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丰富的丝绸纹样
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丝织品纹样更多的仍是以传统的几何纹或是龙凤纹样为主，虽然受外来影响也出现了域外纹样，但域外纹样并未占据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六朝时期。晋·陆翔《邺中记》中所载北齐中尚方（中尚方，古代官署名，掌宫内营造杂作。）辖下的织锦署所产的织锦有“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所产织锦纹样大抵还是以中国传统纹样为主。
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
到了唐代，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域外纹样也发展至极盛。唐代宗时，《禁断织造淫巧诏》云：“所织大张锦、软锦、瑞锦、透背及大繝锦、竭凿六破已上锦，独窠文纱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等，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杂色锦，及常行小文字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诸织差样文字等，亦宜禁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规格作“张”的锦、高丽锦，还有以外来纹样为蓝本，由中国自行设计的陵阳公样的织锦。
宋代的缂丝并锦绫纹样花色，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所载共有15种花色，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载录更多，计有锦47种，引首与托里所用之绫26种，其名目如次：
缂丝：作楼阁、作龙水、作百花攒龙、作龙凤。锦：紫宝阶地、紫大花、五色簟文（俗呼山和尚）、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青绿簟文（俗呼阁婆，又曰蛇皮）、紫鸾鹊（一等紫地紫鸾鹊、一等白地紫鸾鹊）、紫百花龙、紫龟纹、紫珠焰、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紫汤荷花、红霞云鸾、青樱桃、皂方团白花、褐方团白花、方胜盘象、球路、衲锦、柿红龟背、樗蒲、宜男、宝照、龟莲、天下乐、练鹊、方胜练鹊、绶带、瑞草、八花晕、银钩晕、红细花盘鹊、翠色狮子、盘球、水藻戏鱼、红遍地杂花、红遍地翔鸾、红遍地芙蓉、红七宝金龙、倒仙牡丹、白蛇龟纹、皂木。绫：碧鸾、白鸾、皂鸾、皂大花、碧花、姜牙、云鸾、樗蒲、大花、杂花、盘雕、涛头水波纹、仙纹、重莲、双雁、方棋、龟子、方毂纹、鸂鶒、枣花、鑑花、叠胜、白毛（辽国）、回文（金国）、白鹫、花（并高丽国）。
元人费著所撰《蜀锦谱》记载了宋元时期四川成都锦院生产用以上贡和马市的织锦名目，计有：八答晕、盘球、簇四金雕、葵花、六答晕、翠池狮子、天下乐、云雁、大窠狮子、大窠马大球、双窠云雁、宜男百花、青绿云雁、玛瑙、七八行、青绿瑞草云鹤、青绿如意牡丹、真红穿花凤、真红雪花球露、真红樱桃、真红水林檎、秦州细法真红、紫皂段子、秦州中法真红、秦州粗法真红、真红天马、真红聚八仙、湖州百花孔雀、真红六金鱼、真红飞鱼等。
清代织造以江南三织造（苏州织造署与江宁、杭州织造署并称“江南三织造”）为中心，清初所产织锦纹样，据《雍正元年三处织造织来锦档》载怡亲王谕：各色花锦样二十七样，照每样颜色花纹织锦五匹（每一处织锦一百三十五匹），三处织造共织锦四百零五匹。其后开列各种锦样，计有：米色地五色流云团龙锦、秋香色地金线如意葵花锦、青地金线锁纹锦、酱色地金线万钱如意锦、黄地金线万寿灯笼锦、黄地金线锁纹锦、灰色地万字锦、酱色地五色流云寸蟒锦、紫色地夔龙如意团万字锦、桂红色地万寿锦、米色地万寿锦、绿地球门锦、月白地万字百兽锦、驼色地万喜锦、深蓝地小菱花锦、香色地大菱花锦、桂红色地五色回纹如意锦、月白地五色卧蚕万字花锦、墨色地锁纹锦、米色地夔龙团六合锦、黄地金线西番花鸟锦、紫地金线西番花锦、绿地金线西番花锦、绿地金线西番花鸟锦、蓝地金线西番花果锦、金地西番金花杏黄色花锦、白地金线西番花果锦。
