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领导的毕节革命武装
毕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后，革命人士们便充分认识到了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其制订的行动纲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动武装斗争。
志同道合，发展武装力量
1934年初，曾在黔军周西城部担任过营长的毕节头步桥人范建章因不满军阀的统治，分离出两百多人及若干枪支回乡，在毕节、镇雄一带打富济贫。他们高喊“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照嫌，下等之人跟我走，一月给你块半钱”的口号，活动于滇黔边区。
范建章（1905年—1935年），又名范敬章，字源湘，毕节人，家境贫困，7岁丧父，14岁从军，曾入贵州讲武堂学习。他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回黔，任四十三军二师四团一营营副、代营长，1929年5月任周西成部代理特务营营长。在毕节头步桥及范家大院一带，男女老幼都亲切地称范建章为“范营长”、“范大胆”。远近几十里，只要听闻“范大胆”，老百姓欢喜，地主劣绅憋气。
范建章听说毕节城里草原社的活动后，感到前途有了希望，便到毕节城里通过其亲戚刘海楼的介绍找到了秦天真，与秦天真畅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秦天真及时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一情况。党支部书记林青非常重视，与秦天真一道几次找到范建章长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林青的话语句句动人，推心置腹，一片诚心，终于使范建章这个彪悍的军人，粗壮的硬汉动了真情，发誓：“我们三个人（当时秦天真也在场）要坚决斗争下去。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斗争下去，坚决跟共产党走。”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人、枪交给革命、交给党支部指挥。
根据范建章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党支部决定吸收范建章入党。1934年春，党支部接受了范建章的入党申请，由秦天真作介绍人，林青为监誓人，范建章进行了入党宣誓。至此，范建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毕节地下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后，在党支部的安排下，范建章率部队在毕节对坡和云南镇雄一带活动，宣传共产党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扩大党在滇黔边区的影响。仅两个月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五百余人。他们在滇黔川边区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宣传抗日、打富济贫、开仓分粮等。1935年6月，范建章及其部在毕节对坡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民团围攻，范建章受伤被捕，后被杀害于毕节小校场。范建章牺牲后，他的队伍大多数都加入了“贵州抗日救国军”。
前赴后继，又建武装
以邓止戈为书记的毕节又一个中共党支部建立后，也积极开展联系和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的工作。
1934年，身为省工委委员的邓止戈在贵阳活动期间，通过黄大陆，认识了当时在王家烈部任营长的赫章人席大明。席大明出生于赫章县哲庄乡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在功课之余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最初只是为了保卫家业，成为席氏家族武装力量的首领，后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影响下，与其兄席大宣、堂叔等人前往大定（大方）投军，先后任国民党滇黔联军第八军第五纵队李家勋部排长、副营长、营长及黔军第六师毛光翔部营长等职。席大明秉性刚直，常为百姓抱不平，对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深表同情。他先后采取过一些限制和打击地方恶霸的做法和救济穷苦农民的措施，使获益得救的穷人赞不绝口，而土豪劣绅则深感畏惧。席大明经常带领队伍打富济贫，因而受到贵州军阀周西成部的清剿。他还率部攻打云南镇雄县城，因此被云南省主席电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席大明为滇黔边境惯匪，久拿不获，请解法办。”后得毕节友人周稚九相救才幸免于难，但席部被解散，席成了一名编余副官。邓止戈、黄大陆对席大明的处境十分同情，遂找机会向席大明介绍革命形势，及时宣传共产党反蒋抗日的主张，还送给他手枪两支，子弹两百发，鼓励他回家乡继续搞武装斗争。随后，席大明回到家乡，重振旗鼓，招兵买马，发展武装力量，到1935年6月队伍有五百多人、枪，国民党当局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得逞。1935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转战赫章，席大明与其取得了联系。邓止戈再次到毕节后，很快就找到了席大明并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
壮大队伍，抗日救国
毕节党支部通过积极而慎重的工作，在联系、争取席大明部配合红军入城的同时，对另两支反蒋武装——周质夫部和阮俊臣部也积极联系。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员，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部编为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共三千多人。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毕节时，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参谋长邓止戈及第二支队被编入红军参加长征，第一、二支队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第一支队由席大明任司令员，红军干部李国斌任政委，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开赴杨家湾、七星关、江南屯一带活动。2月中旬，席部在江南、七星关、马桑坪、放珠一带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红军撤离毕节时，红六军团同意并鼓励席大明率支队留在家乡坚持斗争。
1936年8月以后，国民党杨森部暂编入五旅柳际明部、杨汉域一三三师、西线剿总（剿匪总司令部）犹国才部和郭思寅部九十九师、滇军安化鹏部数倍敌人对席部进行轮番清剿。席大明被迫东奔西走，终因寡不敌众，至农历9月中旬，席部仅剩三十多人，席大明本人也陷入病痛之中。11月4日，席大明在杨家湾顾家院子被敌一三三师周翰熙旅抓住。16日，席大明英勇就义。
1936年2月中旬，第三支队在阮俊臣、欧阳崇庭的率领下，按照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的命令，前往川南寻找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来毕节与红军会师。由于道路被敌人封锁，寻找纵队未果，3月初返回毕节。途中得知红二、红六军团已撤离毕节，转战于赫章、威宁一带，又获悉国民党九十九师十四团正从八寨坪绕道金银山向乌蒙山进发增援敌军的消息，支队领导人认真分析了情况，决定暂停追寻红军，在金银山设伏牵制敌人，掩护红二、红六军团转移。
金银山战斗以后，三支队一面寻找纵队，一面派人积极做敌暂编五旅二团三营中尉连副陶树清的统战工作。1936年5月10日，暂编五旅二营、三营三百余名士兵在陶的率领下宣布起义。蒋介石得知陶树清起义的消息后，一面令柳际明和皮光泽速返毕节组织“围剿”，一面电令正在修建滇黔公路的国民党二十三师赴毕节、大方、黔西等县“围剿”。之后一段时间，阮俊臣、陶树清率领部队在毕节对坡、镇雄黑树庄一带与柳际明旅雷大龙团及镇雄独立营周旋，在毕节七星关、大方、纳雍、织金、赫章、威信等地，多次与“三省会剿”之敌遭遇，损失惨重，陶树清等人也落入敌手，壮烈牺牲。
1936年春，曾在国民党川南边防顾晓帆部任营长，后率部起义的四川人赵文海率部找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中共川南特委。受特委派遣，赵文海到贵州组建游击队并被任命为贵州游击支队队长。1938年春，阮俊臣率领在镇雄母享、红岩一带活动的原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第二、四大队人员与赵文海部会合。两支队伍会合后共一千余人，五百余支枪，赵文海任司令员，阮俊臣任政委，康海平任参谋长。他们以毕节黄塘、对坡、威信的水田寨，镇雄的刘家山为中心游击区，宣传和动员群众抗日救国；以毕节小横街的天民诊所等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积极寻找、联系党组织。“皖南事变”后，毕节专员公署保安四大队、镇雄独立营以及地方民团对贵州游击支队开始了新的“围剿”。支队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迂回转战于毕节、镇雄边境。阮俊臣于1941年7月被毕节专员廖兴序杀害于毕节大校场，赵文海于同年8月与其子赵银臣同时被杀害于赤水河南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