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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
宋墓雕刻艺术及出土文物之丰富，二冉、八进士的涌现，佛教、道教的兴盛，杨汉英著述之宏富，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有较大发展。
一、宋墓雕刻艺术
遵义市属各县、市、区均有宋墓，已发掘清理的，有深溪镇皇坟嘴杨粲墓、鸭溪理智村宋墓、刀靶水宋墓、南白镇黃家寨宋墓、仁怀市两岔宋墓群、桐梓夜郎坝宋墓群、务川金银洞宋墓、赤水官渡宋墓、湄潭县金桥宋墓、凤冈县立竹溪宋墓、道真宋墓群、桐梓周市石棺墓、高坪杨文墓等。上述宋墓的建筑结构、用材、石雕艺术风格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其中以杨粲墓为典型代表。
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墓，在今红花岗区深溪镇皇坟嘴，建于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墓侧原有祭祠、享殿等建筑。考古学者将其列为中国宋墓“川贵类型”代表作。这座南宋墓，因其规模巨大，历来俗称“皇坟”。
墓葬结构为平顶双室，用496块巨大白砂岩条石砌筑，石间密合无缝，用榫卯法，石构件上都有子母扣，层层套合固定，总面积64平方米。1957年发掘清理，1984年修复后开放参观。墓前草坪上，有神道直达墓门。两墓室南北并列，南室葬粲，北葬其妻，中有隔墙，两墓室后部有过道相通，结构严谨。每室又分墓门、前室、后室三个部分。
墓葬后室之南北壁和后壁布满精湛雕刻，构图对称，后室棺床下由四条圆雕石龙承托，四角是龙头，棺床左右侧为交股的龙身及龙尾。墓内28尊人物造像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墓前立颊石上4尊高浮雕武士站像，戴兽头盜，抹额饰狻猊，穿圆领战袍，披锁子甲，束大带，登靴兀立，分别佩持剑、斧、弓、箭，威猛刚毅。男室后壁上部雕两层壁龛，石刻仿木构宫殿建筑，古色古香，画栋雕甍，重檐卷云。阑额、雀替、柱头枋、散斗、挑檐枋、瓦顶刻得细微逼真；正脊高耸，有宝珠顶，鸱吻吞脊，翼角飞翘，合于《宋营造法式》之制。
墓主杨粲圆雕像端坐在朝堂龙椅之上，形貌肥硕，戴长脚幞头，穿圆领朝服，双手平抄，阔袖长垂。雕像广额悬鼻，二目平视，嘴角微翘，矜持雍容之态传神写照。文官造像持重而拘谨，双手持笏于胸，侍立朝堂侧。女墓室女官造像面庞丰腴，戴曲脚插花幞头，双鬓呈露，长身素裙，捧奁及汗巾侧侍女墓主。墓内守陵武士顶盔贯甲，手持利器，魁梧轩昂，当是宋代播州武装部队“雄威军”将士的模拟造像。墓壁精雕龙虎柱，青龙、白虎是为镇墓神物。分别刻成龙柱和虎柱，龙柱上盘绕的龙造型与今天流行的样子不同，宋代的龙头部较小，极具活力、动感。龙柱后有龛，刻双扇花门扉，半开还掩，一女子扶门探身微笑，藏露得宜，蓄而不发，这“仕女启门”图极富生活情趣。男室后壁上低浮雕“进贡人”像，身躯粗壮的男子赤膊披巾，手足戴环，头发卷曲，下着桶裙，双手扶头顶上的贡盘，盘中珠宝闪射一轮毫光，眉宇间隐透愤懑之情。据考证，这是宋代播州（今遵义）土著民族农奴的写实形象。被压在宫殿大柱下的“负重人”雕像装束与“进贡人”同，蹲跪在地，双目圆睁，头顶千钧巨柱。这苦力之相，变形压缩的侏儒之身，是土官家内奴隶的写照。28尊人物雕像均以男女墓主人为中心，按实际生活中的等级、身份，被安排在墓室之“阴间”世界，再现了土官杨粲升堂理事的场面和威仪，深刻表现了播州主仆间森严的等级、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这批造像形态丰满，衣饰考究、刀法娴熟，线条流畅，比例合度，达到了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继承发展了宗教造像和石窟雕刻艺术精粹。
