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起源
1958年，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一个竹筐，筐内有丝线、丝带和绸片等。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杭州以北约30公里，湖州市以南7公里处，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的良渚文化，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两次较为全面的发掘。钱山漾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50年左右，因此出土的丝线、丝带和绸片是当时所知最早的丝织物。丝绸专家经过悉心研究，发现出土的丝线属于家蚕丝，丝带是用捻丝并捻成丝线，辫结而成贯串在平纹组织中间的细长带子，绸片是由茧丝借助于丝胶粘合成生丝，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经纬线均由20根单蚕丝并合成一股丝线。绸片的经密度每平方厘米52根，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5根，专家们据此推断当时可能已有原始的织机。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土了一团长度约7厘米的丝带，根据同坑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一丝带属于距今约3000年的马桥文化。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
1984年河南荥阳县青台村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分布在两个瓮棺内的公元前3500年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中除平纹织物外，还有浅绛色罗，组织稀疏，这是迄今发现的北方最早的丝织物。从丝织物残片的丝纤维来看，其单茧丝截面为36～38平方微米，截面呈三角形，丝线无捻度，是典型的桑蚕丝。从织物的结构来看，是由平纹织制的纱和两根经丝成组的绞纱织物。从色泽来看，出土的罗带为浅绛色，很有可能是用赭铁矿染色的。
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罗织物
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盅形象牙雕器
除了丝织物外，蚕桑实证材料也屡有发现。1926年出土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半个蚕茧，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丝绸起源的旁证材料。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个盅形象牙雕器，在这件器物上刻有四条蚕纹，仿佛四条蚕还在向前蜿蜒爬行，蚕纹头部和身躯上的横节纹也非常清晰，这应是一种野蚕。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蚕形刻画。结合同一遗址出土的蝶形器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河姆渡人对蚕的关注。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南北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类似的发现举不胜举。例如，1921年，在辽宁省砂锅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大理石制作的蚕形饰；1960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发现的陶制蚕蛹形装饰；1963年，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黑陶上也刻有蚕纹。安徽蚌埠市郊吴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器底部有被认为是蚕在营茧的形象，因为在蚕体之外有许多直线分布，可看作是蚕在蚕蔟中吐丝；甘肃的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画有很多蚕形昆虫的双联陶罐；辽宁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玉蚕”。
雕器上的蚕纹
河姆渡蚕纹象牙端饰
出土的纺织工具也是丝绸起源的重要旁证。1986年，在杭州市北余杭良渚文化反山23号墓中出土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最为完整的玉质织机构件，共6件3对。这组织机构件，玉色略黄，出土时相距约35厘米，专家推测，其间原应有木质杆棒相连。专家通过对玉制构件截面的分析，复原出整个织机，包括经轴、织轴和开口杆三个部分。经轴一面平直，另一面呈半圆弧形，用于固定经丝，可以用脚撑住；织轴分为两片，可以夹住织好的织物；而开口杆是织机中最为重要的部件，开关扁平，两端很薄，薄如舌簧，可以将经线分为两组，然后插入，再立起形成开口，让梭子通畅地投梭。1975年，在河姆渡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不仅出土了木制和陶制的纺轮，还有引纬线用的管状骨针、打纬用的木机刀和骨刀，以及绕线棒等。其他形状各异的木机刀、卷布木轴、提综杆等，很可能也是原始织机的零部件。除此之外，在河北磁山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都出土有带刻纹的纺轮，有的呈扁圆形，有的呈鼓形。在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纺轮造型更为丰富，有些还加以彩绘。除了大量陶质、石质的纺织工具外，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骨梭等骨制的纺织工具。有了梭，就比用手牵着纬线去穿经线容易且快捷得多。这一阶段的骨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扁平式的，一头有孔或两头有孔，另一种是空筒式的，一头有尖，中部有孔。
良渚文化腰织机复原图
玉质织机构件
上述考古成果足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养蚕缫丝织绸，是丝绸的发源地。由于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丝绸起源的原因没有确切说法，起源的地点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也没有定论。或许，养蚕抽丝并不是从单一的地方发源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好几个地方，都有着丝绸发源的证据。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里，丝绸的起源则呈现出生动的面貌。传说上古时代，嫘祖在野桑林里喝水，树上有野蚕茧落下掉到了碗中，嫘祖用树枝挑捞时挂出了蚕丝，这蚕丝连绵不断，越抽越长。嫘祖灵机一动，将这蚕丝编织成了绸缎，并开始驯育野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嫘祖完全掌握了蚕的生长规律和缫丝织绸的技艺，并将这些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当时的人们。从此人们进入了锦衣绣服的文明社会。嫘祖也被后人推崇为我国养蚕取丝的创始人——蚕神，被后世奉为先蚕，历朝历代的王后嫔妃都要祭祀她。这个美丽的传说，使很多人认为，丝绸是偶然被我们的先人发现并加以利用的。
