控制各级土官，又设有流官佐治。各宣慰、宣抚司的经历，安抚、长官司及土州的吏目、土县的典史，大多由流官担任。同时设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土驿丞等土官，与同级流官品级相同。

宣慰使、宣抚使管辖司内军民之政，原属吏部。后明朝政府因宣抚司、宣慰使司都领有土兵，战时听从朝廷征调，洪武末年改由兵部管辖，但实际上没有全部贯彻。职责是“抚辑诸蛮，谨守疆土”，维持本境治安。在所辖区域内，掌握兵权，管理民政，财赋田粮，设衙门、公堂、监狱，可以拘拿、刑讯甚至处决反抗他们的人，土司的意志就是法律。

土司臣服朝廷，宣慰使、宣抚使必须定期入京朝觐，按年交纳定额赋税，称为“岁纳”或“差发”，是应尽之责，可以上交银两，也可以交粮食和物资。播州率先归顺明朝，《明史·土官传》：“洪武七年（1374年），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对播州以示优宠。这种优待只在明初实行，到明中期已规定了数额，成化十八年（1482年），播州土司差头目文锦去南京进缴黄册（户籍资料），黄册是赋税的依据。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记载，四川巡抚张瓒曾预拨成化十四、十五年税粮6796石，供修筑安宁宣抚司治城作军夫粮，由此推算，当时播州每年的税粮已定为3898石。

明代对土司朝贡有明确规定，《明会典》卷九十九：“土官每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安抚使、长官等亦要向朝廷朝贡。有时土司本人亲赴京城，多数时间遣子侄或使节前往，向皇帝谢恩，并接受朝廷封赏。播州贡品有名马、巨杉、金丝楠木、虎皮、雨毡、甲仗、药材、铜鼓、茶叶、蜜蜡、优质米，腊月底前抵达京城，“投进封奏本，方物赴礼部验进”，违例者不赏或只给半赏。

播州宣慰使属四川管辖，有关土司袭职等大事，经四川地方官申报朝廷，凡事“必三司先按实奏请而后许”，朝廷也常派遣四川地方官吏处理播州事务。播州军事管理上，曾有两次隶属贵州。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贵州省一级的军事机构即都指挥使司已经建立，为了当时军事上的需要，播州由四川划归贵州，至洪武二十七年（1384年）四月又划属四川。嘉靖元年至隆庆二年（1522～1568年），由于真州苗族卢阿项“称乱”，将播州改属贵州的思石兵备道。“及真州盗平，地方安靖，播人以为非便……仍以播归四川”，但思石兵备道仍兼制播地。

土司政权是封建领主世袭制，拥有土地、人民，土司杨应龙统治时，自称“半朝天子”，“侈然如古之邦君”。土司统治下，各族人民对土司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没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像牲畜一样被人买卖，并无条件听从土司驱遣。《贵州通志·土司志》载：“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袓宗千百年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土司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与人也。……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倾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土目之传唤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众饮之，则生死唯命。”《贵州通志·前事志》：“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

二、播州土地制度

明代，播州宣慰司辖地长期隶属四川，与巴、蜀联系紧密，农业和手工业进步，拥有较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开垦大量土地。播州“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里”，都是土司和各级土目的私产。建立了大批庄园，经济远比贵州发达。先后入主播州的罗氏、杨氏土官家族及属下的头目、提调、坐寨等土目和大姓头人，是大宗土地拥有者。土官虽受天朝爵号，实际是“自王其地”的富足“藩王”，各级土官已彻底分化出来，成为“抚辑诸蛮，谨守疆土”的统治阶级。他们一方面靠收取田赋过活，同时拥有自己的“养印田”“阴免田”，强迫农奴耕种。长官衙门直接向土民征收贡赋和田税。这一土地所有制形式受到中央王朝的肯定，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谕播州宣慰司杨铿：“尔先世世笃忠诚，故使子孙代有爵土。”在这些地区，一切土地都归土司所有，“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鬻田有禁”，“不得私售田土”，阻碍了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人口不准流动，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

明朝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对人民和土地的控制。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政府在户帖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户籍调查，在各地编制了赋役黄册。黄册以户为主，详细登录各户人丁、事产及其变动的情况，每隔十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政府经过普遍丈量土地，在各州县编制了鱼鳞图册，以土地为主详细记载了每乡每里每户土地的类别、亩数和方圆四至；有的鱼鳞册在地主土地项下还附有佃户的姓名。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掌握和控制户籍和田土，据以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

