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开发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今遵义地域也纳入全国版图。秦末大乱，各据旧境自立，西汉又重归统一。五尺道、南夷道的开辟，促进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汉代出现了舍人、盛览、尹珍三位遵义以及贵州的文化先驱。
一、建置
（一）秦代的巴蜀边徼和鄨县
早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战国时期，秦国已灭了巴国、蜀国，将其地置为巴郡、蜀郡。今遵义市一带，大约属于巴郡的西南边徼，蜀郡的东南边徼。同时，秦又将“大夜郎”的“旁小邑”之一的鳖国改置为鄨县。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命常
但是，从秦统一（前221年）到汉朝建立（前206年），才有15年时间，此方原有土著君长，趁秦末大乱及其败灭，又各据旧境自立，恢复固有称号。
（二）汉代的夜郎与犍为等郡
汉初，“大夜郎”的局面回潮，独立于汉之外，割据统领一方。《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通夜郎”之后，开通西南夷，设置郡县，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理，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变化。
汉代所置郡县与今遵义相关的，有巴郡、犍为郡和牂牁郡。
巴郡
领十一县，其中的涪陵县，县治在今彭水，其西南部包有今遵义市的道真、务川之地。
犍为郡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划出夜郎所控制的延江（今乌江）北岸地、割原巴郡蜀郡的一部分，合置为犍为郡。郡治在鄨县（后北移至僰道）。所领十一县中，大部在今四川、重庆，部分在今黔西和云南。与今遵义相关的，除鄨县外，还有符县。符县主要在今四川合江，但辖有今遵义市的赤水、习水地域。
牂牁郡
汉武帝建犍为郡以后，数年间，历经修南夷道、置邮亭、灭且兰、破南越、平定南夷等历史事件，夜郎侯入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赐金印，给其保留一定领地。元封元年（前110年），在南夷一带建立牂牁郡，领十七县，以且兰县（今贵州福泉县境）为郡治。十七县中，在今贵州和云南的各有八个县，在今广西的有一个县。与今遵义相关的是鄨县（包有今遵义、绥阳、桐梓地域）。
另外，在郡县之上，设十三部刺史以督察郡县，犍为郡、牂牁郡均隶属于益州。
夜郎王国的消亡：古夜郎王国出现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推行郡县制，又几度废弛。在唐蒙通夜郎、置郡县之后，朝廷为了羁縻夜郎，又赐其王以印绶，形成郡、国并存局面。《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即使如此，夜郎王还是不甘心臣服，也不接受朝廷对几个割据势力间矛盾的调解，于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派有勇有谋的陈立去任牂牁太守。陈立“先礼后兵”，深入虎穴，当众宣布夜郎王兴的罪状，乘势诛杀了兴，其他小邑君长个个臣服，从而回到了牂牁郡治。随后夜郎王兴的余党还曾一度反抗，也被陈立智取。从此，先后存在了250多年割据一方的夜郎国不复存在，统一的多民族的郡县制终于推行。
（三）谢暹保境为汉
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国号为新。王莽属下的蜀郡太守公孙述，自称蜀王，并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称帝。附近的一些君长看到公孙述势力大，都来归顺。此时牂牁郡也要考虑何去何从。恰好听说刘秀已在河北鄗邑称帝，正图恢复汉朝，是为东汉光武帝。牂牁功曹谢暹联合大姓龙、傅、尹、董氏以保境内独立安全，抗拒公孙述，坚决不妥协投降。于是派遣专使，绕道走番禺江去向刘秀进贡。刘秀在中原政局未定的情况下，得到遥远的贡物和政治支持，自然很高兴，特别予以嘉奖。封谢暹为“义郎”，寓有维护刘家汉朝统治之义。建武十二年平公孙述，牂牁等郡均归东汉。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遵义名称的由来，就与“义郎”有关。
二、秦汉对今黔北的经营
汉王朝对夜郎的开发，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1.设置郡县；2.发卒治道；3.设置邮亭、传舍；4.徒豪民垦田。
（一）五尺道的开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始对“西南夷”进行经营。首先是修通道路。《史记》记载：“秦时，命常
西汉初期，王朝无力顾及西南边区，夜郎诸小国对汉王朝“遂不宾”，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逐步增多。五尺道修通，对开发西南起了重要作用。川西所产的马、牛，川南的豆谷及蜀地所产的枸酱，不断输入夜郎地区，并通过夜郎转运到南越。这才有了后来的“唐蒙通夜郎”之举。
（二）唐蒙通夜郎