其实野蚕进化成家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岂止是“偶然”两个字可以解释的。古代欧洲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并利用野蚕丝的记载，但是，只有中国掌握了饲养家蚕的技术。
嫘祖育蚕图
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的刻有甲骨文的“龙骨”，其中有很多都记载了与蚕、桑、丝和蚕业有关的事。甲骨文中的各种“丝”字，形状均似丝线缠绕，它们的字形或造字本义都与丝有关。甲骨文的“桑”字以桑树为形，往往用作地名，这些地方或许都因为广植桑树而得名。著名的“成汤祷雨”，说的就是商代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逢持续七年的大旱，成汤于桑林中以身祷雨的故事。由此可见，商代已经大量种植桑树。“蚕神”是古人崇拜的神灵之一，祭祀蚕神称为“蚕示”，祭祀时或用三牢，或用羌，十分隆重。商代后期一个叫武丁的王曾为派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在甲骨文中还有商代任命专门领导桑蚕业生产的官员的记载。可见，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精神世界里，蚕桑丝绸都是商代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商周的出土文物中，“玉蚕”的出现，无疑更加证实了这一时期的“蚕神”崇拜。195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发掘的殷商大墓中，出土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临淄东周殉人墓出土了大量蚕形饰器，这些蚕形器由玉髓和玛瑙制成，形如蚕，中部有穿孔，首端有撞击痕迹，器形大小有序，最大的长11.5厘米，最小的长5厘米。
商代甲骨文上的桑蚕丝字
从出土文物可知，奴隶主死后，其陪葬品极为奢华，有的甚至在陪葬的青铜器外包上精美的丝织品。埋葬于地下数千年，丝绸逐渐被青铜器的铜锈腐蚀，考古出土的实物极少，后人只能从考古发掘出的粘附于商周青铜器上的丝绸印痕中窥测当时丝绸的生产水平。
《说文解字》系部开篇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玉戈堪称珍宝，它不仅有用朱砂染色而成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还粘附着回纹绮、雷纹条花绮、平纹绢、双根并丝的缣等织物的印痕，而且还有以平纹为地、呈雷纹的丝织物印痕。这类几何纹样所有线条均等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商代织物的基本特征。
商周时代的丝织品种，据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粘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分析，已有平纹的纨、绉纹的縠、经绞织的罗、三枚斜纹与平纹变化的花绮等。在安阳殷墓出土的青铜器表面，发现黏附有被铜锈渗透而残留的丝绸残片，经分析研究，这是采用高级提花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西周时期，一种多彩的提花织物“锦”诞生了。锦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丝绸文化的内涵。由于其制作工艺复杂，所以“锦”字从帛从金，说明锦非常昂贵。
古人用什么样的织机织出如此美丽和丰富的丝织物？根据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推断，商代已普遍使用一种原始的纺织机器“距织机”（又称“腰机”），至今海南岛南部的黎族妇女仍使用这种原始机器制造黎锦。根据用提花技术织成的丝绸来分析，我们知道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比原始织机要进步的有提花装置的织机了。商周时是以青铜甗为缫丝锅，并发明了简易的缫丝工具进行热汤缫丝。
原始腰机的手工织造
至今黎族妇女还在使用腰机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载，周代纺织品染色的技法有画、缋、钟、筐、幌五种。当时是采解酶来精炼，脱去丝绞、蜡质和杂质，而后染色。“画”和“缋”一样，都是将丝织品进行艺术深加工，使之更加美化的技法。因为当时的丝织提花工艺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都使用手绘工艺和刺绣工艺来达到装饰的目的。手绘和刺绣是由“画”和“缋”两道工序完成的。在洛阳东郊一些商代的大墓中，常常发现手绘的帷幕、旗帜等。1974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鱼伯墓，发现有一批刺绣丝织品被粘叠在淤泥中，已无法完整地分离出来，考古学家们只得将刺绣和淤泥一起挖出来作为标本。标本上的花纹虽然不完整，但刺绣针法和颜色都很清晰。针法是相对匀细的琐细辫子股绣法。颜色有红、黄、褐、棕四色；其中红色使用朱砂涂染，黄色是用石黄（即雄黄）、雌黄涂染，故色彩特别鲜艳。周代将用矿物颜料加粘着剂染色的方法称为石染，将用植物染料染色的方法称为草染。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刺绣残片上，其花纹用丝线修出线条轮廓，而在花纹内绘染颜色，纹、地色彩界划分明。这种工艺是画、缋和刺绣工艺的结合。
深棕地红黄色菱纹锦（长沙左家塘出土）
凤鸟凫几何纹锦面衾局部
田猎纹绦领缘
综上所述，我国商周时期是丝绸由初级阶段进入发展阶段，丝织品种开始向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当时中厚型的织物品种有绢、帛；厚型的织物有锦、缣；绉织物有縠；绞织物有纱、罗；暗花织物有绮、绫；超薄型织物有纨、纱；多彩纹织物有锦；深加工织物有缋、绣等。丝织品种和深加工技艺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服饰文明的物质基础，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以丝绸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服饰文明，对中国文学、诗歌、绘画、雕塑、舞蹈、民俗的形式及其内涵，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