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官员到镇山考察
苏东海先生自2001年4月3日出席镇山生态博物馆建设开工仪式之后,回到北京即将镇山的开工情况通报给挪威驻华使馆,挪方对在中国贵州的文化合作项目感到十分满意。之前,白山大使在对贵州生态博物馆考察之后曾在座谈会上说:“挪威在贵州的合作项目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有诚信的,挪威在非洲的合作远不及贵州。”中挪合作项目——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成,因为合作双方的诚信友好,使得这一项目得以延续。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按照协议所规定的时间开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官员来到镇山考察。
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是代表挪威政府对外提供发展援助的机构,挪威政府对中国贵州生态博物馆的无偿援助是通过国际开发合作署来执行的。2001年5月9上午,在中国博物馆学会苏东海先生、安来顺先生的陪同下,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第一副署长斯托洛肯先生、特维特女士、挪威环境部顾问克兰先生、挪威驻华大使馆环境参赞雷朗铎先生到镇山考察,他们之中除了环境参赞雷朗铎先生来过贵州之外,其余的3人都是第一次来贵州。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镇山的自然环境和村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此外是资料信心中心的建设进展情况,为第三阶段的合作提供背景材料。
斯托洛肯副署长是一个50开外的人,在挪威人中他算是中等个子,头发稀疏,神态温和。他是第一次来贵州,但我和他是第二次见面了。2000年9月5日,中挪双方代表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签订贵州生态博物馆(第二阶段)协议时,他也在场。在镇山见到我,他显得十分亲热,便和我握手、亲脸。亲脸,是挪威人对见过面的人比较亲切的礼仪。他那双好奇的蓝眼睛四处张望,他看见了村长,村长去年也到过挪威,又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他又前去和村长握手、亲脸。
镇山村北屯门标志
在村长的带领下,我们到了镇山上寨屯墙的最高点,这里的屯墙有好几处已坍塌,屯墙石上那些人工留下的凿印早已被岁月抹去,但它仍是那样的坚固。我们站在上面仍有磐石一般的感觉。这里是看镇山山水的最佳位置,屯墙下面是悬崖绝壁,地形十分险要,它体现了古代营建者高超的防御思想。利用天然的地形营造防御工事,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一个布依村寨也被解读得十分清楚。
斯托洛肯先生感到很惊叹,他感慨道:东西方在防御功能选址和营造上有惊人的相似,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堡也是靠山面水,居于高地之上。
屯墙下面树木郁郁葱葱,通过树之间的间隔,可以俯瞰碧蓝的湖水,阳光洒在湖面上,泛起粼粼波光,站在这里,让人感到十分宁静、舒适,逃脱了城市的喧嚣和烦躁。他幽默地说:“看到镇山的环境让人感觉回到了挪威的海湾一样,一样的美,一样的动人。”
镇山南屯门及屯墙(1994年修复)
斯托洛肯先生对屯墙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问苏先生,屯墙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苏先生马上将目光转向我,我知道,苏先生是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据村里老人们说,屯墙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明朝开国初年“调北征南”时屯兵的见证,是在14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历史事件。
斯托洛肯先生感慨道: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从这一点说,挪威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9世纪挪威才形成统一的国家,在11世纪之前北欧海盗时期,曾不断向外扩张,进入鼎盛时期。14世纪中叶,挪威开始衰落,然而在中国正是一个明王朝的兴盛时期。镇山的屯墙就是重要的历史见证。
接着他又询问了屯墙的保护情况。我便把相关事宜介绍了一遍:屯墙是镇山村的重要历史遗存,但自屯墙存在以来没有进行过维修,1994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屯墙也在其中。是年省文物主管部门拨款对进寨的屯门进行了局部修复,屯墙多处坍塌,需要维修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要分步实施。
斯托洛肯听完介绍后表示:挪威的文化遗产的管理,属于环境部下属的文化遗产保护司,相当于贵国的国家文物局。在挪威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中,保护文化遗产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文化遗产和环境实行整体的保护。
斯托洛肯先生又问:“这些已坍塌的屯墙如何修复?”