播州宣慰司执行中央朝廷规定的赋役之法，在统计户籍基础上编制了黄册。《勘处播州事宜疏》记载，景泰中，播州宣慰使曾派遣土目到南京呈报黄册。为明确耕地所有权，便于管理，播州的田土都在丈量基础上编制了鱼鳞图册。平播后官府在清查水西、永宁土司侵占的播州西北故土时，就是查阅播州土地鱼鳞图册，明确土地的权属后，将这些田土归还了遵义军民府。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将家族内起支配作用的血统宗法关系转化为政权组织形式，在辖境内设置了五十四个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庄、十三亲管等机构实施管理，赋税和杂派差役，由土司自派自收自支。万历元年（1573年），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执行“一条鞭法”，赋税合一，田赋按亩计税，以银交纳。计田出夫，田一顷出丁夫一名，计亩征银，同输于官。各里甲实行“编户齐民，计亩升科”。

杨氏入主播州，罗氏退居副职，世袭播州宣慰司同知，杨罗二氏都占有大批土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版《罗氏宗谱·田里》记载：“田里一行，未闻有载于谱者，然吾家田里，其受之天子，传之先君者，今已千有余年……故惟田里之散见者不记，而出于印官者记之特详。”此书记载罗氏土官占有的庄园：“河内（指乌江北岸地区）十三处，河外（乌江以南黄平等地）七处”；罗氏土官拥有的土地在谱书中记为“田畴”，以“处”为单位计算，共计“案内八十处，案外五十八处”，这138处田畴，每“处”都包括大片田地，罗氏共计拥有田土多少万亩不得而知。

土官领地内的田土全部为领主世袭所有，不得买卖，耕种者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领主作为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同时又作为国家政权的代表，征收赋税。凡占有份地的人都必须承担赋税和徭役。土官实行“计口分田”，人民事实上成为土地的附属物。

辖境内比较肥沃的田土都由土司自己掌握经营，称作“官庄”或“公土”“公家田”。另将若干土地划给属官作为俸禄，称为“头人庄田”或“私土”。其余的薄田瘦土则划为若干小块分给农民耕种，称为“份地”，土地所有权属于土司，因此又称为公田，农民“分地而耕、纳租于主者”。

公田有五种：粮田、夫田、站田、马排田、祭祀田。粮田，指所有权属于土司，由农奴耕种的“口份田”，用以解决耕者口粮。夫田，即夫差田，耕种份地的农民，以服劳役的方式为土司或头人服特定的劳役，实行劳役地租。夫田种类很多，根据农奴服劳役的种类而定不同的名称，如伙夫田、挑水田、舂米田、割路田、柴火田、小菜田、渡户田、针线田、被窝田、筷子田、班夫田、四脚马田、奶妈田、打更田、马草田、火药田、魔公田等。站田，又称栈田，种田的人都住在交通线或驿道的“站口”上，不纳粮，不服劳役，唯一任务是负责接待过往的各级土司、土目、把事及其亲友，责如驿卒。马排田亦称“兵田”，种马排田的人必须为土官当土兵（马排，又称马前牌，指士兵），最先种兵田的人很多，为的是解决军士衣食问题，供应战争军饷。后来马排田安排给差役耕种，为土司传邮驿，跑腿当差。祭祀田，主要是将死亡绝户的田地收归家族或村寨集体所有，所产谷物折银，用作祭祀袓先或寨神之用的田，又称为“清明田”。

私田，就是土司土目从他们占有的良田美地中，抽出一部分最肥沃的上等田，作为他们享有的私产，又称“养膳田”。他们不劳动，由田土所在地村寨的农户代耕，按照“众苗通力合作，土目按亩收利”的办法耕种和管理。私田分为印官田和把事田两种。印官田，是掌印之土官私有的田地，是土官的“职份田”，或称“俸禄田”，印官田实行世袭。把事田是土司分配给下级土目、师爷、里长、把事、头人的职份田，是这些人据以维生的俸禄田，把事田不能世袭，一旦去职，立即收回把事田，分配给新担任该职务的人员。

三、播州庄园经济

明代播州农业经济朝封建庄园经济发展，集农、林、牧、副、渔为一体，并发展纺织、冶炼、铁木制器、手工艺加工业，社会分工日益专业，社会经济呈现综合性特点。杨氏建立的大小官庄，成为明代播州农业、手工业主要的生产基地。