汉初经过约70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府库充实，国力强盛，于是在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的同时，积极开发西南夷。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时任豫章郡番阳令的唐蒙在出使南越时，吃到了一种食物“枸（蒟）酱”，“问所从来”，说是由西北方面的牂牁江（今北盘江）而来，说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地的商人，商人告诉他：“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即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赋税，偷出贩运到夜郎，又顺牂牁江到达南越统治中心番禺（今广州）。还听说夜郎有精兵十万。具有战略眼光的唐蒙因而向朝廷提出：打通夜郎道，采取从水路由牂牁江出其不意，直取番禺以“制越”的建议。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于是令唐蒙出使夜郎。唐蒙率随从千人，运送粮食辎重者万余人，从巴符关（今合江境）经现在黔北进入夜郎治所，会见夜郎侯多同。唐蒙送给丰厚的礼物，并“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多同同意服从汉王朝，在其地域设置郡县，夜郎所属旁小邑也都相属表示归附。
唐蒙“通夜郎”取得成功，还报朝廷，汉王朝即在夜郎地域设置犍为郡，纳入统一的行政建制。
今桐梓县夜郎河与新站河交汇处下游约3公里处，有蒙渡大桥，桥头石崖壁上，有清末出使日本大臣、遵义人黎庶昌题刻的“蒙渡”摩崖大字，并有题跋云：“汉元光五年武帝遣中郎将唐蒙通西南夷道此得名 黎庶昌题。”按：元光五年，为公元前130年。
关于“夜郎自大”的典故，就出自在夜郎王与汉使者的对话。《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那是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听了出使西域的张骞的建议，想打通通往身毒国（古印度）的通道，派王然于等人“通滇”（今云南），并到夜郎。实际是滇王首先问“谁大”？后来夜郎王（侯）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这就成了后来比喻人妄自尊大的贬词。其实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接着还客观地记述道：“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关于“枸（蒟）酱”：枸（蒟）酱为何物，历来考证的资料不少。一说是魔芋，一说是酒，尚无定论。枸是木本，蒟是草本，二者不同。枸，是鼠李科植物枳椇，亦称拐枣；蒟，有说是胡椒科的蒌叶，而蒟蒻，则是天南星科植物魔芋。意见也不一。
《辞源》的解释：“蒟，植物名，果实名蒟子，如桑椹，熟时色正清，可作酱，也称蒟酱。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上：‘蒟酱，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
《辞海》的解释：“蒟酱，一作‘枸酱’，一种用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而香。《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时‘独蜀出蒟酱’，经夜郎行销南越。汉武帝使臣唐蒙在南越见蒟酱，因而探知由蜀经夜郎往南越的通道。”
（三）南夷道的开辟
西汉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令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今宜宾）直指牂牁江（今盘江）”。就是想以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修筑从今川南通到牂牁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但因崇山峻岭，自然气候和生活条件太差，筑路工具落后，困难重重，士卒死亡的很多，花费巨大钱财，经历两年，未能完工。时值匈奴南侵，汉武帝为了集中财力物力对付匈奴，即令停止此道路的修筑。但是，道路的开辟，对夜郎地区经济社会的开拓，仍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设置邮亭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又据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一六载：“按是时唐蒙通西南夷，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邮亭，比内郡焉。”汉武帝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其时汉王朝尚未灭南越、诛且兰、设立牂牁郡，就急忙设置邮亭、传舍，是因为邮亭在汉代作用很大。秦汉时期馆驿制度得到迅猛发展，10里设亭，30里设驿。西汉设亭道路延续总长可达10万里。亭有几层含义：首先，亭作为一种道路设施，供行人歇脚、休息之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六》说：“亭，留也。今语有停留、停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其次，亭是一种行政机构，级别次于乡。