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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
唐代在今贵州境设立的经制州，为“夷僚错杂”之区，山重水复，道路崎岖险远，唐德宗贞元以来，被中土士人视为“非人所居”之地，是流放谪官、罪徒的地方。《唐书·武后纪》载，天授元年（690年），贬凤阁侍郎邢文伟为珍州刺史。天册万岁元年（695年），贬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杜景佺为溱州刺史。唐天宝五年（746年）正月，朝廷李林甫专权，排斥异己，贬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为播川郡太守，后被朝廷诛杀，是否到播川郡任职失考。唐宪宗元和初年，曾贬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未至播，改任连州。《旧唐书·列传》记载，乾元二年（759年），曾任宰相的第五琦，因币制改革失败，被贬“长流夷州”，在夷州贬所三年。朝廷御使中丞韦伦，受宦官李辅国打击，乾元三年（760年）贬为思州多田尉，三年后起用为忠州刺史。唐咸通中（860～873年），右拾遗萧遘得罪丞相韦保衡，曾贬为播州司马，保衡死，萧遘回朝任礼部员外郎。据《唐书·列女传》载，校书郎卢惟清姻亲罪被株连，贬任播川县尉，赦令下时已死于播州。唐代播、珍、溱三州皆在今遵义市境内。同光四年（926年）七月，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贬庄宗任用的宰相韦说为夷州司户参军，夷州辖今凤冈、湄潭、绥阳等县地。这批贬官多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文化素养较高，其中有杰出的人才，颇有抱负和建树，在被谪贬的暂时沉沦中，写诗著文，传播中原文化，影响深远，尤以李白长流夜郎和刘柳易播为最。
佛教的传入、尹珍讲堂碑的树立、留存的三篇散文，亦为较为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李白长流夜郎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当时，唐玄宗任命其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负责保卫和经管长江中部一带地区。李白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参加了率师由江陵东下的永王幕府工作。不料李璘不听肃宗命令，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结果被肃宗派兵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境内）。后遇大赦得以东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
李白是否已到达夜郎县，北宋以来有不同说法，成为千古之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王燕玉、周春元分别著专文《辨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李白流放夜郎考》，认为李白已到达流放地，流放之所即今桐梓县夜郎坝，其考证极具说服力，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李兴盛撰写《中国流人史》采用了这一说法。
李白在长流夜郎中写了不少与夜郎有关的诗篇，例如：“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书怀示息秀才》）“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颜红我少年，章台走马着金鞭。文章献纳麟麒殿，歌舞淹留玳瑁筵。与君相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南流夜郎寄内》）
李白流夜郎的史实及李白与此相关的诗歌，已成为黔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黔北文学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郑珍、莫友芝认为李白未到达夜郎，他们在《遵义府志》中仍选载了李白长流夜郎的诗作8首，包括《太白文集》没有收录的《题楼山石笋》这首诗。遵义学者杨兆麟、赵恺、杨恩元先后主纂《续遵义府志》，明知李白《白田马上闻莺》一诗中之“白田”，是“江南宝应白田渡”而非遵义之“白田坝”，但该诗被人误认为与长流夜郎有关，故仍在该志的诗歌部分“录以冠首”。桐梓县旧志和新编的《桐梓县志》，都将李白长流夜郎的部分诗作录入，桐梓旧志人物传中，将李白列为“流寓”之首，这说明，李白长流夜郎史事及相关诗作，早已入籍桐梓和遵义文化，李白—夜郎—桐梓”这个命题，成为黔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夜郎因李白流放闻名遐迩。明清以来，举凡路过夜郎的名流儒者，总不忘瞻仰李太白流放故迹，追怀诗仙风采。明代状元、著名学者杨慎被谪戍云南，途经桐梓夜郎驿，写《夜郎曲》三首，其中一首写道：“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山居的夜郎村民，向他热心介绍李翰林流放当地的故事。清康熙年间，四川学道王奕清途经桐梓，嘱县令金廷石修葺太白碑亭，并题写《重修太白亭记》：“今适以播州行过此，得以拂拭公之后尘，而想企公之流风，觉去今千百年，犹爽然见公于残碑断句间。”
夜郎坝唐夜郎古城遗址，位于桐梓县城北48公里。这座故夜郎城中，有太白故宅，太白望月亭、太白听莺处；夜郎街侧泉井石壁上的“太白泉”三字，清晰可见；夜郎镇东20里之新站镇，有太白书院与碑亭（亦称怀白亭、白碑亭），是重要的纪念建筑物。
李白长流夜郎的遗址遗迹，除桐梓夜郎坝外，还散见于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广西相邻5省（区、市）的11个县（区），或为与李白流放有关的故迹，或为纪念性建筑；更多的是慕其名假托造景，表达对诗人的崇敬和热爱，李白长流夜郎这段历史，对西南文化影响深广。
二、刘柳易播
