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陈列理念

资料信息中心——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形象代表，竣工于2002年鲜花盛开的5月。

按照项目的时间进度表，镇山生态博物馆开馆的时间应在2001年11月上旬，但由于施工中遇到的地质方面的变故，就此问题贵州生态博物馆实施小组已向北京项目领导小组作了专题汇报，并由北京项目领导小组转告挪威驻华使馆，各方一致同意将开馆时间顺延至2002年7月。2002年7月15日是镇山布依族传统的“六月六”歌节，花溪区人民政府采纳了村民的建议，将开馆时间定在当日。因此，在7月15日之前务必将开馆前的陈列、环境美化等工作全部完成。

陈列是开馆前的一项主要工作。生态博物馆的陈列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陈列，涉及一个陈列理念问题，理念是陈列的“纲”，只有把生态博物馆的陈列理念梳理清楚了，技术层面的东西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是要搞清楚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亦称主流博物馆）在陈列上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反思、一种创新。苏东海先生在1995年5月1日的学术报告会上曾说，博物馆领域有生态博物馆这种超前的迎接新世纪的博物馆，但是它和传统博物馆是并存的，不是排斥的。生态博物馆不会取代其他博物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只是增加一种门类，是从传统博物馆领域脱颖出来的一种新的门类。所谓“新”，除了体现在理念新以外，也体现在它的陈列手法上。从理念上讲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无围墙运动”，是环境加社区的博物馆，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以文化社区为载体的博物馆。传统博物馆与之所不同的是以一栋公共建筑为载体，是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主流博物馆。在二者陈列手法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生态博物馆的陈列应该有两个部分，传统博物馆则只有一个部分。

建设中的资料信息中心

（1）生态博物馆的第一个部分是社区的“陈列”，这是与传统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实质是对社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解读。社区作为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整个文化社区包括它的环境在内，就是一个露天的活“陈列”。它不仅展示实物，如民居建筑、生产生活用具、历史遗存等，还展示社区居民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表演式的，而是客观的、丰富多彩的，有传统的生活习俗、节日节庆、婚丧嫁娶以及喜怒哀乐的生活场景，这在传统博物馆中是体验不到的。我们在传统博物馆的陈列中所能看到的不是生活，而是历代生活中留下的实物，在陈列中所看到的村寨或社区的布置是通过沙盘中的模型和半景化或全景化得以体现的，展示的人物形象是不会说话的穿着民族服饰的蜡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静态的历史场景。生态博物馆社区的“陈列”的设计者不是博物馆的专家，而是村民自己和他们的祖辈，他们的家园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活的艺术品，是历史的积淀和堆砌，没有雕凿的痕迹，是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这种“陈列展览”正如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所说，“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能看得懂的博物馆”。

镇山村下寨石板房屋面

但这样的以社区为载体的“陈列”尚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如何将其历史、科学、艺术方面的价值通过调查揭示出来，向社区居民和旅游者进行传播，是需要有文物专业人员进行实物的价值调查和解读的，这是生态博物馆陈列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迎接7月份的开馆，搞好社区的“陈列”，成立了“镇山社区文化遗产调查小组”，组长是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的张永吉所长，成员为该所的李登学、李梅，他们三人是一个最佳的工作团队。

他们在建生态博物馆之前，即贵州省人民政府将镇山批准为“民族文化保护村”的时候，曾对镇山进行过一次历史文化调查，撰写了约3万字的《镇山民族文化保护村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为镇山建设生态博物馆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但这次调查是一次专项调查，涉及对镇山社区文化的解读。

首先是对建筑价值的专项调查。镇山的石板房建筑是镇山的亮点。镇山的石板房建筑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天南地北的建筑学家、画家、民族学家不断到来，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石板房建筑文化的底蕴，这也是了解镇山生态博物馆社区文化的一个途径。

就此，我和调查小组进行了一次研讨，特别是和张所长进行了几次深谈。镇山石板房的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有哪些？如果不梳理清楚，那么调查是盲目的、肤浅的。所谓石板房建筑文化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应该包括建筑的年代、建筑营造的思想理念、建筑的营造技艺、建筑的装饰艺术、建筑与民俗等。

