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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深山古墓
除了规模较大的墓葬群，兴义群山中还有许多古墓葬，它们或是反映了兴义历史，或是展示了地方工匠建造、雕刻工艺水平，或是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注解，特点各具，意义不同。
一、乳汁反哺墓
乌鸦，被很多中国人认为不祥之鸟，有人还以“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相互勾结、相互袒护的贪官污吏，足见国人对这种鸟类的厌恶。
实际上，乌鸦是一种孝顺之鸟。当乌鸦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不能外出的时候，年轻乌鸦就四处寻找食物，衔回来嘴对嘴地喂给老乌鸦，直至老乌鸦临终，再也吃不下东西为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乌鸦反哺”，是乌鸦不同寻常的地方，它们这一举动，足以让很多人汗颜。
尽孝，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下五屯刘氏宗祠祭台上大书深刻的“孝思维则”，是古人对子弟为人的基本要求，兴义大山中的一座古墓，则将中国人“孝字当头”这一为人处世最基本的传统作了一个最好的阐释。
在桔山街道办峡谷村酸枣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早年，当地黄姓村民中，有一户人家，爹娘、儿子、儿媳共居一屋，其乐融融。突然一日，家中老娘病重不起，请来郎中诊治。老娘吃了郎中开的中药，病情略有缓解，但什么食物也吃不下去，包括很稀淡的流质。就算不病死，老娘也要被饿死。看着奄奄一息的老娘，全家人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家中带着婴儿正在哺乳期的儿媳说，不如用奶水给婆婆试试。儿子取来饭碗，儿媳挤出奶水，可是婆婆依旧不能下咽。儿媳想了想，撩起衣襟，将乳头喂到婆婆嘴里。奇迹发生了，婆婆开始慢慢吸吮，将儿媳的乳汁吞了下去。
此后，儿媳每天按时给婆婆喂奶。有限的奶水被一个大人分享，那个婴儿只能添加稀饭等辅食维持营养。婆婆吃着儿媳的奶水，又活了将近一年；儿媳天天坚持给婆婆喂奶，直到老人家去世。
黄伟士夫妇合葬墓儿媳反哺浮雕
这个故事，并非民间杜撰。当地村民们说，那位儿媳受到当地人非常高的敬重，她的公公、婆婆去世合葬一处后，村民们在墓碑上刻下了儿媳喂婆婆吃奶的场景，只是墓碑被人推倒了。
得到这个线索，兴义文物工作者立即带上钢钎、锄头和绳索，请讲述故事的当地村民当向导，前往故事中的墓葬所在地。
墓葬位于桔山街道办峡谷村大松林东北坡顶，西北面1千米就是兴义中学（兴义十中）。墓葬坐东向西，呈圆丘形，土封石围，底径4米，封土高1.4米，隐藏于草丛中。
墓碑确实已被推垮，许多石构件散落于墓葬西侧。从残存碑座，依稀能辨出原为四柱三门牌楼式墓碑。通过清理，发现这座墓葬确实是合葬墓，男墓主名叫“黄伟士”，女墓主名叫“黄尹氏”，碑刻落款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一步清理，找到一些雕刻着图案的构件，浮雕有动物、花卉图案等，还圆雕有抱鼓伏狮。一件墓碑护耳石上的图案，正是儿媳给婆婆喂奶的场景。
这块墓碑护耳，为青石质，中部浮雕两位妇女全身造像，构图近正方形，边长不过0.3米。图中妇女高发髻，身着宽袖高领裙装。右侧妇女端坐靠背椅上，左手平放于左膝，头前伸，微昂；左侧妇女站在右侧妇女面前，撩着衣襟，露出左胸乳头，并将乳头迎向右侧妇女嘴部。
母慈媳孝，和睦温馨，小小一件石雕造像，将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和谐深刻展现。乳汁反哺，这样一个情节并不跌宕曲折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这座墓碑真应该修复，作为对今人后人进行孝道教育的场所。
二、台湾道台墓