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人（今山西永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贞元九年（793年），与洛阳人刘禹锡（字梦得）同榜登进士第，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在朝廷任监察御史，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政治集团改革弊政，柳宗元与刘禹锡成为主张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遭到宦官、藩镇、保守官僚反对而失败，顺宗被迫退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改元为元和元年（806年）。当年九月，革新派遭到迫害，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初贬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年）春三月，柳、刘二人又被贬往更为边远的地方柳州（今广西柳州）和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境内）。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述，柳宗元听说刘禹锡被贬播州，想到他有80多岁的老母，泣道：“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准备上书，“愿以柳易播，虽得重罪，死不恨”。此时大臣裴度已经为刘禹锡奏请，得以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仍去了柳州。
以柳易播史事，表明了柳宗元的心迹，在同遭贬谪的特殊际遇中对刘禹锡深厚的情谊，虽然并未实行，柳宗元也没有到播州为官，但播州治却建有纪念柳宗元的“儒溪书院”，亦称柳公祠。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置绥阳县，首任知县詹淑、第三任知县冯士奇，分别重建了儒溪书院，并著文记刘柳易播事，詹淑写《儒溪书院存疑碑记》，冯士奇作《重修儒溪书院碑记》。冯文称：“……今播州有儒溪书院，相传为公遗迹，事属无稽，而易播人语，友谊挚笃，高风千古，有关名教，则事之有无不必辨，而祠之存留宜矣！”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绥阳知县陈世盛纂修的《绥阳志·古迹》载：“儒溪书院，在大溪源，祀唐柳子厚，邑公詹公、冯公重建。”人虽未至，影响已及于播地，“柳公当年笃友之谊，历万世如一日”，这不仅是冯士奇瞻仰儒溪书院的感受，柳宗元的高风亮节亦已成为黔北尊崇的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
三、佛教传入与兴起
唐代，朝廷谪臣牛腾“大布释教于牂牁”，佛教传入黔北。
牛腾，字思远，朝散大夫（唐代文阶官第十三级，从五品下阶），郏城令。清俭自守，德业过人，王勃即出其门下。毕生精心研究佛教。其舅父裴炎，官至中书令，因忤逆武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问斩，株连九族，牛腾亦贬谪为牂州建安县丞。唐代建安县为牂州治所，其地在今瓮安、余庆二县间。《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引唐牛闻之《纪闻》，是最早记载佛教传入贵州的文献。牛腾于裴炎被斩的次年，即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到达建安，谪居3年。他自身笃信佛教，以诚信待人，在牂州“置道场数处”，如僧人般守持“十戒”，以身传言教向官吏、士民大力宣传佛教，弘扬佛法，“以是夷僚渐渍其化”，受到土著各族人民敬仰。在“庄州僚反，转入牂牁”的动乱中，“建安豪酋起兵相应”，要杀尽汉官，将牛腾捆在大树下准备杀害时，被当地夷民救出。牛腾在黔北、黔东传播佛教，影响很大。
王路平《贵州佛教史》认为，“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当视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贵州唐代兴建的佛寺，大多在今黔北地域，见于史志记载的，有桐梓的金锭山寺、玄凤寺、兴旺寺三座寺，习水土城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大成寺，道真蟠龙寺。《遵义府志》：“遵义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
高僧海通法师，播州人，四川乐山大佛的创建者，生活于唐玄宗时期，结庵于乐山凌云山，山下为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之处，洪流冲岩腾浪，常倾覆舟楫、淹毙人命。韦皋《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说，海通目睹惨剧，大发宏愿，誓在此山修造大佛以镇江涛。费二十年苦心募得工程款，地方官知后竟前来索贿，海通大怒，“自抉其目，捧盘致之”。自开元初年（713年），在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崖壁上开始凿岩，雕造弥勒大佛像，开元十八年完成佛像头部及胸，工程未完而海通去世。四川节度使仇兼琼、韦皋继续开凿，前后历时90年，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完工。大佛高71米，头高14.7米、鼻长5.6米、肩宽28米，脚背上可以围坐百余人，比阿富汗巴米扬石刻大佛高18米，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在中国石刻摩崖造像中占有重要地位，海通为佛教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今乐山大佛背后有海通塑像。
四、尹珍讲堂碑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时所置绥阳县的首任知县詹淑，在《尹珍讲堂铭》中说：“万历甲辰秋，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万历甲辰为1604年，唐广明元年为880年。发现此碑后，詹淑又重修了尹珍讲堂。
此碑的意义，至少有三：其一，证明东汉名儒尹珍曾在旺草建堂讲学；其二，说明唐代继承了汉以来重教育、重文化的传统；其三，说明罗荣、杨端入播时，所据系播州边沿之地，非播州州治所在（罗荣入播为770年，杨端入播为876年，而880年时播州官府仍在）。
五、三篇散文
三篇散文为《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罗氏谱·叙》《罗氏忠爱堂谱叙》。
前一篇撰写者不详，从行文语气看，似为梁氏族人。县丞梁师亮为流官，是珍州为经制州的佐证。后两篇作者分别署罗荣、杨端之名，有人认为是赝作。三文是遵义以及贵州留存至今的最早的散文，对了解遵义地域唐朝时期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