据朝廷侍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本目引文，未载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疏），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22世土司杨辉拥有庄田145处，主要种植稻谷、杂粮及麻类，年收粮食六百万石。另有猎场11处，蜡崖28处，渔潭13处，茶园28处。在高坪海龙囤对山建有养马城，专事驯养战马，有马500余匹，牛2000余头。有专业养猪场、山羊屯十余处，有专门供应果蔬的果园、菜园，生产土漆的漆山，供应建筑木材的杉山。此外有银场、铅场、铁冶等各几十处。播州宣慰司为了管理百余处庄园，有一套管理机构，在宣慰司驻地建有“孳牲局”“管马院”“养鹰局”（打猎用），“大厨、小厨二局”（专供美食肴馔）。又将各处田土编成“府分”，每府设“火者”（阉人，相当于宫廷的太监）、都从，都管、提督管理。

现在可考的播州庄园，今遵义县及中心城区境内有太平庄、桃溪庄、三岔罗衙、团溪雷水庄、松林上庄坝与下庄坝、忠庄、海龙坝、高坪衙院、官坝永安庄、泮水石壁庄、火烧舟斗牛城、团泽洪江坝；今余庆白泥坝，绥阳旺草坝、洋川坝，桐梓葫芦坝、元田坝、夜郎坝、九坝，仁怀二郎坝等。黔北最具规模的高原坝子、最宜农耕灌溉的大片良田美地，都属土司庄园。遵义县大水田东紫金山麓田坝，地名至今仍称为太平庄，是杨氏土官宋代修造的官家庄园。

土司庄园已形成农、林、畜牧、手工业、矿冶业专业分工明确的庞大经济体系。

至明代，播州水利工程集大成，杨氏土司在城南70里筑雷水堰，坝高5米，库容120万立方米，水面占地100亩。在城南40里修筑白泥堰，“周五六里，一望登阔”。在城南60里建八幅堰，坝高15米，总库容145万立方米，水面占地400余亩。城南80里石家堰，中有龙井，总库容10万立方米，水面占地20亩。此外，龙坑大水田附近建有梳池堰。仅遵义县境内现存播州时代兴建的水利工程，就有大水田堰、雷水堰、军筑堰、白泥堰、双仙堰、常舒堰、千工堰、官庄堰、八幅堰、官陂堰、双龙塘、楼子堰、螺蛳堰、龙魁堰、菱角堰、芙蓉水、水淹塘、马搭塘、乡坪大堰等，这些水库库容均在10万立方米以上，其中多数至今还在蓄水灌田。

木材为播州大宗的优质产品，除自用和进贡外，播州木材经乌江水运至长江，东出三峡，远销往武汉、南京等地。

明代早期，播州土司将各种工匠编入户籍，称为“匠户”，从事建筑营造，金银器、铜铁器工艺品加工。明成化、嘉靖以后，匠户一般改“以银代役”，工匠为谋生，纷纷自立建起作坊，形成行业经营。《平播全书》记载，在今遵义城南万里路一带，播州加工制造铜器的手工作坊形成了一条街。

播州金银器的制作，在明代已相当精致，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冠，纪年划花银盆两件文物，1954年在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土司墓中出土。

烧造业在明代有较大发展，主要是烧制砖瓦、石灰和陶瓷。明代播州大兴土木，大规模地修建城垣、桥梁、道路、官署、军营、民房及宫观寺庙，需要使用大量的砖瓦和石灰，这些建筑材料用量大，各地就地取材，纷纷建立“烧窑”。杨氏土司的砖瓦窑很多，其中一座在海龙下坝江边“瓦窑台”，是为杨应龙修海龙囤时烧制砖瓦的窑址。播州产陶器，器皿有缸、瓮、罂、钵、盘、碗、灯台等。近年来海龙囤出土了一些文物，其中有明代的陶器和瓷器。