《汉书·高袓纪》：“高袓为泗上亭长。”颜师古注：“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为停留食宿之所。”《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亭有亭长，十亭设一公，每亭有两卒。其任务是关照行旅，征收赋税，传达政令，缉捕盗贼。汉律规定，地方官如忽视亭传设置，或听其废弛不修，当获重罪。由于邮亭的设置，汉王朝不仅保证了驿道的畅通，而且由于亭长的设置，也把汉王朝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有意识地植入了夜郎地区，为汉王朝在夜郎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有了邮亭、传舍，也为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作好了前期准备，为徙豪民屯田打下了基础。
（五）徙豪民屯田
由于“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食货志》）其办法是“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死罪’人皆果勇骠悍，‘奸豪’亦巧于经营生产而犯法者。徙此辈实边，于法为宽而非废，于道为仁而有利于边。秦汉屡行之，收效甚大”。为了尽量鼓励到南夷垦田的豪民，对所设初郡，实行“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给予免其租税赋役的优惠。募豪民田南夷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解决开发南夷道的粮食需求，保障后勤供应。但这一举措的更大效用在于：大量内地移民进入南夷地区，它对巩固汉朝在南夷地区的统治，传输中原、巴蜀的先进文化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意义更为深远。它是汉朝“移民实边”政策的深化，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含义。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豪族大姓有一定的吸引力。由此，迁入夜郎的移民逐渐增多。《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按惯例，土官属下的少数民族人口一般不入户籍，因此，这一人口数目应为汉人。而到了东汉，汉人移民数直线上升，据《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三》载：“牂牁郡，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比西汉增加了大约五分之二。这些豪族大姓的徙入，为魏晋时期牂牁大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
（一）墓葬与摩崖石刻
随着汉移民的大量进入，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传入，今黔北地区社会经济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精神世界也变得更为丰富。这从黔北已发掘的汉墓中可一窥端倪。
除前述务川大坪汉墓群外，1991年12月在仁怀合马大渡口村发现的东汉砖室墓，出土了黔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陶俑6件，其抚琴俑头上着帻，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面带微笑，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听琴俑为一成年女性，髻高束，身体向前微倾，头向右歪作侧耳状，神态祥和，全神贯注。抚案俑神态威严，两件持箕帚立俑头戴平顶帻，右手持铲，左手持箕，腰佩短刀。还有一件身着长裙的仕女俑。所有陶俑均情态逼真、栩栩如生。伴随出土的尚有陶制雏鸡、母子鸡、陶猪、陶狗、陶廊等模型明器。其中母子鸡为母鸡昂首伏于地上，背上负一小鸡，造型生动别致。同时还有铁剑两件、铁刀5件、铜币11枚、陶碗1件。这座砖室墓保存较为完整，墓葬的形制、结构十分清楚，为研究古代仁怀及黔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反映出东汉时期中原文化已深入影响到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
1994年，在习水土城赤水河沿岸及支流蔺江畔先后发现4座东汉时期的崖墓。当年1月，地方人民政府在修建乡村公路时，于红花村范家嘴炸出2座崖墓，考古人员闻讯前往调查时，两座墓葬已全部被毁，村民炸开墓室，将随葬品取出毁坏，后来仅收回3块封门砖、1件环首铁刀、2枚铜五铢钱和一些碎骨。3月，贵州省博物馆在袁家坳（属黄金湾）、儒维（现属群峰村铺子头）各清理了一座崖墓。袁家坳崖墓为仓窿顶，分墓道、墓室、头龛等部分。墓门朝西，后壁设壁龛。出土陶甑、钵、碗、杯、房屋模型、铁刀、引指圈、五铢钱等遗物。儒维崖墓墓葬结构与袁家坳崖墓基本相同，墓道、墓室均受严重破坏，出土陶罐、甑、三足器、钵、陶鸟、五铢钱等遗物。根据出土遗物判断，这些墓葬的时代应为东汉中晚期或稍晚，崖墓的建造风格和随葬品与四川南部地区的古代崖墓具有相应的文化联系。