鲁屯李氏在鲁屯长河建有祖茔，不过，鲁屯李氏家族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却没有葬于祖茔之中。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叫李明心（字镜涵）。
李明心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高祖授武略将军，曾祖李自芳为世袭普安卫中右千户所指挥，祖李榜候选同知，父李廷珂乾隆十四年（1750年）进士。李明心乾隆三十年（1766年）中举人，在家乡教学26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68岁时选授四川隆昌县知县，后调任富顺、梁山等知县。
入仕虽晚，李明心却凭借自身广博的知识以及清廉作风，作出一番不小成就，得到朝廷赏识，受到民众爱戴。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75岁的李明心继安徽人汪楠，于台湾担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又称淡水同知，为清朝统治时期台湾的重要地方官员，官职品秩为正五品，专司负责北台湾内政，为驻守淡水厅的官员。淡水同知官署在台湾竹堑（今新竹），管辖区域约在今台湾基隆至新竹。
在淡水同知任内，因清剿海盗有功，李明心升任福建汀州知府，满洲人吉寿继任淡水同知。是年，李明心任福建正安同知的次子李振青（字嘉章）调台湾任漳化大伊。李明心在汀州任职9年，口碑极佳，被时人称为李青天，在台湾淡水就有《李青天巧破无头案》的故事。嘉庆九年（1804年），朝廷擢升李明心出任台湾道台。82岁的李明心自知年事已高，领旨谢恩后即上表卸职仕归乡。
台湾道为台湾的行政区划名称、最高地方政府官署、实际地方统治者官职简称，前身为1684～1723年的台厦道，1724年改为台湾道，1887年升格为省，但仍保留该官署，并计划加设一道，因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而未实现。虽然台湾省脱离福建省分省而治，但因为福建与台湾仍有相当密切的行政关系，因此台湾省的正式名称仍为福建台湾省。台湾道属道员一级，正四品文官，除了统管台湾政学经建内政外，也制约管辖台湾镇总兵，为台湾地方的实际军政领导人。在官职方面，台湾道依沿革先后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福建分巡台湾道、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这些名称，也称为台湾巡道或分巡台湾道。
李明心拟擢升台湾道台时间为嘉庆九年（1804年），这时的台湾道职官为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设置于乾隆五十一年（1791年），前身为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之官衔，与前身“分巡台湾兵备道”最大不同，在于新官职明确加授按察使衔，也就是将本来的正四品道员官衔提高到正三品按察使官衔。
李明心并未就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上表卸职回乡，朝廷诰授中宪大夫。回乡后的李明心极为重视家乡事业发展，协修府城墙、文庙及郡中名胜。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十五日，李明心病卒于家中，享年100岁，葬于鲁屯上款达观山坡。
李明心墓
李明心墓坐北向南，土封石围，呈圆丘形，封土高2.8米，底径6.5米。墓葬前原有镇墓石狮两对，石象一对，呈开口向外的“八”字形排列于墓前，现石狮各存一只。李氏后人将李明心墓葬碑刻重建，墓碑上镌刻“清台湾道台、汀州府知府李公明心之墓”，墓碑为壁龛式。据鲁屯上了年岁的老人说，重建后的李明心墓，没有当年雄壮气派。
在李明心墓周围，散落着许多原碑构件；现代墓碑后，竖着两通当年的墓志铭，为曾任兴义知府周霭联撰并书丹。现代碑刻立于原束腰须弥座上，底座长7米余，石面浮雕双狮戏球、当阳锄禾等图案，细腻精美。除现代碑刻，底座上还竖立两件原碑楼构件，东侧一件为“圣旨”字牌，字牌右侧“神龙抱柱”装饰立柱保存，所刻抱柱神龙须甲毕现，栩栩如生；左侧装饰立柱损毁不存。依形制分析，西侧石构件似为碑楼额坊或是字牌，横向楷书阴刻“龙章宠锡”4个字，规范端庄，极具清代馆阁体书风。