播州修造城池营寨、构建宫室庙宇、修筑道路桥梁水利和土司墓葬等工程，各个庄局设有专业机构和施工队伍，由大总管负责指挥，由提调组织实施，由提领负责现场施工。

播州不断发展对外交通，在前代路基上增修和扩建，以播州治（今遵义）为中心，驿道向四周发展。由遵义城经石子铺、檬梓桥、排军、鸡喉关、泗渡、板桥，越娄山关入桐梓县境，宽1.5米，是为北大道。西大道由播州城起，经忠庄铺、马坎关、八里水、乐蒙城、鸭溪口（今鸭溪镇）、白腊坎、马蹄石、西安寨、泮水场、鼓楼隘入黔西境，大道宽约1.5米。南大道由播州城经忠庄、半边街、养马水、懒板凳、黄村场、新站、螺蛳堰、泥沟塘、乌江渡入开州，经扎佐达贵阳，宽1.8～2.2米。

东南大道元代开拓，明代重修，从播州城南门关经桑木垭、深溪水、龙坪、团溪，过盐行坡、石滚坡、庹家碾房、和尚场渡湘江，入瓮安珠藏。东通黄平、镇远、平溪（今玉屏）入湖南，宽约1.3～1.5米。西北大道经丰盛场（今枫香镇）、青坑、井坝入今仁怀县。东北大道从播州城起，经四面山、蒲老场、绥阳县城、真安州（今正安）至今重庆市彭水、南川。

四、播州进贡

（一）采贡大木

明朝廷长期在贵州、四川南部采办“皇木”，称为贡木。播州盛产杉木、楠木，梓木、檀香木（青檀）等美木巨材，从明正德年间开始在播州采办大木。明朝嘉靖年间，朝廷下诏修仁寿宫，派工部营缮司主事龚辉到播州采大楠，大兴采木持续14年之久，耗费甚巨，丢掉几千民工性命，才把5000棵大楠木运进京中。万历年间，朝廷又令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水西宣慰使安国亨采伐大木进贡修建十三陵。

《遵义府志·木政》记载采木酷政给播州人民造成的苦难，“即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岂止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已；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陨。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长在山险箐深之地的巨大楠木，起运艰难，无法出山，遂就地设“楠木厂”，锯成板枋运走。今遵义县仙人山东侧遵桐交界地，有地名“楠木厂”，因这一带盛产楠木而得名。仙人山南坡三岔河，也有小地名叫“楠木厂”，仙人山中漂运板材的山溪，得名“板水沟”，金鼎山下金川窑，有地名大板水和小板水，三合镇乌江北岸有楠木坪，娄山关一带有地名楠木厂，毛石镇有地名木方，尚嵇镇乌江边有楠木渡，都曾是贵重木材楠木的砍伐、加工、扎排水运基地。

（二）贡茶及“播州茶仓”

贵州茶叶品质优良，明朝规定名贵茶叶三年一贡。

明朝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其茶法分商茶和官茶。榷茶征课曰商茶，贮边易马曰官茶。商茶行于江南，官茶行于陕西汉中和四川地区（包括播州）。

为确保四川完成100万斤茶叶易马，《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置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仓四所。命……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人交易及与西蕃市马。”“播州茶仓”是西南四大茶仓之一，收聚黔北各地所产茶叶，由四川茶盐都转运司召商人交纳大米以供军粮，按官发茶引买茶，贩运至西番地方与藏族易马，以解决军马之缺。茶马司所得茶叶，除有时召茶商纳粮支茶或令商人将茶折银以备赈灾储边外，其余全部茶叶都用于买马之用，以规定各部族每年卖马数额的金牌差马支茶法为主要买马方式，明代是中国汉藏茶马互市最发达的时期，“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朝廷在播州建茶仓，足证播州当时已成为茶叶的重要产区和贸易中心。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容山长官司，韩、张二姓长官每年必须将茶叶交到播州茶仓。土司开辟茶园大规模种植。直至成化七年（1471年）才“罢播州茶仓”。在习水土城南面赤水河西岸儒维半山上，至今还保存有许多明代由军人薅种的大茶树、茶场遗址和儒溪长官司袁氏土司从西蕃贩回马匹的忙存地点“养马司”等地名和遗迹。

（三）贡名马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大夏国明玉珍以全蜀降，归附明朝，向朝廷献良马十匹，其中一马毛色纯白，身长十一尺，首高九尺，此马产于乌江南岸之养龙坑（即今遵义县乌江镇养龙村），“精彩明晃，振鬣一鸣，万马为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辄作人立而吼”，明太袓朱元璋十分喜爱，称为“天生英物”，“亲撰祝策，诏有司以牲牢祀于马袓，然后，敕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压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渐柔顺”。八月癸酉，朱元璋到清凉山坛行夕月礼，骑这匹白马出行，“如蹑云而驰，一尘弗惊”，皇帝很高兴，将这匹宝马赐名为“飞越峰”，命御用监画家马晋臣将这匹马的真形绘成画，藏在内库里。并命擅于文章的大学士宋濂作《天马赞》称颂。