墓石上刻满花草、动物、几何图案、器物等。花丼有牡丹、秋葵、芙蓉、石榴，俏丽精工，忍冬纹、莲弧纹、卷草纹装饰效果强烈。“野鹿衔芝”“双狮戏球”“凤穿葡萄”等小幅雕刻活泼生动，充满灵气。曲腿几案、台布桌巾、折叠屏风等用器古色古香。男女墓室顶部斜坡藻井上，分刻“庆栋”“德宇”，即阴间的宫殿。艺术匠师把逝者在人间的尊贵地位、衣食住行享用的东西化为生动写实的石刻艺术形象，移植墓中，再现了墓主生前的富贵豪华。杨粲墓石刻在中国石刻艺林中，是不可多见的杰作，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该墓建筑宏大、石刻精湛丰富，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资料证实，黔北已发现的宋墓分布地域广泛，除处于播州腹地的今遵义县外，集中分布在今遵义市东北部的务川、道真、正安县，北部的桐梓、习水县，西北的赤水及西部的仁怀县，沿川黔省界构成一道半环线，这一线，是宋代播州、思州与巴蜀文化密切交流的前沿地带。杨粲墓发现影青瓷器，反映了与外地日益密切的商贸关系。
二、宋墓出土文物
播州宋墓出土文物中，杨粲墓出土铜鼓、带柄铜镜、铜瓶、崇宁重宝铜钱、铁钱，彩绘陶瓶、影青瓷碗、铁门转、铁棺环、铁钉等；刀靶水宋墓出土铜鼓、铜匜、铜洗、铜印、铁釜、铁刀、铁箭镞、铁三脚架、金手镯、玉器、陶碗等；仁怀两岔宋墓出土陶俑、铜洗、宋代方孔铜钱、石刻买地券三块；桐梓夜郎坝宋墓出土影青双鱼莲纹瓷盘。以上出土文物说明，南宋播州使用铁器已比较普遍，外地出产的瓷器已进入播州，铜钱已在播州流通使用。
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制造并使用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其制浑身是铜，体如圆墩，中空无底，平面四耳，繁褥多彩，花纹奇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铜鼓发源于中国云南滇池一带，在发展过程中遍及南方各省和东南亚各国。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几千年来，西南各民族制造了许多种类不同的铜鼓，目前国内铜鼓研究者将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八大类型。杨粲墓出土的两面精美铜鼓，命名为“遵义型铜鼓”，男室铜鼓定位为遵义型铜鼓的断代标准器之一。
杨粲墓男室铜鼓高28厘米，面径44.2厘米，腰径36.3厘米，足径43.1厘米，重12.25公斤，黃铜铸造，胴腰足三段分明，有绳纹带状扁耳两对，耳上有双方孔。鼓面饰游旗纹、同心圆纹、锯齿纹、复线人字纹，铸造时夹垫铜钱角在鼓身，作内外范的支撑，使铸成之鼓壁厚薄均匀，未熔之铜钱上可辨识出“元祐通宝”字样，铸造相对年代为宋哲宗元年稍后，约在1086～1247年之间，说明南宋时播州拥有铸造铜鼓的技术，由于铜矿缺乏，将铜钱作原料用于铸鼓。《仡佬族古歌》之《泡筒配铜鼓》中，有“铜鼓周身古老钱”的句子，是对“遵义型铜鼓”中用铜钱铸鼓的印证。
女室铜鼓高30厘米，面径49厘米，腰径43厘米，足径49.8厘米，重7.75公斤，纹饰类似男鼓，耳上为单方孔，是传世使用很久才随葬的，铸造年代约在东汉至唐，早于男室鼓。这两面铜鼓造型凝重，体高身长，胴腰足三段有明显界线，是西南少数民族的重器，弥足珍贵。
三、仡佬葬俗
宋元时，境内仡佬族的丧葬形式，有悬棺葬、岩洞葬、岩墓、水葬、火葬等。《炎徼纪闻》：“仡僚……殓尸有棺而不葬，置之岩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曰家亲殿”，俗以“先堕为吉”。《溪蛮丛笑》：“古僚人埋葬死者，或输之大河”，即为水葬。古代仡佬族“土葬必掘地，置木板横陈其尸”。有的则将尸体移入“炕尸房”，停放木板上，半年后，焚化干尸，骨灰盛于罐中，选一匹好崖放着，再堆砌石块，合于“人死不用棺，积薪焚之”的记载。
道光《遵义府志·山川》：“望军山，北有棺岩，峭石凌空，飞猿莫度，半壁洞口置朱棺，远近皆见之。”遵义县东三渡镇云门囤北岸岩壁，曾临河安置悬棺，状若船，后被人推下岩毁坏。山盆境内的悬棺，或置溶洞中，或置于路边岩腔下，俗称“徕子坟”。境内“古老户”人曾行悬棺葬。道真县大矸顾家坡侧华尔山，海拔1670米，山壁岩腔中放置悬棺一具，杉木制成，长2.18米，早年被扰乱，棺内有骨骸一具，蓝靛染成土布服装一套。
《思南府志·拾遗志》记载，“府南四十里，有家亲殿者，古仡佬奉先处也，在一大岩穴中”，“正统间，居民避苗者，曾至其处，见有木主数道，字迹已不可辨。又旁有棺柩数具，启示之，无见者。大抵自家亲殿而下岩穴，处处有之，岂昔仡佬之制不土葬欤”？今务川县浞水仡佬山等地残留一批岩棺，务川镇南铜鼓溪谢氏的袓坟即是岩棺和大石板墓，省市联合考察组赴镇南窄溪沟考察，证实与史载仡佬葬俗一致。