1998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会同赤水市文管所对复兴马鞍山岩墓群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现有21座岩墓，分布在长80多米、离河边高约10～20米的马鞍山山岩上。岩墓结构多样，造型特殊。有单石棺墓、双石棺墓、三石棺墓，有的石棺上有线刻身穿裙服的妇女图案。墓门分单框门或两层框门，门上方雕刻有牛头、仿木结构圆球形浮雕和人物图案。有的墓门较直，有的较斜。墓道至墓室长的达12米，或八九米不等。墓室内有壁龛、石台阶、石灶台等。墓室顶部为券顶或两面坡顶。经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定，这批岩墓和出土器物的年代，均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1999年12月，赤水马鞍山岩墓群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墓葬外，尚有摩崖石刻：赤水官渡岩刻位于赤水市官渡镇以西4公里地名麻堑的公路旁。在离地面1.4米高的岩壁上，有一小块长1.8米、高0.4米的平整断面，刻着一些不规则的阴刻符号，既有象形的刻画，又有抽象的符号。能够明显辨认的是右下方的一个横卧全身人形，脚跟朝上，脚趾向下，作俯卧状。其他符号，有的像房屋、田地、耕具，似有战车、弓箭、斧钺，又像鸟兽虫鱼，难以辨认。在这片岩刻右前方10余米处，离地面约7米高的岩壁上有两个洞穴，洞口正方形，有明显人工凿痕，即岩墓。此岩墓与岩刻是否有联系，它们形成于什么年代，均待考证。1982年2月，赤水官渡岩刻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为配合贵州仁怀至赤水高速公路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习水县文物管理部门对公路沿线地区（习水段）进行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了官仓坝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和黄金湾商周至汉代遗址。
官仓坝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位于赤水河西岸一级阶地之上，小地名叫官仓坝，为一地势平坦的半圆形凸出台地，赤水河由南向北绕官仓坝形成一个大弯，正处在儒维至范家嘴之间的中间地带。遗址南距儒维崖墓发现地约1.5千米、距马口崖崖墓不足1千米、距张角湾汉墓仅数百米，北距范家嘴崖墓发现地约2千米、距田榜上磨制石器发现地点约2.5千米、距芦笙坝磨制石器发现地点不足3千米。遗址面积较大，初步估算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50～100米，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调查时采集到石制品、陶器、动物骨骼等遗物。石片按台面存在的形式，见有天然台面、素台面、零台面等。陶器多系残碎陶片，火候低、胎壁薄，多为灰褐、红褐两色的夹细砂陶；纹饰有交错刻划纹、交错细绳纹、压印纹、方格纹等多种；可辨器形有花边口沿罐、直口尖唇罐等。此外还发现有陶网坠1件（残），夹细砂，红褐色，橄榄形，中空。动物骨骼主要为水生的蚌类，还有少量的陆生动物等。从遗址的出土物初步判断，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存为主体，兼有少量汉代遗物，遗物所反映的时代跨度比较大。整体的文化面貌与川东地区的同期遗存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此前同类的遗存在贵州境内颇为少见，尤其是在赤水河流域尚属首次发现，同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也是在贵州赤水河流域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黄金湾商周至汉代遗址位于黄金湾小河沟与赤水河交汇处的赤水河东岸一级阶地之上，小地名叫天堂口，紧邻黄金湾袁家坳崖墓发现地点，北距黄金官山磨制石器发现地点约1千米、距黄金湾磨制石器发现地点不足1.5千米、距塘房沟磨制石器发现地点约2.5千米、距落妹垴磨制石器发现地点约3千米。黄金湾小河左右两岸均发现有古代遗物，尤以左岸（南岸）为多。遗址面积较大，初步估算超过3万平方米。据调查探访，当地村民亦称曾在耕种时发现“开山”，即为磨制的石斧、石锛等。此次调查发现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和动物骨骼。汉代瓦片发现最多，板瓦、筒瓦皆有发现，纹饰以粗绳纹和中绳纹为主。陶片可分两组：一组火候高、胎壁厚，多灰褐与红褐两色的夹砂陶，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可辨器形主要为罐类，时代约为汉代；另一组陶片火候低、胎壁薄，多为红褐色的夹细砂陶，纹饰见有中、细绳纹等，陶片细小破碎，器形难辨，这一组陶片的时代很可能为商周时期。此外还发现有陶网坠2件，形制相同，皆夹细砂，红褐色，橄榄形，中空。动物遗存方面，水生的蚌类仍有较多发现，陆生动物亦颇多。总的来看，该遗址至少包含了商周和汉代两个时期的遗存。