清代各种织物的纹样寓意，详见于清·卫杰《蚕桑萃编》。贡货花样式：天子万年、江山万代、万胜锦、太平富贵、万寿无疆、四季丰登、子孙龙、龙凤仙根、大云龙、如意连云、朝水龙、八仙祝寿、二龙二则、八结龙云、双凤朝阳、寿山福海。时新花样式：富贵根苗、四则龙、福寿三多、团鹤、樵松长春、闻喜庄、五子夺魁、欢天喜地、松鹤遐龄、富贵白头、大菊花、大山水、大河图、大寿考、大博古图、大八宝、大八结、花卉草虫羽毛鳞介锦文诸般。官服花样式：二则龙光、高升图、喜庆大来、万寿如意、挂印封侯、雨顺风调、万民安乐、忠孝友悌、百步流芳、一品当朝、喜相逢、圭文锦、奎龙图、秋春长胜、五蝠捧寿、梅兰竹菊、仙鹤蟠桃。吏服花样式：窝兰、八吉祥、奎龙光、伞八宝、金鱼节、长胜风、三友会、秀丽美、枝子梅、万里云、水八宝、旱八宝、水八结、旱八结、花卉云、羽毛经、走兽图、佛龙图。商服花样式：利有余庆、万字不断头、如意图、五福寿、海棠、金玉、四季纯红、年年发财、顺风得云、小龙儿、富贵根骓、百子图。衣服花样式：子孙福寿、瓜瓞绵绵、喜庆长春、六合同春、巧云鹤、金钱博古、串葡枝枝菊、水八仙、暗八仙、福寿绵绵。
《蚕桑萃编》书影
汉代流行“狩猎纹”，不唯丝织品上有见，铜镜、画像石上也常见，尽管纹样也有动物和狩猎者，但其含义与战国时代的狩猎纹有重要区别。有学者认为，此纹样在当时的意义，或可称之为“祥瑞纹”。汉代尚黄，而龙又是皇帝的象征，所以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黄龙是最重要的祥瑞。此后黄龙就成了汉朝廷的标志。战国与汉代狩猎纹的区别在于，战国时代的狩猎纹常常描绘人与兽或兽与兽之间激烈的格斗，其规模庞大，场景壮观。汉代的狩猎纹则以流畅的线条强调狩猎者的优雅姿态，再无大规模格斗的痕迹。战国与汉代狩猎纹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人和动物的关系不同，突出的例子是人和龙的关系。祥瑞灾异的思想体系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完备，只是还没有像在汉代那样渗透到政治、宗教和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去，更没有达到控制一般社会心理的程度。
辽代丝绸上较为流行云鹤纹。云鹤入画，盛于7～8世纪之际的武则天统治晚期和中宗、睿宗之世。9世纪，达官文士赏鹤成风，多见于篇什。晚唐云鹤的流行可能与道教有关。墓室壁画上的云鹤纹，于唐和五代的墓葬中都可看到，云鹤纹成为一个固定母题，它不仅装饰甬道，也装饰主墓室。到13世纪，云鹤纹开始出现在券形墓门门框上。装饰于此处的图像把门内的空间定义为道教的“洞天”——通向不朽世界的神奇入口。一旦进入这样神秘的空间，人们将得遇仙人并长生不死。当时织物上的云鹤纹，或许不一定代表“洞天”，但无疑与道教有所关联。
喜相逢纹样为明末及清代所常用。明·刘若愚《酌中志》载：“按蟒衣贴里之内，亦有喜相逢色名，比寻常样式不同。前织一黄色蟒，在大襟向左后有一蓝色蟒，由左背而向前，两蟒恰如偶遇相望戏珠之意。此万历年间新式，非逆贤创造。”此类纹样实则早在唐代已有雏型。呈180度对称的对雁纹、对鹦鹉纹、对狮等纹样，在唐、辽时期的金银器、工艺镜、丝织品上也屡见。
联珠纹“胡王”织锦（阿斯塔那18号墓出土）
张骞通西域后，外来物种纷纷被引进中原，葡萄亦在其列。葡萄自引进后，葡萄图案在包括丝绸在内的各类装饰艺术中便为常见。
狮子本非中国所产，关于其记载最早见诸《汉书》。狮子为中国人熟知后，丝织物上也常见运用。
胡人牵驼锦残片
“胡人牵驼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有数件，丹麦大维德基金会亦有藏。“胡人牵驼锦”上近椭圆形团窠内纹样呈上下对称之状，分别填以胡人牵驼、狮子、大象、殿阁人物，并以此循环。此类织锦采用的是中原传统的经锦，而织出的却多有大象、狮子、牵驼等西域风情的图案，特别是阿斯塔那所出的胡王牵驼锦，还织有“胡王”二字。另一件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对波狮象牵驼纹锦上，也织有一个“胡”字。有专家推测，敦煌文书中的“胡锦”很可能并不是在胡地生产的织锦，而可能是中原地区模仿西方题材或是有着某些西方风格的织物而已，比如“胡人牵驼”这类织锦。
官窑忍冬纹大盘（清）
对波纹为中古时期丝绸纹样中一种基本骨架的名称，同时又是装饰艺术中的流行纹样。对波纹大致有两种形式：其一，相互交缠；其二，不相交缠。前者两茎蔓草交缠之后开张为相对的两个弧形，复相抱合交缠以至于不断，交缠处对生两相抱合的侧枝和叶。后者则两茎草对开对合如波浪一样不断延伸，相合处对生细蔓，或叶或花对称排列。南北朝时期，交缠或不相交缠的一对蔓草，多称“忍冬”，而所谓“忍冬纹”乃近世才采用的名称。不同来源的“忍冬纹”又曾流行于印度及中亚，并在那里融汇、发展和演变，然后东传。“忍冬纹”并非真实植物的写照，不妨概称为蔓草或卷草，或可以称之为“大秦之草”。“大秦之草”东传之后，此类纹样的骨架及骨架内外图案的排列方式均被中原接受，并把骨架内外填充的诸般西方图案逐渐融入了本土元素。入唐之后，对波纹依旧盛行不衰，而更添注画意，广泛用于石刻与壁画的装饰并多见于丝绸。综观对波纹的演化史，自始至终不以写实为艺术追求，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革在于表现风格，即由最初的或以质感或以色彩表现明暗起伏，转为用线条的回旋起落来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俯仰开合。