四、宋元佛教
宋代，思、播、溱、真等州佛教有所发展，主要法派是禅宗南禅的临济宗。唐宋间，在播州治西二十里建福源寺，北宋大观年间真州建有善缘寺。桐梓县北250里崇恩寺中，有石佛像一尊，背刻“敕赐青莲院住持比邱从白元祐八年”字样，元祐为北宋哲宗年号，八年为1093年。至南宋初第11代土官杨选执政时，播州始大张佛教，修建观音院。道光《遵义府志·金石》引《杨氏先德庙碑》说，杨选在荒野打猎，见一尊铜佛像在山岩上，人欲近观则风雷大作，一僧人告之，必斋戒后才可迎奉。获取后奉安于观音院，明代仍供在宣慰司城的佛光寺内。嘉定初，杨粲在今遵义城龙山建万寿寺，淳熙（1174～1189年）中在今桐梓大石板建高峰寺。淳祐（1241～1252年）间，赵高峰在桐梓扶欢坝建崇恩寺。宝祐（1253～1258年）间，桐梓又建鼎山寺。咸淳（1265～1274年）间，在今遵义县南建金山寺。宋代杨氏土官铸造的三尊銅佛，供奉在桐梓虎峰山崇德庙中。宋代，黔州建有长寿寺、普泽庙、灵应庙，思州土官田祐恭奏建佛寺，敕赐名为“集福院”，又建鳌山寺。《田祐恭墓志铭》盛赞田氏开创“名山胜地，琳宫梵宇”的功德。
元代，黔北佛教有所发展，《大明一统志·播州宣慰司》记载：“普明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元延祐（1314～1320年）间建。宝相寺，在黄平安抚司治东，元至元（1335～1340年）间建。”《遵义府志·寺观》记，“湘山上有大德护国寺”，至迟当为元大德年间所建。
五、道教的兴起
唐代帝王李渊、李世民极为尊奉道教，以老子李耳为李氏始袓，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是李唐王朝的袓神、族神。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666年）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送亲生女儿去当女道士，诏令全国修筑道观，王公百官和科举试子都必须学习兼通《道德经》。道教地位渐居道儒佛三教之首，有国教之称。唐玄宗李隆基最崇奉道教，是具有茅山派道士身份的皇帝，贵妃杨玉环也皈依了道教。宋真宗将道教尊神赵玄朗作为赵氏皇族“始袓”“圣袓”，封为“保生天尊大帝”。宋徽宗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竭力推动道教在宫廷和民间广泛传播，大修道教宫观，为大批道士和神仙新加封号，亲自注解道教经典，汇编为《道藏》刊行。
南宋时川陕战乱，蜀中文人学士及云游的道士、僧人不断流寓播州。杨粲统一播州后，大力提倡道教、佛教。《增修普济桥记》碑载，杨粲“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多处，他继承袓父“结庐养士”传统，利用儒士、道士、僧人传播三教文化。南宋播州道教建筑，《遵义府志》记载有“玄妙观，在宣慰司治东，宋嘉定间（1208～1224年）建。玉皇观，宋建”。
据《大报天正一宫记》，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杨粲之子杨价在治西碧云峰下创修“大报天正一宫”。大殿正中供奉的主神，是“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简称玉皇大帝）像，在殿侧两壁兼祀佛像，将道、佛两教之神同置一殿通同合祀。杨价临死时“诵佛经数语而终”，可见他兼奉道、佛二教。道观建成后，杨价历代子孙杨文、杨邦宪、杨汉英等皆到正一宫“奉祠惟谨”。
佛教、道教传入播州后，播州各民族仍兼奉地方神祇，与佛、道诸神通同合祀，形成混杂的庞大神系。道教正一派主要从事崇拜神仙、画符箓念咒、斋戒、斋醮、降神驱鬼、祈福禳灾、治病驱邪等活动。游方道士深入民间，开展祭祷禁咒、祛病驱鬼、安宫净宅、察看风水等活动，道教方术与民间原始宗教、袓灵崇拜结合交融，日益走向世俗化。
六、杨价与“八进士”
