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约翰·杰斯特龙树”

当人们走进镇山村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在村入口处石板路右边的一块台地上，植有一株仅有锄头把大的柏树，亭亭玉立，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那树叶仍是深绿色，给人以“生命之树长青”的感觉。在台地石墙的正中间嵌放着一通石碑，其上刻有“约翰·杰斯特龙树”7个行书大字。在纪念树的后壁石岩上右边嵌有黑色大理石碑一通，约40厘米见方，其上刻有约翰·杰斯特龙头像，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他的风采神韵，他那金黄色的长卷发仿佛在风中飘动，那双蓝色的眼睛永远注视着伸往镇山村的那一条浅黄色的石板路，仿佛镇山村是他看不够的地方一样。在岩石的左边又嵌有长70厘米、宽50厘米的黑色大理石一通，其上横刻有一段文字：“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是挪威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中国贵州生态博物馆科学顾问。2001年4月，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考察，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年仅52岁。为了建成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他不远万里，曾于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4次来到贵州生态博物馆社区考察和工作，他尊重社区人民的风俗习惯，热爱贵州的民族文化，因而受到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社区人民的爱戴。他深邃的学术思想、严谨的科学态度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中国文博工作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贵州生态博物馆社区人民种下一棵树，定名为约翰·杰斯特龙树。”

每次我到镇山村总是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看见眼前这株挺拔的纪念树，仿佛2001年4月16日夜晚快11点那急促和清晰的电话铃声又在我耳边响起，电话的那一头是苏东海先生的抽泣声：“杰斯特龙先生去世了！”我惊愕了，呆了，看着电话机发愣。电话机里沉默了几秒钟，又冒出了沙哑的声音：“杰斯特龙先生去世了！”电话里仍然重复着我第一次听到的话，没有新的内容。这个电话接得十分的艰难，又是让人如此揪心，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如此悲伤，我也笼罩在这悲痛的气氛之中。

苏先生最后给我说：“希望我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去世的消息转告给4座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的村民，征求村民们的意见，种一棵树，以示对这位帮助贵州建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友人、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的纪念。”

我首先与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的张永吉所长和镇山村村长分别通了电话，他们俩听了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电话中重复问了我好几遍。特别是村长，因为半年前他去了挪威，和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朝夕相处了10多天，他那高大的身躯、健壮的体魄、敏捷的动作都使他难以相信电话的内容。村长接到我的电话呜咽了，他对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印象太深了。村长一直记得：他在挪威吃不惯西餐，人也消瘦了许多，这件事被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发现了，他心里甚是着急。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知道贵州的饮食习惯没有辣椒是不行的，因为他来过贵州几次，知道贵州进餐时餐桌上好几样菜都放有辣椒，不放辣椒的菜都是特地为他做的。辣椒对村长实在太重要了，村长在挪威最大的愿望是吃辣椒，辣椒对村长来说就像救命药一样重要。吃饭时，谁也没有想到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两个辣椒，村长看见辣椒。顿时心花怒放，眼睛也亮了起来，急切地从约翰·杰斯特龙手上接过辣椒马上咬了一口，再咬了两口面包，一双感激的眼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洋专家。

我在电话中把苏先生栽一棵纪念树的意见转告给了村长，村长说他亲自去找一棵四季常青的柏树作为纪念树，我说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的张所长已答应在一家苗圃里去选购一棵柏树，你只负责找几个村民一起栽树就行。

约翰·杰斯特龙树

一年之后，栽在村头台地上的“约翰·杰斯特龙树”成活了，并发出了新叶。苏东海先生来参加镇山生态博物馆开馆时特地来树前祭奠。他对我说：“挪威王国环境部文化遗产保护司的达格先生说，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下葬后，按照他的要求，在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墓前摆放了4个花圈，分别代表贵州的4座生态博物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妻子和女儿以及在场的挪威人都非常感动。”

这棵已成活并长出新叶的纪念树，总是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1995年4月，是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应邀第一次到贵州考察，我们考察的第三站是榕江县的苗族村寨——摆贝。这个苗寨不通公路，上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上山的时间需要1个半小时，下山也需要同样的时间。我们在寨里呆了2个小时，到中午12点，天空黑沉沉的，很快就下起了小雨，李书记催我们赶快下山，他说雨下大了下山会有危险。但此时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村民的织布兴致很浓，对下雨有些不在乎，他不走，我只好叫文物处的同志先陪着苏东海先生下山，我和安来顺、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最后下山。

我们3人在寨子里又多呆了半个小时，这时天上下起了中雨，而且慢慢地下大了起来，我们如果再不下山，就要遭大雨淋了。安来顺将我的意思翻译给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他调皮地笑了笑，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很不情愿地冒雨下了山。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穿一件米黄色风衣，脚上穿的是一双皮鞋，他为了防雨的需要，用一张高粱色的布围巾包着他那金黄色的长长的头发，露出一张笑脸，他那双幽默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看着我，是在对我说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下山自己能走，要我照看安来顺。