明代贡天马的乌江养龙坑，以出“龙驹马”著称，今地名仍称为养龙站，养龙槽。

据《明实录》记载，从明初洪武至明末万历年间，播州土司共计向朝廷进贡137次，贡品以名马为多，共计贡马94次。洪武二十年征杨铿入朝，贡马10匹。永乐六年杨升贡马14匹；九年，杨升入朝贺万寿，贡马；永乐十五年（1417年），再贡马300匹。最少的一次是万历元年（1573年），杨应龙遣杨美贡马二匹。播州进贡朝廷的其他贡品有金银器皿、水银朱砂、鹰、盔甲等。正统四年（1439年），播州土司杨炯贡大象。成化十年（1445年），杨纲贡骆驼。朝贡均有赏赐，朝廷赏给土司钞锭、金银、绮、帛、锦、冠带、袍服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杨铿亲率56人进京贡马，“赏赐白金三百两，锦、绮各十匹，钞五十锭”。永乐十年（1412年）正月，赏赐杨升黃金百两，金织绮衣一袭。正德十六年（1521年），“赐致仕宣慰使杨斌蟒衣玉带”。万历中杨应龙得赏大红飞鱼品服。《明史·四川土司二》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播州宣慰使杨升朝贡至北方时，“迎大驾（即明成袓朱棣）于徐州”，成袓“召见行殿”。杨升统领播州时，曾九次入朝进贡，主要贡物为良马，颇受皇帝宠信，“赐玺书褒谕”。

五、播州文化

（一）教育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在京师设国子监，同时通令全国府、州、县也设立学校。洪武十三年（1380年）播州开始办学，最早是播州长官司学（相当州县一级的学校），永乐四年（1406年）升为宣慰司学（相当府学）。《贵州古代史》所列明代贵州的学校，洪武时共四所，以播州宣慰司学为最早。播州宣慰司学的教官不实行世袭制度，由明政府派遣。嘉靖元年（1522年），杨相奏请，皇帝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一部。

据现有资料，明代有进士、举人，以及武举、恩贡、拔贡、副榜、岁贡等60人（按清代遵义府地域统计，不包括整个播州）。整个明代，播州中举人的仅6人，由于史料缺乏，《遵义府志》据《陈志》所载明代播州科举资料极不完整。除因战争损毁史料外，明朝中后期，播州杨氏家族陷入持久的内乱分裂和战争状态，无法发展教育，与宋元之世播州“择师礼贤”、“蛮荒子弟乃多读书”的情况相比，明朝中后期播州的文化教育呈现萧条、停滞态势。

平播以后，总督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对设学校专立一款，极为重视。平播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建府学。遵义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与《明史·职官志》规定的名额训导四人不合，原因是正遇上万历时裁减各府训导。

（二）文学

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但诗歌较有代表性，散文虽全为应用文，也有较好篇章。

播州土司、播州其他诗人、流官、方外等几个方面皆有作品。土司子弟自幼受到较好教育，历代土司都有一定的文化教养，杨粲、杨纲、杨辉、杨斌等均能赋诗。杨斌有8诗存世，其中4首题刻于大水田边鹤鸣洞，3首题刻于桃源洞。隐居真安长官司的邹公敢、浪迹山水的播州长官司人何敏树各存诗1首，真安长官司宋渌五、七言绝句各1首题刻于今正安东9千米处鱼塘之石壁上。

现存见于碑石、铜钟及出自墓葬、家谱的应用文有10多篇。陈尚钟写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金子囤碑记》、铸于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的绥阳辰山寺铜钟的铭文皆收入文集。金子囤在今习水土城镇境内，遗址尚存。辰山铜钟为播州杨氏第25代土司杨爱与僧合铸。

（三）艺术

从现在残存的资料看，艺术以书法和石刻较有成就，书法流传至今的有杨应龙《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手书后勒石，此碑原在五风楼遗址下，碑高86厘米，宽1.8米，正文25行，共328字。碑文颜体楷书，阴刻，笔锋雄劲，工整秀丽。早年的拓片完整清晰，其书法和石刻艺术都有较高水平。有人认为，在“省内其他地区迄今尚未发现类似的石刻或摩崖”，这是明代遵义书法和石刻的珍品之一。