杨价，南宋播州安抚使。字善父，杨粲长子，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年）袭职，为杨氏第14世土官。南宋朝廷派遣既老且病的赵彦呐出任四川制置使，蒙古军已踏破剑门关，蜀地大片沦丧。端平二年（1235年）十二月，蒙古皇子阔端率大军进攻四川，宋军被围困在今四川广元、剑阁西北青野原一带，原来镇守蜀口关隘的10万宋军，在激战中或死或散，情势十分危急。杨价认为这是“主忧臣辱”之时，慨然致书蜀帅，请缨自效。“驰马渡剑，率家世自赡之兵五千戍蜀口”，播军在白水江大战中击溃蒙军，解青野原宋军之围，播州地方军被赐封为“御前雄威军”，杨价因功诏授雄威军都统制。
端平三年（1236年）七月，蒙古皇子阔端、宗王穆直、元帅按竺迩分率50万大军攻四川，破川北蜀道天险。冬十月，阔端军攻陷成都，蒙军从川西东进，直逼川南。在这严峻关头，南宋朝廷“诏价以雄威军戍夔峡”，杨价于嘉熙元年（1237年）初率军万余奔赴长江南岸，分拨播州兵屯驻于泸州至重庆一线，同时遣奇兵击东遂（今遂宁市），连打胜仗，保卫了夔州路的安全，朝廷嘉奖杨价，因功升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
嘉熙三年（1239年），蒙军再入川东，经重庆以达夔州，从万州（今万县）湖滩突破长江，企图取道施州（今湖北恩施），“以透湖湘”，打通沿长江东下消灭南宋的战略通道，军情十分紧迫。《元史》载，蒙军将领来阿八赤阻击南宋援兵，驻重庆下流之铜锣峡，夹江据崖为垒。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兵力不支，急至播州请派援军，杨价及其子杨文派“总管赵暹率兵三千，赴战石洞峡（今重庆市东北长江干流上的铜锣峡），击破之”，阻止了蒙军进攻。宋将孟珙镇守荆襄，蜀帅余玠保卫四川，皆倚仗杨价为左右手。
杨价自幼受其父杨粲教导，好读书，善作文章，袭职后推崇儒学，注重发展文化和教育，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建孔庙，聘请学高德昭者到播州教学，“蛮荒弟子”纷纷入学苦读，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不乏学识过人的英才。杨价奏于朝，请求朝廷在播州开科取士，获准播州解额为“岁贡士三人”。
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播州人冉从周（生卒年不详）在四川参加省试后，以贡士资格进京参加殿试，成为播州的第一个进士，继冉从周之后四十年间，播州又有七人考取进士，淳祐年间（1241～1252年）有杨震、李敏子，宝祐元年（1253年）有白震，景定间（1260～1264年）有犹道明、赵炎卯，咸淳十年（1274），杨邦正、杨邦杰同榜登进士。终南宋之世，播州就出了八名进士。
七、二冉与钓鱼城
冉琎（？～1258年）、冉璞（？～1260年），播州人（今绥阳县青山平木台），同父异母兄弟，南宋末年著名的抗蒙义士。冉氏兄弟自幼入播州学堂，研读古今韬略图书，聪明勤奋，敏于事而寡于言。青年时期遍游蜀中名胜，考察关隘重镇，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目睹当时官场腐败，王朝弊政，隐居山林，务农闲时读书，研究行营布阵之法，是有志报效国家的青年才俊。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队攻占成都，直逼重庆。战事危急，朝廷起用著名战将余玠为四川安抚置制使，兼重庆知府，领导四川抗蒙战争。余玠受命后，在重庆设招贤馆，征求改革政治軍事的良策和计谋，冉琎、冉璞兄弟应招毅然出山前往重庆，余玠待如上宾。
几个月过去了，冉氏兄弟一言不发，暗中调查四川軍民情况，了解山川军事地形，分析西南蒙宋战局的形势和发展。见余玠确有诚意，献徙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于钓鱼山，依险抗击蒙军以保西南的计划：钓鱼山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合之口，在岩岸陡峭的绝壁山顶构建军事营垒，军民积粮草武器坚守，远胜十万大军。余玠接受冉氏兄弟计策，向朝廷推荐二冉，诏准冉琎为承事郎，代合州知州，冉璞为承务郎，代合州通判，共同主持修筑钓鱼城。
淳祐三年（1243年），冉氏兄弟组织军民在钓鱼山修筑大小城池十余个，水井92口，城内有水师码头、演兵场、炮台等工事，可容军民17万人。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任合州守将，大规模修钓鱼城设防，将合州军民迁入。