李明心墓残留石构件及墓前石像，说明李明心病卒后，朝廷曾颁旨厚葬。李明心曾任福建淡水同知、汀州知府，因功擢升台湾道道台，这在墓碑及当年的墓志铭上均有提及。
三、一品将军墓
下五屯刘氏家族墓茔，分布在下五屯周边，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刘氏家族崛起的早期，族中重要人物刘官箴因制造“兴义教案”，被官府密谋刺杀于捧乍城。刘官箴死后，葬于下五屯纳桑箐，由于纳桑箐地处偏僻，墓葬得以完好保存。为了笼络刘氏家族继续为朝廷卖命，清廷追赠刘官箴为振威将军，从一品衔。
中国古代的官衔，包括行使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实际行政职能的官职，还有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避税品位性官职，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进入清代，散阶制继续淡化，并与勋级合并为一种表明官员入仕前后社会地位的封赠制度，其所谓的官职称为赠官（散官），跟实权官职一样，也有文武之分。
清代文武赠官，分为九品十八阶，分别以大夫、郎、将军、校尉等为名。这些赠官已不再是官职，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跟现代军衔、警衔差不多。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及其待遇，或者说官员退休后的待遇高低，取决于赠官官阶的高低。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服饰、致仕、封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都由赠官官阶的高低决定。
清朝时候，担任官职满3年的官员，都可按品衔高低请得封赠；每遇朝廷庆典、颁发恩诏，凡担任官职满2年以上者，也可请求封赠。
清代的武赠官，依品序依次是：正一品建威将军，从一品振威将军；正二品武显将军，从二品武功将军；正三品武义都尉，从三品武翼都尉；正四品昭武都尉，从四品宣武都尉；正五品武德都尉，从五品武德佐骑尉；正六品武略都尉，从六品武略佐骑尉；正七品武信都尉，从七品武信佐骑尉；正八品奋武校尉，从八品奋武佐校尉；正九品修武校尉，从九品修武佐校尉。刘官箴被赠振威将军，从一品衔，品序仅次于正一品。
刘官箴墓
刘官箴墓葬所在地，为下五屯街道办纳山村国有林地。刘氏家族当年从墓地修有石板小道连接永康堡，并在墓葬山脚小河沟上建有一座小石桥。刘官箴墓地位于山坡东麓山腰坡地上，利用料石南北向砌筑挡土墙体，使墓地周围形成一片约300平方米的平台，刘官箴墓坐落在平台上。
刘官箴墓圆丘形，高1.6米，占地近100平方米。墓碑气势弘阔，壁龛形制，总宽3.3米，除碑帽及底座等构件，青石质墓碑高2.7米、宽1.26米，碑面正中镌刻“清振威将军刘公讳官箴字铭之老大人之墓”；墓碑底座为龟趺座，驮碑赑屃（形状似龟）保存完好。墓碑碑帽总体呈弧形，采用深浮雕技艺雕刻麒麟神兽；正面立柱采用浅浮雕和线刻技艺，雕刻腾飞于海波上、部分隐于云纹中的飞龙。碑侧护耳浮雕秦叔宝、尉迟恭像，浮雕人物高1.8米，宽0.5米，单手高举兵器，面部表情生动；身上铠甲采用线刻技艺，细腻清晰。墓碑前2.5米处，有青石质祭桌1张，长2米，宽1米，高1米，桌面厚0.2米，祭桌前后两侧桌面下带罩板。墓碑东侧南北相对各有石狮一只，相距20米，圆雕工艺，粗犷古朴，流畅自然。
刘官箴的振威将军为死后追授，其子侄辈在政治、军事上则更进了一步。刘显世做到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潜任滇黔边务督办、贵州全省游击军总司令、代理贵州省长，均比刘官箴更具实权。但是刘显世、刘显潜的墓葬已遭破坏，刘显世墓仅存墓志碑两通，存于刘氏庄园陈列馆；刘显潜墓安置于刘官箴墓之后，墓碑所有构件为刘氏后人近期重建。
四、登仕郎墓
兴义市乌沙镇革里办事处磨舍村，有一座墓葬，墓主李朝魁，墓碑落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墓葬形制与刘官箴墓相近。
