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丝绸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传统丝绸业面临着变革。在蚕丝业向现代化迈进的方向上，蚕种疾病的控制，改良种的推广是极其重要的一步，而机械化缫丝是蚕丝业标准化的第二个关键。法国于1828年发明了利用蒸汽为动力的缫丝车，后来意大利对这种缫丝车进行了改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为提高。中国传统生丝的生产以及生丝经营上的落后与国外市场提高生丝品质要求的矛盾不断突出起来，尽管已有改良的土经丝出口，而仍不能适应客观要求，这就促使了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出现和兴起。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怡和洋行纺丝局筹设于1859年，1860年破土兴建，设置丝车100部，聘法国技工4名来沪训练华工，1863年丝车增加至200部。怡和洋行纺丝局因当年蚕茧市场不成熟，收购渠道不畅，又受到产区土丝商行的掣肘，加之蚕茧仅靠日光曝晒，在运输途中返潮霉烂变质，终因原料不济，在1870年5月停办。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蚕茧烘焙技术已过关，收购渠道亦较畅通，厂丝出口渐增，获利渐丰，加快了外资丝厂的发展。美、法、德、意、日等国商人相继在上海、山东、江苏、湖北、四川和辽宁等地区开办一批缫丝企业。这些在华开设的外资丝厂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缫丝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为华商办厂提供了经验，客观上也为中国缫丝行业培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
五口通商后至19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缫丝业还停留在手工缫丝阶段，手工所产生丝（又叫土丝）质量逊于厂丝。土丝与厂丝相比，有粗细不匀，断头、硬绞、废丝等夹杂较多，丝片紊乱，丝片长短、阔狭、轻重大小不一等缺点，因而土丝的销路不及厂丝，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市场对机器生产的厂丝的需求都大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机器缫丝企业诞生了。1873年，安南（今越南）侨商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堡创建了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丝厂（初名继昌隆丝偈）。丝厂采用法国式缫丝车，最多时达800台，有女工五六百人，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真正意义的工厂。此后，各地民营资本纷纷投资建立机器缫丝厂，其中莫觞清创办的久成丝厂、薛南溟创办的永泰丝厂等企业执民办缫丝业之牛耳。
永泰丝厂旧址
近代，除了用机器缫丝的缫丝厂外，还存在着相当部分的手工缫丝业。蚕农将自育成的鲜茧用手工缫成丝，即前面提到的土丝。一般农家都有一至二部木制手工缫丝器，大多自缫，或临时雇工，也有土丝匠挑着“打汤锅”的担子，走村串户代蚕农将鲜茧缫成土丝。土丝由于质量粗杂，只能织造低档手工土绸。在机械缫丝业兴起后，土丝显然没有竞争力，蚕农有些改而出售鲜茧而不自缫，有些通过改进生产方式，提高质量。一种是采用“做经”的方式，就是将土丝按丝的粗细、色泽、均匀等情况，分成各种等级，加以复摇（再缫）整理，摘糙接头，粗细分片，尽可能避免同片的忽糙忽细，出品时整理和包装的方式大致与厂丝相仿，有时也称作“干经”或“再缫丝”。从质量上来说，干经是由品质较优的细土丝分档复摇而成。江浙交界处的震泽和南浔两镇的丝经商人按日本及欧美的丝条式样将辑里丝重摇成多种出口丝经，称为辑里干经或洋经，成为蚕丝出口的新品种，兴盛了五六十年。
丝经业在民国期间也曾兴盛一时，1920年3月15日《农商工报》载：“民国初年，境内（指震泽、南浔周边）摇（经）户约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十万左右。”民国年间丝线行业遍布于江浙皖粤各城镇，尤其是杭州所产之桑蚕丝线质量好，名气大。一般丝线作坊手工操作，前店后坊，自产自销，批零兼营。但是，土丝终究因生产技术落后，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仍然不能与厂丝相匹敌。
绢纺业为1912年后，我国丝绸业中新出现的一支产业。19世纪80年代，日本近代绢纺技术的传入，给我国绢纺工业奠定了基础。日本曾于1880年在我国建立1200锭绢纺试验工场，但仅属于试验阶段，未能充分发展。此后，外资和华资的绢纺厂陆续建立，到1937年我国已有绢纺厂6家，外资及华资各半，绢纺锭3万余枚，年产绢丝约210吨，绢纺绸3.9万匹，这些产品大部分经由上海和安东（今丹东）出口到印度和日本。经过近70年的历程，至1949年，我国绢纺行业共有绢纺锭3.2万枚，
杭州天纶绸缎庄丝织样本（民国）
