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挪威环境大臣与省领导会谈

1999年3月17日上午，挪威环境大臣古露·弗耶兰格与贵州省副省长龙超云举行会谈。

这次会谈是继1998年4月9日与挪威驻华大使白山先生会谈之后又一次与挪威部级官员会谈。在贵州对外文化交流中，合作方的挪威专家、官员如此频繁地到贵州考察和会谈是很少见的。

1999年3月17日上午8点58分，参加会谈的贵州省外事办公室、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环境保护厅、贵州省财政局、贵州省计划委员会、贵州省建设厅、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局、贵州省旅游局的有关领导进入会客厅入座。

挪方参加会谈的首席代表是环境大臣古露·弗耶兰格女士，大臣的随行人员有克雅伦先生，还有环境大臣顾问、环境部行政与环境经济司司长、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环境部国际合作司顾问、环境部文化遗产中央办公室执行主任、环境部文化遗产中央办公室顾问、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顾问、环境部信息司副司长、挪威自然保护学会项目官员、挪威使馆科技环保参赞、环境大臣私人助理及挪威语翻译、挪威代表团随行记者；其中有两位与贵州生态博物馆项目合作有关的重要人物，即挪威环境部文化遗产中央办公室执行主任达格先生以及顾问雷顿女士。

中方陪同人员有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程伟雪、国家环保总局对外合作中心项目官员涂瑞和、国家文物局外事处项目官员杨晓明、中国博物馆学会及贵州生态博物馆项目协调人安来顺先生。

会谈之前会场十分安静，气氛显得很和谐，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都是通过笑脸在打招呼。

上午9点整，负责与挪威环境大臣会谈的是贵州省副省长龙超云女士，分管文化。龙副省长是用普通话进行座谈的，她表示：热烈欢迎挪威环境大臣一行到贵州作客，到贵阳郊区的布依族村寨——镇山进行考察访问。感谢1998年挪威驻华大使白山先生对贵州的友好访问。贵州生态博物馆是中挪文化合作项目，该项目引起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7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该项目的签字仪式，在挪威政府的无偿援助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建成，这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贵州第一个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并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向环境大臣古露·弗耶兰格女士及挪威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

林中村寨

环境大臣是一个性格外露又善于言表的人。她头上披着长长的金发，说话时金发不断地在抖动，手也在舞动。她表示：生态博物馆这一文化合作项目与挪威的一位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1995年4月，他作为该项目的科学顾问自费到中国贵州来考察生态博物馆，回来后他谈到在贵阳的郊区有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老的布依族村寨——镇山，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房屋全是用石板盖的，甚至它的墙壁也是用石板装上的，村子的外面是用石墙包围着，地上的路和民居前的院坝都是用石板铺成的。村子里居住着100多户布依族群众，他们非常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苏先生表示镇山已经是一个准生态博物馆了。而当我自己到镇山考察后，不禁感叹这里真是如世外桃源一般，古村落完全融入了山水之中。挪威是世界上设立环境部最早的国家，其初衷是在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人类健康和福利两者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挪威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挪威的环境政策很快转向有关污染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区域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新的环境法律。在挪威的环境保护中涉及11个领域，其中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在环境部下设了文化遗产管理司（相当于中国文化部所属的国家文物局），而该司中央办公室执行主任达格先生也去过镇山考察。镇山是一个没有工业污染的社区，它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都没有遭到破坏。该社区的燃油排放量几乎等于零，非常低碳，民族风俗也十分浓厚。

同时，她又表示：镇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布依族文化社区。但中国的经济是跳跃式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都很快，像镇山这样具有优美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的地方能保持多久？用什么方法保护好镇山的自然和文化？这是一个具有环境科学和文化遗产学双重意义的问题。客观地说，镇山的传统文化不可能长期地保留在现实的状态之中，政府也不能将其凝固式地保护，因为镇山还生活着村民，他们是活着的文化，他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另一方面一定要发展，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这个脚步是由时代潮流所驱动的。现代化的生活一定会进入村民的家里，现在村民家里都有了家用电器，还有摩托车，说明村民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但它不能取代村民的传统文化，这是另一个不同的概念。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顺应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种方法，这样的方法在中国和挪威的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找到了，即生态博物馆。

环境大臣还提出：挪威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都是在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指导下建成的，这次他作为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科学顾问，一方面他可以在中国贵州传播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另一方面能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为挪威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挪威建立的生态博物馆，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社区居民的自觉行动，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本社区的文化，比政府单纯的保护要有利得多。社区居民的保护从哲学的观念来看是发挥了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是主动的、积极的，但是否适合于贵州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要接受贵州实践的检验。

在贵州的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村民的致富是首要的。历史上中国形成的二元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差别，如果村民不消除贫困，文化就很难得到保护，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和挪威有很大的区别。挪威和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建生态博物馆的思维和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共通的，都是强调社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整体保护，是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中保护。中国的博物馆专家苏东海先生说过，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所不同的是，它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活态的文化，文化的创造者是生活在社区的村民，因此千百年来，社区的文化都是村民祖祖辈辈传承发展的结果，是村民自己在保护和传承。由村民来保护自己的文化是生态博物馆的主导意识。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仪式上，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说，村民是文化的主人，村民应为自己创造的文化感到光荣、骄傲、自豪。但如何才能让村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光荣、骄傲、自豪呢？处于温饱线上的村民是自豪不起来的，这种自豪感必须以经济基础为后盾，只有极大地提高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们才能感到自豪。一个贫穷的村寨，或一个贫困的社区要想保护好文化是不可能的。

文化的保护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是在不断吐故纳新的，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可能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传统文化突然间会发生裂变，甚至文化的主人会作出有悖于原有文化的价值取向而选择另一种文化的可能。这种变化或者是全部地抛弃，走向另一种极端，或部分抛弃，但它仍然植根于原来生存的土壤之中。出现这样的结果，完全要归结于村民所具备的文化知识，知识水平越高，文化的变异和失传的可能性越少；反之，则越大。所以，一个文盲充斥的社区和村寨要想保护好文化同样是不可能的。

临水而建的民居

建立生态博物馆不是一种摆设，一种表面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建设，即树立文化主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村民保护文化的原动力。

贵州建生态博物馆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贵州的省情出发，不是照抄照搬挪威或国际上的生态博物馆的模式。但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相一致的。在贵州民族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应将提高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放在第一位，保护文化、消除贫困是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双重任务。“文化自觉”是在提高社区物质文化和消除社区文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一项长期的过程，是由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同时预示着生态博物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过程，过早的乐观和否定的态度都不是科学的。

环境大臣最后总结道：在100多年前挪威仍处于贫穷的状态，工业革命使挪威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遭到了大量的破坏，当时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所以现在来建生态博物馆，是抢救18世纪工业革命留下的工业文化遗产，但活着的文化已不复存在，像镇山这样的古村落在挪威很难找到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所建的户外博物馆，是从各地搬来的传统民居建筑，没有人居住，不像镇山是村民的生活家园，那里只是一个静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中国政府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一开始就注意环境保护，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并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保护民族文化和它所处的环境，这样的理念是超前的。挪威对中挪文化合作项目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这个项目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