石刻艺术，以中寺石刻最为著名。中寺位于娄山关南板桥镇，石刻分布在此寺前后二殿的露台石栏上。不但数量多，而且精美。前殿石栏的上下部位刻有忍冬纹，连续万字纹，中夹莲花装饰。中间六幅大型青石高浮雕，内容分别为捕鱼图、攻战图、砍樵图、读书图、饮宴图、象耕图。石栏上有六根方形望柱，每柱前部刻对联。大型浮雕两旁又分别刻诗文和图案，前殿石栏正面共有二十块石雕。后殿石栏上大型浮雕图六幅，内容分别为麟凤朝阳、锦鸡花鹿、普度众生、白马渡江、野鹿朱雀、金狮拜月，大型书法两幅。后殿石栏有望柱十根，望柱头上分别刻罗汉、麒麟、狮、猴、四不像等圆雕，柱前部刻对联及诗文等。后殿石栏雕刻共有二十二块。这些精美的人物、鸟兽、花卉、书法等雕刻，表现了明代遵义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平。1982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单位，现全部移到杨粲墓博物馆陈列。

（四）宗教

明代，播州宣慰司颇重佛教，重修宋、元古刹，如大德护国寺（今湘山寺），龙坪后台坝建复兴寺（今瓦厂寺）。又修真安州慈化寺、桐梓龙居寺、绥阳辰山寺等15所寺庙。万历以来建寺，计有遵义大士阁、禹门寺及正安州蟠溪寺、桐梓县莲池寺、绥阳县螺水寺等21寺。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中央设立了僧录司，置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各一人，掌管全国佛教。在地方，府设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人，掌一府僧人、寺庙；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由僧正、僧会掌管。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均设在当地的大寺中，不另立司署。建文四年（1402年），四川播州宣慰司率先请设僧纲司，虽然已获批准，实际上永乐五年（1407年）才在永安庄建立僧纲司。

明代土司崇佛，播州杨氏第24、25、26世土司杨辉、杨爱、杨斌皆修庙堂，并铸造铁钟、铜钟置寺中。

播州土司同时崇奉佛、道二教，主要道观有宣慰司城内的大报天正一宫、高坪紫霞山道教琳宫“先天观”，道教遗迹有大水田鹤鸣洞摩崖石刻，这三处道教遗址，都与癫狂才士杨斌有关。

元代，大报天正一宫毁于火，至正六年（1346年），时任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杨嘉真，播州军民宣抚都指挥使杨忠彦重建。重建过程历时十年之久。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播州发生家族內乱，杨友率军“攻劫州治，琳宇遂罹兵燹”，正一宫第二次毁于火灾。嘉靖元年（1522年），由致仕宣慰使杨斌与其子杨相重建，历时十四年才修复旧观，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战中，正一宫被水西土司军安疆臣部烧毁，建筑今已不存。

播州是道教传播的主要区域，宋元以来，道教在播州已渐盛行，全真道士陈致虚收了若干弟子，建有一批宫观。入明以后，杨氏土司重修了宋代所建的玄妙观、玉皇观和元代所修的集贞观，还有真州的冲虚观、瓮安草塘的后岩观、黄平的福智观和平越的凝真观。杨氏又于正德年间在高坪北面的紫霞山建先天观，嘉靖间在桐梓城北一百二十里建黄沙观，万历间又于黄平五台山建玉虚府，在金风山上建白帝宫，平越的高真观也是这一时期所建，道教极盛一时。杨氏土司崇道者不乏其人。宣慰使杨爱，因为笃信道教，自号为“一元道人”。他的儿子杨斌，更是迷信道教，现存的道教遗迹有遵义鹤鸣洞和紫霞山两处。

鹤鸣洞位于杨氏太平庄紫金山麓，在今遵义县城西北大水田畔，洞口顶横刻“鹤鸣风景”四字。洞口左右石壁上，各刻剔地摩崖七绝诗二首，洞外石壁上有几十幅道教符箓石刻。“符”，是道士书写的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箓”，是记述天曹佐吏之名，又有朱符错杂其间的秘文。符箓是天师道、正一道派的主要方术，在民间流传甚广。这些充满神秘宗教气息的符箓石刻，应是杨斌书刻的秘文，是明代播州道教的重要遗迹。