面对变化着的时势，传统丝绸业在传统经营方式和传统生产工艺所允许的范围内，在生产工具、丝织原料、绸缎品种和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良，增强了对新的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传统丝绸业的生产工具，一直是沿用旧式木机。到民国年间，江、浙、豫、鲁、川等地的一些绸庄和机户，开始仿造日式手拉机，对旧式木机加以改进，安装机轴，由抛梭改为拉梭，在手工劳动的范围内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随着新式织机的引进，传统手工丝织业一部分向机器工业过渡。1911年苏州和杭州率先引进日本手拉提花织机。1915年，上海和杭州开办了全国最早的电力织绸厂，中国传统手工丝织业开始向机械丝织业转化和发展，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一系列变革，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江南各城镇不少手工织户升级为电力织户，或开设电力织绸厂，已基本实现丝织企业的近代化。丝绸业是杭州经济的基础产业，1931年，全市有绸厂54家，其中电力织机867台，手织铁机521台。职工3009人，其中工人2558人。生产绸缎等织品122645匹。另有丝织厂2家，其中1家有提花机36张（可能人力），职工86人，1931年产丝织品50400尺，营业额150000元。另一厂有手拉机15张，雕花机4张，职工36人，l931年营业额60000元。同年，“纯系家庭工业”的机户，就业人数、产量产值均远远超过“工厂”。其中，“熟货机户”2596家，织机6168台，工人9015人，产量370880匹。“生货机户”310家，机600台，工人3200，产量44600匹。此外，还有“零机料户”200家，机310台，工人320，产量11000匹。
纬成缎匹料（民国）
过去并不是丝绸重要产地的上海，由于电力供应充沛，原料设备采购、产品销售便利以及资金筹集容易等原因，一跃成为我国最大的丝绸生产基地，这不仅是说行业规模上，并且在管理水平、设备及工艺条件、产品档次等方面上海均处于全国之前列，并且出现了美亚织绸厂这样的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丝绸集团企业。美亚在以丝织为主体加速扩张的同时，兼向综合配套发展。1928年，美亚开设铸亚铁工厂，制造丝织机械，又创建美艺练染加工厂，承接美亚系丝织品的后整理加工，复又增设印花部。1929年，组设美章纹制合作社，将花样设计、意匠制作和纹板制作集中于一处。1930年，建立美经经纬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生产并供应各分厂的经轴和纬管。同年又开办美亚织物试验所，组设技术研究委员会，收集国内外样品。设计开发新产品；编译丝织技术资料，指导各分厂改良产品。这一系列的举措使美亚生产体系日臻完善，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
传统丝绸业在生产仍有销路的传统产品的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市场消费趋向和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这对于满足市场需求，维持行业生存，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传统丝绸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变化。以传统丝绸业中的“账房”来说，此时直接组织指挥生产的，已经不一定非是“账房”老板本人不可，而往往是聘请经营有方、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员担任，出现了向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经理人制靠拢的趋向。股东们将企业生产经营全权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则对“庄务负完全责任”，并以合同的方式对双方权限加以明晰的规定，使之具有法定的效力。这种经理制的实行，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金的集中和积聚，投资者不一定亲自从事经营，能够吸引一些非丝绸行业的货币拥有者投资入股；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由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能够保证获取比较稳定的利润，保证企业产销活动比较顺利地进行。这是中国传统丝绸生产受到近代资本主义企经营管理理念影响的一个明显表现，也是它为适应时势变迁、求得自身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自民国初年以后，濒临灭顶之灾的中国丝绸行业开始奋起直追，丝绸业近代化一度进展得有声有色，但是毕竟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当时，在内陆及农村地区，甚至在一些传统的丝绸产区，仍有相当一部分丝绸生产停滞在手工操作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动乱兵燹之中，我国丝绸业的发展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