联珠鸟纹锦覆面（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对波纹之外的另一种基本骨架即为联珠纹。联珠纹盛行于中国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但其在古代西亚、中亚地区的流行则更早更甚，故一般认为其源于西亚。但人们对其纹样的含义则不甚了解。一说联珠纹象征太阳；一说联珠纹是佛珠的象征；还有说是象征世界和生命的。联珠纹可能与波斯人古老的信仰有关：用联珠形成的圆表示星象，沿圆圈外缘排列的众多小圆珠表现“众多天”。如此形成的联珠纹比喻神圣之光。这一含义由将珠圈四分的更小的联珠纹中的新月、双头斧加以强调，内填以各种主纹也都与天、神语义有关。联珠纹样不但成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宗教，中国史称祅教、火祅教、拜火教）的波斯人普遍使用的装饰图案，同时亦象征着该信仰中光明与神明福佑的意涵。中国纺织品上的联珠纹样分为类联珠圈型、联珠圈型、花环圈型及瓣窠圈型等四种；又按各类型纹样表现、流行时间与相关史料记载分为“中国式”风格、“萨珊式”风格、“中国化”风格及“中亚系统”等四个归属。萨珊王朝的联珠纹其上下左右均嵌有小方块，它模仿自萨珊式珠链，而萨珊珠链就有在中间加一节方形饰件的做法。唐土的联珠纹虽沿用此一做法，但多数代之以一小花朵。651年，萨珊王朝覆亡，唐锦上此类纹样表现出的萨珊因素也愈发浅淡。联珠团窠之中饰以对禽对兽，无论从织法或花纹上，都是汉代以来传统技法的继续。远在唐初，通过安排对禽对兽，已使联珠纹的图案开始中国化。完全是中国情调的团花对鹿、联珠对龙、团花宝相等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以萨珊或粟特的联珠团窠内一般仅有单禽单兽，而我国则习惯安排为成对的对禽对兽的情况来看，有专家认为这是联珠纹本土化之表现。
鹿本是中原文化中代表吉祥的动物，先秦两汉即为中原人所熟知，丝织品上面也常用鹿纹。但是，有一种鹿纹，与以往的不同，乃是随着域外民族的拥入而出现的。草原文化对鹿的崇拜似乎最早可追溯到古西伯利亚的萨满巫术，据称鹿在萨满教中可以通神。进入铁器时代早期，鹿的图案仍被沿用，并在欧亚草原诸民族中广为流传。鹿在当时可能代表一种高贵的地位，象征巫师萨满或军事首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考古发现，鹿在高加索一带直至萨彦岭、南西伯利亚以及我国的西北地区都有广泛分布。也有学者考证认为，鹿乃是琐罗亚斯德教中战神韦雷斯拉格纳的化身，反映了祆教的影响。
吐鲁番联珠对鸟纹锦童衣（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织锦中的含绶鸟形象，最开始象征着王权，与佛教相结合后，还象征再生或永生，在犍陀罗艺术中被反复描绘。一些民族将鸟看成是死者灵魂的象征。含绶鸟图案不仅象征着帝王的荣光和幸运，对于一般庶民来说，也当具有吉祥、繁荣昌盛等极广泛的含义。含绶鸟纹属于萨珊波斯纹样，此类纹样的意义，与萨珊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伊朗古文献《阿维斯塔》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成功之神）、韦雷斯拉格纳（军神、战神）、密特拉（太阳与光明之神）等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文化中，不仅出现在织物上，也雕刻于宝石、金属工艺品。
联珠对鸟纹锦局部——含绶鸟
簇四云珠日神锦