紫霞山道教遗址，位于杨氏高坪官庄之西，今属汇川区高坪镇紫金村。紫霞山是著名道教圣地，元末明初，道士涵蟾子称“紫霞山人”，曾在此炼丹，辑有《金丹正理大全》一书。山上有三座峰呈“品”字状分列，称“千岁峰”，山后有绝壁“舍身崖”，此地“河流涌前，诸山森立，盘迤峻异，极一方之形胜”。

（五）傩戏

遵义是傩文化盛行的地区。祭傩，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明代史料中常记仡佬、苗族“俗尚鬼”“疾病不服药，唯祭鬼而已”“得兽祭鬼”“得钱则祭鬼而后食”之类习俗，说明当时傩祭普遍。道教在贵州广为传播，与民间信仰和民俗结合，把各种法事渗入其中，致使傩具有更神秘的色彩。

民间流行的傩戏又叫撞傩、唱阳戏、打保福，还被形象地称为“跳大牙巴”。务川、道真、湄潭民间的傩戏，由于领牲受祭的神灵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目，由东岳大帝、丙灵太子领牲的称傩戏，由二郎领牲的称阳戏，由大官童子领牲的称梓潼戏。

道真的傩戏，是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酬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原始戏曲形式，民间有剧本、唱词，师徒传承。凡正戏剧目，都戴上各种不同角色的面具，锣、鼓、唢呐伴奏，亦歌亦舞，有唱有白，庄重诙谐，文、武、美、丑相戏其间。道真傩戏常见的人物脸谱有40余种。而戏班通常必备的面具有山王、将军、判官、唐氏太婆等25种，道具主要有印鉴、牌带、师刀、令牌等20余种；服装有蟒袍、罗裙、龙凤花鞋、冠、衣、裙、裤等近20种。

（六）城池 建筑

播州宣慰司城在平播战争中全部毁灭，其规模、范围、街道、主要建筑等缺乏文献记载，零星见于明代人文章中的资料和钟铭、石刻。城在湘江西岸锦屏山下（今俗称府后山），东抵湘江岸（今新华桥），南至回龙山（今狮子桥侧），往南，城外有打铜街，即今万里路。北至洗马滩，石刻称为兴隆街，“至正元年建”。城内街道，已知的仅有二街三坊，即卧龙坊、清湘坊、仁坊，其余街、坊失载。《平播全书·叙功疏》提到“焚贼衙宇、家庙、新川后川等衙及阖州房宅”，“新川后川等衙”所在位置不详。杨寅秋奏疏提到焚播州城时，“所未毁者州后玉皇观与东山（今桃源山）、香山（今湘山寺）数寺”。播州城周残存的土石城墙约长5公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修复，在原墙基上增砖石加固，清代因之。

土司所建的城池，境内现存播州海龙囤、真安州土司旧城两个遗址。

海龙囤遗址，在今遵义城北30公里的龙岩山上，是南宋播州土官杨文始建的军事城堡，称龙崖囤，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29世土司杨应龙重修，城堡面积1.5平方公里。囤上九关石城门，皆占尽地利，扼险而设，铜柱、铁柱二关建在临河山嘴上，三方城墙，为第一道防线；飞虎关建于半山岩顶，下连三十六步天梯，以悬岩作天然护墙，岩顶凿壁为栈道，上通飞龙关。囤顶飞龙、朝天、飞凤三关相连，互成掎角之势，建在杀人沟深渊东侧，雄踞飞虎关后岩之顶，成为第三层关隘群。囤西侧三道关，构建在山脊线的三级台地上，中夹土、月二城，钳制南北两道深谷，阻击囤后之敌。这些关隘前或设平台，或掘壕堑，安吊桥出入。有的关前后均置城门，城上营造箭楼，城楼嵌砖石，或建女儿墙，可防箭矢，抵敌枪炮。城楼歇山顶，飞檐出挑，遮护城墙，备足弓弩、火炮、梭标、滚木檑石，火砖、大砍刀等各种守城利器。囤后三关间，建为瓮城，即后关土城和万安关下月城，土月二城前后置关，左右有墙，敌入阵中，则据城围歼，犹如“瓮中捉鳖”。