李朝魁墓碑雕刻
李朝魁墓位于一小山坡近顶部，北侧为东西向条形谷地，墓葬坐南向北，呈圆丘形，土封石围。封土高1.7米，底径6.2米；墓碑壁龛式，碑身嵌于封土与石质碑框之间，高2.5米，宽1.2米，厚0.3米，碑阳竖向楷书阴刻“大清敕封五品军功登仕郎李公讳朝魁府君之坟墓”，石柱竖向楷书阴刻楹联：“丙六莘三奉秀聚乾塘关甲第，壬岗横一字脉钟大地起丁男”；石柱两侧护耳浮雕伏狮图案。碑帽浮雕二龙戏珠图案，高1.05米，宽1.9米。底座为须弥座，宽3.2米，高0.9米，厚0.3米。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当地村民向调查人员说这里有一座状元墓葬。调查人员很清楚，兴义历史上没有出过榜眼、探花，更别说在殿试中取一甲第一名的状元了。不过，这条线索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根据这一线索，他们发现了李朝魁墓。
村民将这座墓葬称为状元墓，也许是因为对墓碑上“登仕郎”称谓的误解。这座墓葬，与刘官箴墓最大的不同，是碑座采用束腰须弥座，而不是龟趺座。在清代，能够采用龟趺座作为墓碑底座的，一般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李朝魁墓采用束腰须弥座，说明他的官职达不到五品。
清代文赠官品序，跟武赠官一样，也分为九品十八阶：正一品授光禄大夫，从一品授荣禄大夫；正二品授资政大夫，从二品授通奉大夫；正三品授通议大夫，从三品授中议大夫；正四品授中宪大夫，从四品授朝议大夫；正五品授奉政大夫，从五品授奉直大夫（以上封赠，俱授诰命）；正六品授承德郎，从六品授儒林郎（吏员出身者为宣德郎）；正七品授文林郎（吏员出身者为宣义郎），从七品授征仕郎；正八品授修职郎，从八品授修职佐郎；正九品授登仕郎，从九品授登仕佐郎（以上封赠，俱授敕命）。
鲁屯李明心在从四品的汀洲知府任上擢升正三品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但并未就任，于是得诰封正四品中宪大夫；而李朝魁敕封登仕郎，为正九品官阶，与状元并不是一回事。
五、林司铎墓
18世纪末期，西方列强开始大力扩张势力，积弱落后而又资源富饶的中国，被列强视为一块获取利益的大蛋糕，他们不择手段，向中国各地渗透，触角伸进中国的各个领域，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也遭遇相同的命运。列强把中国周边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进一步在中国谋取利益的跳板。宗教入侵，是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法国人毕多禄自印度入越南传布天主教，与当时越南地方势力首领阮福映订下凡尔赛条约，并于嘉庆七年（1802年）协助阮福映击败新阮政权统治者阮光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法国修女林亚加大进入泥凼大山传教，发展了不少天主教徒。光绪元年（1875年），法国传教士丁若望到兴仁、兴义一带巡视教务，到泥凼大山，见教会用房是狭小的茅草房，遂将银两若干交与老会长林三公，要他筹建教堂和神父住房。林三公用此款一面做织布生意，一面修建房屋，竣工后的房屋共5间，以3间作教堂，两间作住房。教堂建成后，丁若望在大山天主堂传教10余年，教友不断增加，天主教在泥凼周边地区的影响逐步增强。
林司铎墓碑
中法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外国人在中国成为强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神父见官大一级”等谚语，形象地概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大地上的特殊地位。丁若望在泥凼大山传教10余年，凭“洋神父”的特权，强占大片土地，并将传教范围扩展到板江、白碗窑等地区。在统治者的压迫下，弱势群体期盼得到强者保护，减少或者避免侵害；教会、传教士带有强者的标志，将其延伸教徒，形成特殊的保护圈。时有评论：“吾国外交失败，教案迭乘，传教之士既有专条保护，奉教之徒亦借教为护符，若有特权可以擅作威福。”