黄金湾汉代墓群位于习水土城黄金湾小河南岸。在农田田坎及地表可见较多的汉代花纹砖，当为汉墓墓砖，有长方形、子母榫形等，纹饰大多仅仅饰于宽向的一个侧面，有相套的菱形纹、弧线纹、三角形纹、同心半圆形纹、双圆连线纹等。与早年在附近红花村范家嘴崖墓所出汉砖别无二致。此外还在地表发现有打制石器等遗物。据初步估算，墓群的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据此地约1千米，黄金湾小河汇入赤水河河口地区即为黄金湾商周至汉代遗址。此两处古代遗存关系尤为密切，很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人群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因此其意义尤为重要。
（二）汉三贤
今黔北地区，在汉代出现了三位文化名人，同时也是今贵州省的文化先驱。他们是：西汉时期的舍人、盛览和东汉时期的尹珍。清代道光年间，遵义府学内设立了“汉三贤祠”，郑珍写有《汉三贤祠记》，奉祀和记述的就是这三位文化先贤。
舍人，据现存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汉武帝时犍为郡鄨邑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
犍为郡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所置，郡治初在鄨县，据考即今遵义之境。《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为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用以解说儒家经义，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前人著作中称舍人对《尔雅》所作的注，是“汉儒释经之始”，具有首创的意义。可惜舍人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即已亡佚。但是，据唐宋诸家所引遗文说：“所存虽吉光片羽，而前辈多据以证诸家之误，盖其专精之至也。”可见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清道光《遵义府志》谓：“其通贯百家，学究天人。”“淑文翁之雅化，导道真之北学，南中若奠先师，断推（舍人为）文学鼻袓。”“南中”，当时是益州诸郡的总称。益州部辖有犍为、牂牁、广汉、巴、益州五郡。
关于“舍人”是官名还是人名，历史上曾经有人提出过质疑。清代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在他们所编纂的（道光）《遵义府志》中，根据诸多资料，有认真的考证，认为舍人是人名，并指出与汉武帝初年的“郭舍人”不是同一人，“舍”就是姓氏。
盛览，西汉时牂牁郡人。据晋代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牂牁名士”盛览，字长通，是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的友人。他曾经向司马相如请教作赋之法，司马相如回答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心领神会，“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可惜这两篇作品早已佚失。
邵远平《续宏简录》载：“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因此，盛览也是我们的一位文化先驱。
尹珍（79～162），字道真，东汉建初四年（79年）生于牂牁郡毋敛县。20岁时，跋涉千里，去到京师洛阳，向著名的经学大师许慎研习五经文字。时历八年学成，返回故里，建草堂三楹，开馆教学，传播中原文化。《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从此“南国始有学焉”。是西南文化的拓荒者。
尹珍声誉渐著，地方官以其精通经学，向朝廷举荐。永兴元年（153年），时任武陵郡太守的学者应奉，“兴学校，举侧陋，移风易俗”。尹珍前往拜应奉为师，求术数图纬之学，通三才。师生并显一时。朝廷任命尹珍为尚书丞郎，后官至荆州刺史。
晚年，尹珍辞官还乡，重操教育。将学馆命名“务本堂”，矢志育人。直到延熹五年（162年）病逝，葬于务本堂后。
尹珍还是书法家。南北朝刘宋时的著名书法家王愔所著《文字志》和唐代张彦远所著《书法要录》中，列出秦汉以来著名书法家120人，其中就有尹珍。清咸丰七年刻印的《广今韵府》中，亦收录有尹珍的篆书。
今正安县有地名毋敛坝，为尹珍家居、讲学、墓葬之处。“务本堂”遗址尚存。
后人为了纪念尹珍，甚至“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绥阳旺草里曾发现有唐代立的尹珍讲堂碑。贵阳扶风山修有尹道真祠。民国三十年（1941年）从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土地，另设一个新县，即以其字取名道真县，就是为纪念先贤尹珍在当地长期的教化之功。
关于毋敛：东汉时的县究在何处，历来有不同说法。《贵州图经》将毋敛列入思南，又列入石阡，不说明理由。明嘉靖《一统志》列为明代遵义，清乾隆《一统志》列为清代平越（今福泉），嘉庆《一统志》列为清代曲靖。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都将尹珍列在贵阳。四川旧志将尹珍列为南川人，四川新志否定了。《綦江县志》以綦江为汉毋敛。20世纪80年代编著的《贵州古代史》认为以上的说法都是错的，东汉时的毋敛县，应该在今都匀、独山、荔波一带。但是，当代有学者考证，东汉的毋敛县，应该在今正安县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