簇四云珠日神锦，出土于青海都兰，其外层卷云和内层联珠组合成圈，圈间用铺兽和小花相连，圈外是卷云纹和“吉”字，圈内是日神。日神头戴饰物，头顶有车盖，车盖两侧有带角侧面龙形纹。日神双手合十交脚而坐于莲花座上，乘奔驰的六乘有翼马车，背后有圆形身光，身光两侧分别有一侧身跪膝侍者，侍者身后为展翼扬尾凤鸟。此类日神形象还见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等。日神锦除在青海都兰有发现外，在吐鲁番等地也有过发现。这些日神锦大约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到东方的，北朝到隋之际，这种纹样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织锦上。关于此锦，有专家认为，就其太阳神题材而言，乃是欧洲产物；驾车所用有翼神兽乃波斯的创造，联珠纹亦复如此；神像手持定印、交脚而坐，为当时交脚弥勒的形象，华盖、莲花座为佛教艺术中的道具；而汉字“吉”和簇四骨架中的铺兽则是中国的产物，从织造技术上看也是产自中国。都兰所出日神织锦图案同时具有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萨珊波斯等地的艺术风格，是融合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纺织文化的代表作。
唐联珠猪头纹锦（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
猪头纹。琐罗亚斯德教所崇尚的战神韦雷斯拉格纳（Verethraghna）有十种化身，野猪便是其中之一。韦雷斯拉格纳为阿维斯陀语，字面意思为打击抵抗，本意为胜利或胜利的赋予者。与希腊英雄赫拉克利斯相当，是大力神，象征胜利。猪头纹出现于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地区，因此，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及新疆地区的扩张，这种以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的纹样逐渐消失。
日本法隆寺藏四天王狩狮纹锦，长250厘米，宽134.5厘米。经线采用S捻，原为红地，因褪色现呈浅茶色。锦呈长方形，锦面作联珠团窼，窼径达43厘米，横三纵五。团窼之间以四角的唐草纹、忍冬纹相连。团窼中心为生命树，树下两侧各有一武士骑在翼马上，正张弓搭箭准备射向狮子。此锦可能由第七次遣唐使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从中国带回，很可能是唐朝的国礼。唐朝皇帝回赐遣唐使的回赐物包括哪些物品，史料中并无记载。但唐朝回赐予新罗、渤海的物品包括锦、绫等高级织物和金银器等。丝织品可能也包括在唐朝回赐日本遣唐使的物品之内。
中古时期的波斯银盘、织物乃至中国织物上，常可见到骑马武士狩猎图，图上，狮子或其他猛兽在骑士身后立身反扑，骑士则作回身弯弓射箭之状。俄国史学家罗斯托夫兹夫曾对此姿势做过研究，指出这是斯基泰（斯基泰王国，建立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黑海北岸的古国）艺术的特色，称之为“ParthianShot”（安息射）。又有学者指出作此姿势的骑士图案早在公元前9世纪两河流域的宁禄（Nimrud）王宫的浮雕上就已见到。
四天王狩狮纹锦（日本法隆寺藏）
《历代名画记》书影
唐初，在外来丝绸纹样的基础上，窦师纶曾创造了中国化的丝绸纹样。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此曾有记载：“窦师纶……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隋代时，尚有仿制波斯织锦的何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窦师纶本人也并非纯粹的汉人。敦煌藏经洞曾经出有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残片，主题纹样为葡萄藤叶缠绕而成的团窠内立一单脚站立的凤凰，类似的团窠立凤锦在日本正仓院也有见到。此类团窠即唐时的“陵阳公样”，此纹样风靡唐代200余年。陵阳公样的基本式样为花环团窠和动物纹样的结合，团窠环可分为三种类型：组合环，如花瓣加联珠，卷草加联珠，卷草加小花；卷草环，唐诗中“海榴红绽锦窠匀”所咏即为此类，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也属此类；花蕾形的宝花环，又据其蕾形分显蕾式、藏蕾式、半显半藏式，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的中窠宝花立狮锦即属于此类。
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残片（大英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