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军强渡鸭池河
鸭池河系乌江上游的支流，河谷深切，水流湍急。鸭池河渡口是黔西北各县通往贵阳的唯一渡口，山岩险峻，水流湍急，堪称天堑。从前往来交通，全靠木船摆渡，从渡口到北面山顶的路上有大、小关口两个，上山小路如登天梯，大路曲折盘旋，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冲，河床宽一百多米。解放前的千百年间，河上一直没有桥梁，往来人马车辆都要靠木船摆渡。
据《黔西县志》载：清道光年间，一贩卖川盐的梅姓富商耗白银若干，雇人花了数年时间打造数百块大石礅，想在鸭池河上架桥，但终未成功。现在，鸭池河渡口下游河尾处的悬崖下仍留有这些大石礅。
1936年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敌人向贵阳收缩，利用西部乌江口岸防务空虚的有利战机，即派六师为先导，从修文奔袭镇西卫，抢占鸭池河渡口，并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名侦察员，组成精锐的侦察队，担任先锋。侦察队到达镇西卫后，没有休息，冒着细雨连夜向鸭池河兼程挺进。
侦察队由王绍南队长率领，一人一支手枪，一把电筒，一套便衣装束。战士们为了扫清沿途的反动民团势力，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路急行军，到茶店时刚刚清晨。此时驻关帝庙内的敌保安团一个队（六七十人）还在睡觉。四师侦察参谋胡克忠带尖刀班走在前面，迅速摸到敌人哨兵后，王队长率领侦察队随即冲进庙内，保安队的人在睡梦中便成了红军的俘虏。侦察队俘敌后，迅速向鸭池河老街渡口奔去。侦察队路经坎挂时，见敌人碉堡内已无一兵守护，便放火烧毁碉堡，浓烟顿起。待在老街家中的新店区国民党区长董醒吾及联保主任杨冰儒等人知大事不妙，纷纷朝归中等地逃窜。河西两岸的盐防军守兵，虽系几天前奉命到鸭池河渡口封船堵河的，得知红军要来，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一见坎挂碉堡起火，就丧魂落魄地顾不得上司的命令，丢盔弃甲，朝小关丫口捅井方向逃命。
侦察队毫无阻挡地到达河边渡口，时值上午十时许，河西南岸的守敌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剩几只船舶在岸边。于是红军向对岸喊话：“贫家人，把船划过来，我们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是打土豪、济穷人的。我们要过河，请把船划过来。”不一会，河西南岸慢悠悠地划来一条小船。当时的鸭池河渡仅有大小木船四只，大船系车船和盐船，一次能渡二三十人。待小船划到东北岸后，侦察队员即上船渡河，控制了渡口。这时紧随侦察队的六师到达鸭池河边，四条船便一起轮番摆渡。午后，五师十七团相继赶到，仅靠四只船部队不能及时渡河。于是红军找当地熟悉河道水性的船工张海清、郭忠华、王成栋等商量后，决定在渡口两岸的昌茂石、羊舔石之间架浮桥。部队首先将董醒吾家的备用电话线缴来，拧成缆绳，拴在河西北岸的羊舔石和东南岸的大树上，用现有的四只船一字儿摆开在水深处，彼此扣稳并固定在横跨两岸的铁索上，然后拆来董醒吾、杨冰儒两家楼房的木料和向群众借的门板、木方等，连夜点起灯笼、火把突击搭浮桥。军民合作，不到三个小时，就在鸭池河渡口搭好了一座长一百多米，宽近两米的浮桥。这是鸭池河渡口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桥。
2月2日中午，贺龙率红二军团进驻卫城；下午，萧克率红六军团到达。2月3日中午，贺龙、萧克率军到达鸭池河渡口，按先二军团，后六军团的顺序渡河。当红六军团还有两个师准备过河时，国民党五十九师三十五团追到，接着，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的先头部队也赶到。这时，过河的红军借西岸有利地形，组织火力，掩护两个师渡河后将浮桥拆毁，封锁河面，阻击敌人。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顺利通过鸭池河后，留下十六师五十三团二营殿后。二营在鸭池河街挨家挨户查问，还清借用物资，赔偿损失，付给参加搭桥民工报酬，给老百姓打扫庭院，挑水装满水缸。敌五十九师三十五团、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因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下坡，只在坡上开枪。二营营长赖春风带领最后一批红军战士划船离开鸭池河东岸。战士们在船上谈笑风生。大家高兴地说：“国民党军队又在给我们鸣枪送行了。”
红军胜利渡过鸭池河，实现了挺进黔、大、毕建立新根据地的第一步。为了阻击敌人，红军十八师留守滥泥沟及鸭池河一线，阻敌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于对岸，牢固地扼守了黔、大、毕的“东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