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大汗亲率蒙古大军十万之众，分三路进攻四川。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军围攻钓鱼城，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宋军发炮打死蒙军主将汪德臣（即汪田哥），蒙哥心急如焚，亲自登上钓鱼城东面的脑顶坪观察宋军虚实，宋军万箭齐发，蒙哥中箭受伤，七月二十一日死于重庆南温泉，蒙古军被迫撤围。
蒙哥战死于钓鱼城，蒙军退出四川。此时驻守鄂州（今湖北武汉市）的忽必烈闻蒙哥已死，急速班师，回到漠北草原，争夺大汗统治地位。各路蒙军停战北撤，西南战局暂时缓解。宋王朝之国运，得以延续20余年。
蒙哥战死时，西征中亚和欧洲诸国的蒙古大军正横扫亚欧大陆，攻势强劲凌厉，西征军向西进攻，占领今叙利亚、巴勒斯坦、匈牙利、波兰、德国，一直打到多瑙河。1260年，率领西征军的蒙古诸王旭烈兀等将领闻蒙哥战死，纷纷停止战事，退兵至波斯，回到漠北草原的哈喇和林争夺汗位，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南）。钓鱼城之战的失败，迫使西征蒙军停战，拯救了欧洲，因此欧洲人称誉钓鱼城为“东方的麦加”（意即圣城）。冉琎、冉璞兄弟闻蒙军大败于钓鱼城，狂欢而卒。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合州安抚使王立降元，坚守三十余年的钓鱼城终于失陷。
钓鱼城名扬天下，冉氏兄弟的功绩名垂青史。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中有冉琎、冉璞塑像。光绪年间，遵义县团溪人华国英出任合川知县，主持重修钓鱼城先贤祠，并手题楹联一副：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敌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二心。
八、杨汉英及其著述
杨汉英（约1278～1318年）字熙载，自号中斋。播州杨氏第17代土官，元代播州军民宣抚使、宣慰使。其父杨邦宪是播州宣慰使，“好书史，善骑射”，且“倜傥有大节”，多次打败掠夺播州西境的罗闽军队，消除边患。归顺元朝后，一度赴大都朝见元朝大皇帝忽必烈，被授予播州沿边宣抚使、安抚使、龙虎卫上将军等官衔。他用兵征服四周部族，把播州疆域拓展数倍。邦宪去世时，年仅5岁的杨汉英承袭封地，由其母田氏代掌权柄。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杨汉英9岁时，母亲田氏带他去大都（今北京）朝见皇帝。六月抵京，元世袓忽必烈在大安殿接见，见汉英目光炯然，面对威严至尊的大皇帝，毫不畏怯回避。不由赞叹：“是儿真国器也！”命其承袭父亲的职位，赐汉英蒙古名字赛因不花，授以金虎符、封龙虎卫上将军、播州军民安抚使，并赐金缯、弓矢、鞍勒。敕封其母田氏为永安郡夫人，领播州安抚司事。
杨汉英执政30年，历侍元世袓忽必烈、成宗铁穆耳和武宗海山三位皇帝，前后八次入京晋见。他维护元朝统一，发展播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交通，安抚各蛮夷部族，播州边境巩固，累受皇帝嘉奖，汉英延祐七年（1320年）病逝军中，年仅四十岁。
杨汉英重视文教，大办学校，请名师教育播州土官子弟，“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他勤勉好学，广游袓国山川，喜读儒家经典著作，研究宋代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的理学，是土官中很有文学修养的作家，著有《明哲要览》90卷，诗文集《桃溪内外集》64卷，平播战争后，这些诗文著作散佚。其刻于湖南衡山的七言古风《咏九嶷图》，见于《湖南通志》与《贵州通志》。
他率领播州兵随元军西征云南，写诗《云南颂》进献皇帝，原诗已佚，当时史学家、诗人张起岩写的《题杨宣慰云南颂后》却留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