关于建筑的年代问题，因为民居建筑没有碑刻记录，也没作文字记录，不像武庙那样，它的重建年代都有碑刻记录，重建之前也有文字记录。对民居部分，调查组只能作口碑调查，这也是建筑年代调查信息的唯一来源。调查组组长张永吉说，好在镇山的好几位老人都健在，调查他们所居住的房子他们感到很自豪，而且都愿意讲。镇山村民称这些80多岁的老人叫“老太爷”，即祖父的意思。这些老太爷也没有亲自看到镇山最早的房子建于何时，但是建房的历史是从父辈或祖辈口传下来的，由此可以弄清楚最早的民居的建筑年代。

在建筑技艺上，从调查的资料了解到建筑的结构是传承了中国南方地域性的穿斗式屋架结构，这种结构不限于某一个民族，而是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由环境、气候以及所提供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但在镇山所不同的是除了民居建筑的构架是木结构以外，利用当地所产的石材作建筑材料是又是一大特色，故镇山有“石板房王国”之称。它的营造技艺表现在石材的装修和屋面的处理上，用石板装墙壁，在贵阳地区的西部比较普遍，镇山则是其代表之一。屋面的处理没有刻意的人工规划，而是采用“堆叠法”盖房，其做工非常随意、灵活；对石板的大小均无选择，只对石板的厚薄有选择。所盖的屋面，将同样厚薄的石板无论大小都用到了极致，没有浪费一寸石板。所盖的屋面，自然天成，有强烈的视觉美感，由若干不规则的石板之间所形成的线条组成了一幅印象派作品，让人叹为观止，这就是营造技艺的魅力！

在选址上，调查组的资料说，最大的特点是因地制宜，依山就势，不刻意去人造平地，选地十分灵活自由。对地基的处理多数是填低就高，用石头砌成石坎，石坎高达1～2米，不但在用地上十分经济，而且产生了很好的审美视角——石头墙、石头坎，由低到高，层层叠叠，直接云天，犹如把人们送到了一个理想的境界。

在建筑的形制上，上寨民居均为三合院，有朝门、天井、围墙，庭院深深，十分安静。这些三合院是中原四合院的简化，它传递了四合院建筑文化的理念和文脉，即封闭、求自身，是家族安乐、安宁的思想观念在建筑上的反映。镇山的三合院只有一道朝门进出，其方位与正房大门的方位不在一条轴线上，选择在东南方和西北方向开朝门，这和北方的四合院开大门的理念如出一辙。关上朝门后，三合院里自成天地，具有强烈的私密性。

镇山木构架民居

在建筑与民俗上，镇山建房的仪式较为复杂，有立房、上梁、洒“抛粮粑”、钉门、点门、开财门等。这些过程都有百余首祝词和仪式歌，如立架房时有《立房词》，唱道：“日吉时良，天地开张；今日立方，百世吉昌”；上梁完毕之后是洒“抛粮粑”，《抛粮把歌》唱道：“脚踏云梯步步高，王母娘娘摘仙桃。仙桃要等仙人讨，粮粑要等子弟抛。主人接一双，牛马满山岗；主人接两双，鸡牲鹅鸭满池塘；主人接三双，年年置田庄；木匠留一双，年年起华堂。”这些都是镇山社区民居建筑所折射出来的重要的民俗学资料，这是解读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镇山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

其次是对环境的解读。在镇山村寨的选址和环境的关系都蕴含有深厚的“风水相地学”的含义。所谓“风水相地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环境规划科学，有的专家学者将“风水相地学”誉为中国古代环境景观学或环境科学，它主要是探求天地人一体化秩序，而风水的核心是探求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协调关系。

