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神循礼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礼仪为中心的礼制社会。《礼记·曲礼上》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而礼仪之中又以祭祀为大，《左传·成公十三年》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祭祀在礼制中的重要性乃是源于中国上古先民对天地自然的特殊认识。早在商代，各类祭祀就已极度发达，这从殷墟出土的刻有卜辞的甲骨中可以得到验证。发展到周代，祭祀的体系更趋完善，其时的祭祀系统分为天神、地示、人鬼三个系统，天神系统又分郊天之祭、祭日月、祭星辰；地示系统又分祭社稷、祭山川、五祀、蜡祭；人鬼系统则又分为祭宗庙、祭厉鬼诸类。关于祭祀的意义，《礼记·祭义》中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祭统》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刻在胫骨上的甲骨文
而祭祀，除了人的参与，还需祭器的辅助，即所谓的礼器。而礼器又据祭祀的场合、种类的不同有所不同，玉器类大致用于祭祀天地，青铜类则大抵陈于宗庙，当然，两者也非绝对。礼器之上还需各类附属物品，这其中就有丝绸。殷墟甲骨上的文字大多为祭祀前后占卜应验与否的相关记事，其中蚕、桑、丝等字即已多见，可见当时丝绸已广泛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礼运》中说：“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礼记·祭统》中也说：“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尚书·舜典》载舜承尧禅之后，巡守四岳，“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据孔颖达疏，三帛指
青铜盆
商代青铜器上，多附着有丝帛。1929年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所出戈形兵器，其上有“极显著的布纹”；1934—1935年殷墟HPKM1001号大墓所出铜爵、铜觚、铜戈，其上除席纹麻纹外，尚有细布痕迹；1950年安阳武官殷代大墓所出三铜戈，其上皆有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绢纹”，有的“裹布纹”；1955年，郑州所出商代铜盆上，亦有绢布的痕迹；1973年藁城台西村商代38号墓出土的铜觚上发现残存有丝织物。传世商代青铜器上也有附着丝帛的痕迹。如故宫博物院藏铜斧，其上就有丝织物的痕迹；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铜片，其上也带丝织残痕；瑞典马尔米博物馆所藏商代青铜觯及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商代青铜钺上，皆有丝帛痕迹。郑振铎说：“今日铜器上尚常常见到绢的遗迹。绢的织纹是有各种形式的。当时把铜器作为殉葬物，恐怕其外面常是包有绢帛之类的。”
古时丝绸亦多用于随葬。关于此，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有缠尸以币帛的，如《汉书·杨王孙传》“裹以币帛，支体络束”，又《后汉书·礼仪志》下记大丧云“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或以纩绵，如《后汉书·张奂传》在奂遗命曰：“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或以衣物，如《汉书·龚胜传》云：“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贵者以锦衣，《后汉书·邓骘传》云“弘初疾病，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俭者以常服，《汉书·朱云传》载“云年七十余终于家，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周于椁”。或以被，《汉书·原涉传》云“具记衣被棺木”。这些记载，均有考古发现所出实物使其得到验证。如乐浪汉墓所出棺内发现的绢布，尚留缝时针脚，均有丧葬所用衾被之遗存。又，马王堆1号墓尸体脸上覆盖有丝织物两件，一为酱色织锦，一为素绢，两手握绣花绢面香囊。尸身外严密包裹各类衣衾共20层。马王堆3号墓死者尸身外则严密包裹有衣衾18层。稍早的例子又见于马山1号楚墓，此墓棺饰有由黄色纱束串连的琉璃管，黄色纱束由两长条纱拧在一起组成，一端打结，尾端散开，另一尾端打结。有荒帷，由深棕色绢制成，由四整幅和两条长绢拼缝而成，周边饰大菱形纹锦缘。有帛画，置于荒帷之上，由白绢制成。棺内塞满衣衾和衣衾包裹，衣衾包裹由13层衣衾裹成，死者尸体在最内层。打开衣衾包裹后，死者双手拇指由一根朱红色组带的两端用套口系住，双脚拇指则被黄色组带系住，手中并各握一件长条状绢团。