海龙囤“一蒂孤悬”，“四围斩绝陡无门”，百丈悬岩下白沙水、腰带岩深谷左右夹护，成为天然护城河，极难仰攻。播军在后关外沟谷中，构筑了陷阱群，深壑巨堑处处伏下杀机，飞鸟腾猿难以逾越。

囤上各关附近皆建兵营、粮库、武器库，屯军防守。囤顶有校场坝、点将台，是操军演武之所。

宋代和明代土司衙署宫室建筑群，分布在囤顶海拔1300米的两道山梁上，在前后九关拱卫下，杨应龙官邸和后宫多重殿宇、厅堂、宫室在中轴线上迭层而建，足显威仪。廊、庙、阁楼、侧房、配殿、仓房、浴室、庖厨等建筑展布在中轴两翼。衙署前重门深锁，八字石墙拱卫，九级石踏道通向殿宇。天井铺石板，室内安地砖。从纵横分布的石基台，可推断建筑群的规模和“前朝后寝”的格局。遗址堆积各式砖瓦，瓦当，出土兽头、鸱吻、长瓦钉，证明这座播州最后的“王城”是宫殿建筑群，战时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当年高楼巨厦，崇宏壮丽，广宅蝉联，雕栏绣幕，极一时之伟观。

真安州城垣在今道真县东南30公里处的芙蓉江边，原为土司所建，周长2340米。有东、南、西、北四门，除东门外，其余皆为水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改为真安州城，次年改筑为石城。后以“偏处北隅，形如坐井”，将州治迁往毋敛坝（今正安新州）。

（七）高坪杨氏墓葬群

墓群位于播州治城北15千米高坪（今属汇川区）珍珠山。高坪北连板桥永安庄、娄山关；西邻养马城、海龙囤，高坪适居于中。播州杨氏墓葬分布在珍珠山的地瓜堡、衙院两道山梁上，前临平川和枫香塘河，视野开阔；山下大坝阳光充足，水源丰富，肥沃良田一年两熟，宋代即是播州杨氏庄园，建有“衙院”、佛教寺庙广佛寺。每座墓前有拜台、华表、八字墙，周绕墓垣，墓后有山林古木遮护，墓附近有祭祠、享堂等建筑，岁时祭奠，坟山由家奴看管。

1972年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清理发掘了这批古墓，从出土的残碑、墓志铭、圹志铭、修墓题记等文字材料，证实这4座墓葬分别是播州杨氏土官15世杨文、21世杨升、22世杨纲、24世杨爱及其妻妾子女之墓。其中杨文墓建造于南宋末年，其余3座系明朝正统五年（1440年）至正德十三年（1517年）间的墓葬。几座墓均系规模巨大的夫妇合坟，每个封土堆中少则两个墓室，其中杨爱墓四函石室并列，石室上覆封土，前辟宽广拜台，气象不同凡响。建墓所用巨大的青石板材，加工平整，打磨光滑，以榫卯扣合为墓室，结构坚固。造墓石板小者千斤，大者重达八吨。在墓门、墓壁、墓顶等部位，分别雕刻圆日、卷云纹、盆景花卉、毬纹格眼及几何图案，在坚硬易脆的青石上雕刻图案，称为“石头上绣花”，一斧一凿间，表现出精湛的雕刻技艺。

这四座墓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年平播战争中被官军掘毁，殉葬品全被掳走，幸存甚少，清理中仅发现骑马陶俑10余件，铜锁、铜筷、金花片各1件，《杨文神道碑》残石2块，杨文妻《田氏圹志铭》一方，杨升、杨纲墓志铭各1方，杨升后妻《故弘农郡夫人田氏墓志铭》一方。1954年，在遵义高坪的地瓜堡杨文墓和杨纲墓之间一座五间墓室的小型石墓中，出土了一批很精美的金银器和玉器，是当地在修建仓库时，石工取用墓石发现的。在这批器物中，“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冠”“纪年划花银盆”可代表这一时期金、银器制作水平。根据这一地区的历史条件和器物的特点，可以断定为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遗物，对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研究西南和播州古代史具有重要价值。

高坪杨氏墓群属于巴蜀风格的巨大石室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这批土官墓规模巨大、占地500余亩，雕造精工，气势壮伟，民间称为“官坟”“皇坟”，是贵州最大的石室墓群。高坪杨氏墓群与洪江杨烈墓、雷水堰杨辉墓、桃溪寺古墓群等土司墓，建造风格相同，均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