镇山布依族村寨在选址上藏而不露，临水靠山。调查组的材料说，镇山村寨建在山的“龙头”之上，“龙头”则面向东南，按风水相地学的观点，东南方是最吉利的方向。村民非常重视“八字”与坐向相联系的观点，多数认为自己的“八字”与之相符。此外，在镇山的东面有半边山，在风水相地学上称之为“青龙山”，并以绝对优势高于天鹅寨之“白虎山”，有抚正压邪之意，镇山村民则根据“愿等青龙高万丈，不准壮虎头头望”，决定民居的坐向。这是在地理环境中注入了风水的观念使之神秘化，这样的地形地貌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生态学认为，生物群落有一定的结构，生物的空间分布总是按照最充分利用非生物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生存条件的原则来进行的。风水相地学中的“穴”，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理想的“穴”就是一个良好的“生境位”或“生态位”。镇山有非常好的生态位，在坐势上靠山面水，用贵州通俗的话说，凡是选地建房应该是“后面有靠靠，前面有绕绕”，所谓的“靠”指山，所谓的“绕”则指水，而这些镇山都具备了。1958年，修花溪水库之前镇山临近花溪河，花溪河绕镇山村前而过；建水库之后，镇山村前碧波荡漾，使得镇山的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从坐向上说，镇山面向东南方，清晨的镇山沐浴在灿烂的朝霞之中，镇山到处都是披金荡彩。

另一项调查是关于村民家庭生活（物质和精神的）变迁的调查。这是借鉴挪威沃达工业区生态博物馆社区的经验，在一个社区之内，遴选出具有百年以上民居的主人生活的传承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实物来体现的。首先是不同年代的主人生活用具的展现，从19世纪所用的煤铁炉到20世纪所用的电磁炉。民居中特别珍贵的是三代主人的生活照片、日记等的展现。这种以实物为展示的“文化记忆”可以引起社区居民对社区变化的自豪感，并焕发出新的人文精神，这就是社区“陈列”的意义。要在镇山遴选出一户或几户这样的民居，难度是非常大的，其主要原因是在百年的变迁中房屋主人没有收集、保存、整理自己的生产、生活物品，难以形成历史的“链条”，但此项工作仍可以作先期调查，不一定求全，而最重要的是在村民中注入家庭文化记忆的理念。

调查组的此次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为社区的“陈列”提供了很大的思维空间。社区的陈列不是一蹴而就的，先从建筑遗存着手，如屯墙、武庙、上百年传统民居等都挂了说明牌，保持了民居中堂屋原有的陈设文化氛围，还陈设有民居与农耕活动的有关实物，尽可能地保持各个家庭原有的陈设个性，使外来者在这里真正体味到镇山社区生态文化“陈列”的面貌。

（2）第二部分是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该陈列与传统博物馆的陈列有极大的相同之处。资料信息中心本身就是一栋公共建筑，它和传统博物馆没有两样。资料信息中心在功能上，主要是把社区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储藏起来，使社区的历史不会中断。这仅是资料信息中心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它还必须具备一个陈列展览，这个展览可以起到镜子的作用，而社区公众知识的传播离不开一个形象化的展览，这是社区人民认识自己文化价值和对外传播的一种形式。虽然它还只是一个小型的陈列展览，和传统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的规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性质相同。陈列都是建立在对文物研究的基础上的，由博物馆专家进行形象化的设计、制作。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博物馆的陈列采用了辅助性的手段，如全景化、半景化，采用声、光、电等辅助，使博物馆的陈列面貌一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都是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可借鉴的手法。从这一点看，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是传统博物馆的借鉴和继承。

陈列提纲文本撰写仍由贵州省文化厅文化处张勇承担，因为梭戛生态博物馆的陈列提纲就出自他的手笔，在撰写上有一种承接的关系，并可以在总结梭戛陈列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陈列的指导思想：开放、立体、活泼、创新。

陈列的第一部分从“镇山村沿革”中介绍布依族的分布状况：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人口200万，其中贵州有100万，主要居住在黔南、黔西南、贵阳和安顺等地。布依族讲布依语，分为三个土语区，没有古文字，1956年创制字母文字。这一部分作为布依族文化的陈列是非常必要的，突破了生态博物馆仅限于一个文化社区的概念，扩大到同一民族的分布以及历史文化状况，是贵州生态博物馆的一种创新。

从第二部分到最后的第四部分全部是对镇山的文化进行解读。

第二部分“镇山民族融合”中写道：李仁宇系江西籍人氏，明万历年间率部平播进入贵州，在花溪一带屯兵，其夫人因水土不服去世。次年，李仁宇与当地班氏女子结婚，入赘镇山，生二子，李将军让长子姓李、次子姓班，班、李为同宗兄弟，现已传到17代。这一部分起到以斑窥豹的作用，反映了中国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也反映了贵州自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推行卫所制以来，特别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立行省以来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在镇山更为典型，更具代表性。班、李二姓同宗共祖，同根同族。这部分陈列旨在使村民和参观者都能找到镇山民族融合的源头。民族融合不是抽象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融合的历史可以用家谱、谱系、李仁宇将军墓葬照片作为证据。