粘有平纹绢残迹的商代铜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吐鲁番墓群墓葬出有众多衣物疏，其中所记各类陪葬丝织品名目亦多。据统计，吐鲁番墓群所出衣物疏共58件。衣物疏中，大多详细开列随葬之物，而其中多有丝织品。如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衣物疏物主，生前信佛，孝姿为其法名）随葬衣物疏，其中所载丝织名目甚多，其疏文如次：“故树叶锦面衣一枚，故绣罗裆一枚，故锦襦一枚领带具，故锦褶一枚领带具，故绯绫襦二枚领带具，故紫绫褶二枚领带（具），故绯绫襖三枚领带具，故白绫大衫一枚领带具，故白绫小衫一枚领带具，故黄绫裙一枚攀带具，故
一份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
此墓亦有大量丝织品出土，这些丝织品种类丰富并能与同出衣物疏上的记载对应。其中包括平纹经锦、平纹纬锦、绮、纱、绢等。锦的图案相当复杂，其中不仅发现有大量的树叶纹锦，还有吹奏人物纹锦、彩条纹花卉大王锦等不多见的织锦。有学者将墓中所出丝织品与衣物疏上所载织物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其中不少名物可以找到对应实物。如丑衣就是手套，合蠡文锦袴就是红地人面对鸟兽纹锦裤，绯红锦就是彩条花卉大王锦，石柱小绫就是石柱联珠纹绮。
衣物疏中提到海东头、海西壁，在其他衣物疏中出现共计40多次，提到五道大神，共计14次。海为魂归之所。五道之名源自佛教，是佛教常用的一个术语。在高昌，五道大神具有阎罗一样的地位。文书中的张坚固、季定度，其他衣物疏中并作李坚固、张定杜或张坚固、李定度等，皆为当时常见的神仙名。又，衣物疏中提到攀天系（丝）万万九千丈，反映了丝绸通天之功用的遗存。与此相关的，汉唐之间，丝路上所出骆驼载物俑甚多，关于其所表现的观念，有学者认为所驮物品并非丝路贸易中真实物品的写照，只是代表一种概念。除表示富有外，其驮载的物品主要提供给墓主作为陪葬品。中国早期随葬品中有人牲，后随着丝路贸易的畅通，骆驼地位渐为重要，也成为精神供品的驮载者，而其驮载的丝可能是为死者灵魂攀天而用。
联珠对孔雀纹锦覆面（阿斯塔那墓出土）
吐鲁番墓群所出覆面亦多，据考证，最早的是4世纪后半叶的覆面，见于墓志纪年为384年的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已知最晚的墓葬出土覆面，纪年则为710年。在随葬品中发现的多为4～7世纪的覆面。吐鲁番文书中提及覆面（面衣）亦多，如阿斯塔那205号墓所出文书《高昌重光元年缺名随葬衣物疏》载有“面衣一具”，阿斯塔那173号墓所出文书《高昌延寿十年元儿随葬衣物疏》载有“波斯锦面依（衣）一具”。有学者认为覆面葬俗源于中原，并以此作为早期中原文化对新疆影响的史证。20世纪60年代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公元前175—公元前145年墓葬，墓主面部覆有一黑色覆面，国内考古学家以这一发现为覆面葬俗源于中原提供了史证。
汉代玉覆面（山东双乳山出土）
覆面，除中国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有发现外，在俄罗斯卡拉布拉克墓地，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波罗克拜孜墓地、蒙恰特佩墓群都曾有考古发现。
眼罩（阿斯塔那墓出土）
中国西部及费尔干纳盆地的覆面都有眼罩，其中阿斯塔那出土的眼罩以金属制成，卡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眼罩则以布做成小枕头的形状，覆于眼部。比较而言，费尔干纳盆地蒙恰特佩墓群出土的覆面在材质上与新疆阿斯塔那的相似，但在制作方式与形态上，与卡拉布拉克出土的更接近。通过材质的比较，研究者认为目前已知覆面中最早的样式是卡拉布拉克出土的，而费尔干纳地区的覆面则与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为同期或在其晚期。
中亚乌浒河宝藏中的各式金眼罩
卡拉布拉克和蒙恰塔特出土的方形覆面、眼罩，都应该是丧葬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费尔干纳所见不同，新疆发现的覆面与眼罩是同时使用，而卡拉布拉克出土的眼罩则是制作成小枕头的形状。比较来看，阿斯塔那和卡拉布拉克的覆面形制较特殊，中部为锦，四边缘以素绢。就时间先后来看，阿斯塔那、蒙恰塔特使用的覆面、眼罩源自卡拉布拉克。就功能而言，覆面和眼罩具有宗教性和阶级性两种含义。其宗教性含义即在超度死者，而所谓阶级性则指以覆面材质的不同来显示死者社会地位的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织物覆面与贵金属所制覆面具有同样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