“首先应该作考古调查。屯墙的历史沿革,即屯墙的始建年代,重大维修年代,受到破坏的原因,是人为或自然力的破坏等,屯墙营建时所用的材料、营造技艺等,都应作调查。然后绘制修复图,作经费预算。修复的原则是整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我解释道。
“会用一些现代建筑材料吗,如水泥等?”斯托洛肯先生的提问有些咄咄逼人。
“为了加固文物的基础,这只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用于隐蔽工程部分,原则上必须忠实于文化遗产所用的材质和传统工艺。”斯托洛肯先生用赞同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们离开屯墙之后,进入村寨,先是到了上寨。他看了那一栋栋石板房建筑之后,又问民居有多少年历史,村长说有几十栋民居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们仍然十分坚固。斯托洛肯先生称赞:村寨的整体布局就是一个艺术品,民居建筑由上到下,层层叠叠,很有韵味,不千篇一律,布局十分灵活,在挪威是看不到这种布局的村寨的。
我们陪同斯托洛肯先生到了几户村民家里,村民们对客人十分真诚友好。因为村民们已经不止一次接待过挪威的客人,挪威客人如同是从远方来的亲戚一样,他们格外热情,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送到了斯托洛肯先生的手里。他感觉到这里最好的不仅是山水风光和浓厚的历史文化,还有村民的一腔热情,这种热情扑面而来,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挪威客人的心。
陪同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斯托洛肯先生的有挪威驻华使馆的环境参赞雷朗铎先生,他是第二次来贵州。2000年8月,他随同挪威王国环境部文化遗产保护司司长达格、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一同参加“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授课,之后他到了贵州的4座生态博物馆。他隔了一年又来到了镇山,感觉到村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斯托洛肯先生说:“一年前村民生活中的家用电器还很少,今年可不一样了,那些彩电、电冰箱、电饭锅之类的家用电器在村民家里已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还有很多人家添置了摩托车,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始料不及的。”
苏东海先生解释道:在中国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贵州的生态博物馆不是单纯的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中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社会造成城乡差别,农村长期处于贫困,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缩小城乡差别,但发展不平衡,东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快一些,而西部还比较滞后,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化的保护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我们试图在一个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社区建生态博物馆。而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只是一种理想主义,是脱离了中国西部实际情况的。文化的保护离不开社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经济不发展,社区居民总是不能摆脱贫困对他们的纠缠,他们是不可能顾及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也处于实验的过程之中,消除社区的贫困,是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先导。
斯托洛肯先生非常赞成苏东海先生的观点,他说:“挪威100多年前还处于非常贫穷的状况,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工业革命使挪威摆脱了贫困,但环境、文化遗产遭到很大破坏,被工业社会所吞噬。20世纪末所办的生态博物馆,是在工业革命的废墟中找回已经失去的文化记忆,这仅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工作。中国则吸取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教训,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并引进国际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保护民族文化,这是一种超前的抢救和保护行动,但是它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是生态博物馆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非常重视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挑战项目,这也是合作的思想基础,因为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对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一种贡献。”
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
当挪威驻华使馆的环境参赞雷朗铎先生看到有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所作的《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保护规划》时,他非常高兴地给斯托洛肯先生解说:这个规划中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它规划的4个区域中有一个“村民新区”,新区的规划就使文化遗产区的保护工作有了一个前提,解决了一个人口增长后在哪里建房的问题。可以解决新建房与石板房民居建筑不协调的问题,使整个村寨的建筑风貌不受影响。
斯托洛肯先生认为,镇山生态博物馆在建设之前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也使他们对该项目的合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离开村寨之后,我们又陪同斯托洛肯先生到资料信息中心用地现场考察。2001年4月份举行奠基仪式的那几块菜地,已经建成了一条通往资料信息中心的毛坯公路,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加固公路的道坎。资料信息中心仍是一片荒地,但那些刺丛已被砍掉,菜地里也全是空白,没有再种庄稼了,有几个村民正在将坟墓迁走。资料信息中心正处于开工的前夜。
斯托洛肯先生在这一片即将修建资料信息中心的荒地上站了许久,他的目光不断注视着东南方那碧蓝的湖水和直插云霄的半边山,发出了与在屯墙最高点上同样的感慨:这里的湖水和峡谷,让我好像又看到了挪威的海湾。
同月10日上午,由苏东海先生主持召开了中挪双方“2000年项目年度协商会”,苏东海先生代表项目领导小组就2000年项目工作年度的回顾和中挪生态博物馆研讨班以及贵州省人民政府代表团访问挪威的概况,我就镇山、梭戛生态博物馆2000年工作和隆里、堂安生态博物馆规划工作作了专题汇报:镇山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设计由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工程建设在8558平方米的范围内展开;镇山的保护、修复文化遗产登记已开始工作,已完成3万字的调查报告,获得照片500多张;在保持村寨历史风貌方面,拆除了11栋违章建筑。
此外,还汇报了梭戛、隆里、堂安三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规划情况。这次协商会如实地反映了2000年度的工作情况,中挪双方从项目工作的有效性来评估投入的结果,是完全符合项目计划的,挪威国际开发合作署对此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