第三部分“镇山文明形态”是陈列的主要内容，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部分。为了表现出镇山布依族的生活，在展厅复原了家庭的生活场景，主要凸显房屋中堂屋部分的复原陈列，有神龛、八仙桌、条凳、靠椅。此外，还复原了卧室1间，有床、衣柜、火盆等。堂屋里还有布依族妇女做手工工艺的造型，形态逼真。家庭室内布置的理念是主人观念形态的反映。祖宗崇拜在镇山特别浓厚，通过堂屋的陈设反映出来。布依族村民非常重视神龛的做工和陈设，在这一点上无不打上汉文化的烙印。反映生产方面的实物主要有农具1套、刺绣工具1套、酿酒工具模型、纺车、犁、锄、镰等。这些工具是农耕民族生产的实物代表，因为生产工具的使用情况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耕作技术和理念。

非物质文化通过音响和影像设备来展示，使人了解布依族的音乐、舞蹈，如“好花红”“酒歌”等。表现民间文学的有镇山民间文学复印本；手工工艺品有蜡染、刺绣、竹编、雕刻、银器；服饰有镇山男、女服饰各2套。非物质文化是生态博物馆的“文化记忆”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没有“文化记忆”的工作，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一个民族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是一个不断失传，但又不断创新、吸收、发展的“生命过程”，生态博物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记录整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其冻结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这种展示对于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展厅织布机

展厅一角

最后一个部分是“前进中的镇山”，表现出生态博物馆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地方，并注入一种“进化”的理念。生态博物馆不但要表现过去，而且要表现现在和将来。法国生态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先生说过：“我认为，所谓传统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他一般都将生态博物馆称为社区博物馆）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永远处于进化过程中，而前者是一个产品，被设计成并视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所以，不管社区博物馆最初是如何建立的，重要的是在之后的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间都要持续努力。我们的挑战在于要长时间参与这一演变过程，并帮助当地人民，使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博物馆各方面工作的责任。”所以，“发展与进步”是这一部分的主题，通过教育、卫生设施的改善，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村民参与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村民家庭生活中现代家用电器、现代交通工具等照片来反映这一主题。

陈列提纲呈送至北京项目组领导苏东海先生审查之后，苏东海先生原则上同意该陈列提纲，但他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认为：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主要是集中反映社区文化，一定要成为社区的文化展示，最好不要涉及贵州省其他布依族的历史文化，否则就变成了“贵州布依族历史文化博物馆”；而不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苏先生是在捍卫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理解苏先生的意见。但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布依族在全省的分布状况、布依族的族源等在展览中不能不涉及，这并不等于是把镇山生态博物馆变成全省的布依族博物馆。2000年9月，在挪威通过的《六枝原则》中第八条指出：“在生态博物馆中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们因各自的文化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差异而千差万别。”贵州的生态博物馆不同于挪威的生态博物馆，同样，镇山生态博物馆也不同于梭戛生态博物馆，因为它们之间都存在着文化的不同和社会的差异。梭戛反映的是贵州西部的苗族文化，镇山则是贵阳地区的布依族文化。我们的本意也不是要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建成贵州布依族历史博物馆，我们只是想以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依托，建成贵州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收藏中心和研究中心。我向苏先生说明情况后，他仍然保持他的观点，但他没有否定，表示可以作尝试，可以在学术上做一些探索。

我们当然很尊重苏先生的意见，仅在惠水、镇宁布依族社区作了历史文化调查，资料信息中心的陈列展览仍然以镇山社区为主要内容。

我们的想法的前提是在同一文化属性下反映出分布于各个社区的基本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若干的分中心，这一理念也许是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独创。但由于后续的力量没有跟上，这一理念也没有推而广之。贵州的生态博物馆正处于实践之中，在国内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生态博物馆在国际上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不论它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有意义的。

苏东海先生认为“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这样做已经失败了”的看法有他的深刻之处，他是担心生态博物馆被异化成民族历史博物馆。但是，不论生态博物馆的任何一种理念，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也正是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的重要性，不是以主观的认识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