安来顺虽然年轻，但他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没有走过山路，若不是在贵州建生态博物馆，他也许很难走山路。我是地道的贵州人，走山路是“家常便饭”，他是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直接参与者，在苗岭山区的山路上冒雨行走，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这也是我作为东道主的一种责任。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身材高大，包着头巾像一个俄罗斯女人，走到了我的前面。由于他个头高，走路重心不太稳，我突然见他滑了一脚，但他的动作很敏捷，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根两米高的青杠树，没有摔在地上，他向我投来一个得意的目光，我也用眼睛暗示他，“你很棒，但下坡的路还很长，不要骄傲”。他很会走路，专走有杂草和有水凼的地方，而且踩稳了前脚后才移动后脚，这样尽管走路的速度放得很慢，但安全多了。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仍然慢慢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他走得很慢了，手里抓不着草或小树时他宁可停下来，看好一步才走一步，我挽着安来顺尽量靠着土坎边走。

雨越下越大了，路边找不到一棵遮风躲雨的大树，路上只剩下了我们3人，茫茫的雨雾围困着我们，我们的头发全淋湿了，雨水伴着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衣服湿了，鞋里也浸透了水，走起路来脚下发出了踩在水里的响声。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但距我们并不远，不过几米。

我们前面这一段下山的路贵州人称为“硬头滑”，即天晴时路晒得很硬，下雨就像给路面抹了一层油，使路变得又滑又硬，摔跤的机会是很高的。面对“硬头滑”，我避开不走，搀扶安来顺尽可能走在草上和水凼里，就这样艰难地走完了全程的三分之二了，下山的路坡度也缓了很多，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前面的路比较宽敞一些。正在此时，但见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突然又滑了一下，霎时，见他一把抓住路边的一兜巴茅草，左右摇摆了几下才站定下来，草也被拔起，还捏在他的手里。好险！下面是一个高土坎，有10多米高，我被他这有惊无险的动作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这次脸绷得很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被高高的土坎吓坏了，他终于停下不走了。我和安来顺也停下来了，我们在雨中站了10多分钟，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虽然恢复了平静的神态，但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脸上。他和安来顺讲了一通英语，又不断比划着手势，他是在向安来顺叙述着刚才差点儿摔跤的那一幕，我的心仍在怦怦直跳。

约翰·杰斯特龙树及碑文

我们3人来到了乡人民政府旁边的一家饭店，苏先生他们正在这里等着我们吃饭。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头上仍然包着那张高粱色的头巾，样子男不男女不女，身上湿淋淋的还沾满了黄泥巴，大家看着我们3人像落汤鸡似的，都笑了起来。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鞋里全部进水了，他把鞋脱下来倒掉水之后仍然穿着，走路时仍然发出踩水的响声，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因为他没有带多余的鞋。他的鞋是特大号，45码。我在乡里的所有商店都找遍了，也没找到45码的鞋卖。我想前面一站是从江县城，到县城应该能买到他穿的鞋。就这样，他穿着一双进水的鞋度过了5个小时。到从江已是街灯通明的夜晚，灯光下亮晶晶的雨丝在不停地飘着。晚饭后的第一件事是给他买一双45码的鞋，不管是什么样的鞋，只要是45码的都先买来。但可惜的是找遍商店还是没有45码的鞋！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后来到了堂安，到了隆里，一直回到贵阳，1000多里的路程，他穿着的仍然是他那双进水的鞋，但鞋已经干了，是他脚的热量把鞋烘干了。他一路上没有在乎这双进了水的鞋，他在乎的是他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下雨时他总是将风衣脱下来顶在头上当伞用，保护他的照相机不进水，但我心里感到十分内疚。

他最后一次来贵州是2000年8月，那次是来六枝办“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他的夫人也一起来了，简直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来贵州。学习班结束后，又到了镇山、隆里、堂安等3个生态博物馆，这是他1995年4月来贵州考察时所走的地方，这次他又全部走了一遍。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地图上把走的路线用碳素笔画上一条黑线，并拿出前几次的地图对照，对我说：“这次走的路线不同，是从贵阳乘火车到凯里，时间提前了2小时。下次再来贵州当向导的人要换成他了，他不会带错路的。”

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贵州，他说他要来当向导的愿望也随同他的灵魂带到天国去了。

他虽然再也不会到贵州来，但他的工作精神，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幽默和天真留在了贵州，他的化身——“约翰·杰斯特龙树”，在他所工作的4个生态博物馆社区已经种植，并发出了新叶，树干是那样的挺拔、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