这特殊的效果，对于渴望拯救的弱势群体，无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除政治保护外，经济支持亦是泥凼大山天主教会吸引教徒的重要手段。土地是教会的基本产业，决定教徒的生存与教会的发展。丁若望通过强占教堂附近大片土地，藉租佃为媒介，吸引民众入教或凝聚教徒。对多数人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可以选择或改变信仰。教徒们承租教会田地或借贷钱粮，租谷数量或利息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因为耕种教田的关系，众多教徒围绕教堂居住，信仰相同，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互助关系。因为这些原因，中法战争后短短数年，丁若望就在泥凼大山发展教徒千余人，奉教者风起云涌，整村整寨全体加入者不在少数。至今，泥凼大山天主教堂所在地，地名因教而设，称为“经堂”。
经堂村天主教堂西南，有一座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墓葬。该墓坐西南向东北，呈圆丘形，土封石围，底径2.8米、封土高0.8米，墓碑青石质，晕首，通高1.15米、宽0.8米、厚0.06米。碑弧顶中部雕刻铜钱套十字架图案，直径0.13米，图案两侧横向楷书阳刻“永光照之”4个字，碑阳纵向楷书阳刻“云南司铎林公之墓”，上款：“卒于甲辰年（1904年）八月，传教至大山，五月在大山□□”；落款“丁卯年（1927年）六月十四日大山堂区教友立”。
司铎是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也称司祭。中国天主教最初根据拉丁文音译为“撒责乐铎德”，简称“铎德”，后来用儒家关于“施政教时振木铎”的说法，改为“司铎”。司铎分为一般司铎、堂区主任司铎、副主教、协理主教、助理主教等，是天主教内比较重要的职务。
刘官箴制造“兴义教案”时，相关人员中就有贵州主教法国神父胡缚理的外事司铎任国柱，他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教案“贵阳青岩教案”，可谓名气极大的天主教司铎。
泥凼大山的林司铎墓，是兴义境内目前发现的清末至民国时期唯一一座与天主教有关的墓葬。
兴义境内，古墓葬还有很多。现已发现的有咸丰五年（1855年）的下瓦戛罗朝珠墓、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白碗窑白陶厂方如镜墓、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木贾刘九洲墓、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泥凼布塘史母蓝氏墓、桔山峡谷村桅杆坡桑东凡墓等，这些墓葬的碑石上，或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或记录地方产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尾声
在兴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石头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一生，包括生命的归宿，都离不开石头。他们在认识石头，利用石头的同时，赋予了石头别样的意义。有专家说，在农耕文明时代，平原最有价值；在工业文明时代，沿海最有价值；到了休闲旅游时代，山区最有价值。对于地处岩溶山区的兴义来说，青山绿水、民风民俗、神秘的文化等因素，绝对是支撑未来发展的瑰宝。
万峰林、万峰湖、马岭河峡谷、刘氏庄园、何应钦故居、顶效和乌沙的贵州龙产区、黄泥河峡谷、坡岗岩溶生态区、云湖山，这些支撑休闲旅游的硬性条件，无一不与石头有关。“石头开花马长角”，是兴义人用来形容事成艰难的民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兴义的石头真的就要开花了，那是发展之花，幸福之花。
石头上的历史，值得我们珍惜；大自然赐予兴义的喀斯特宝藏，值得我们认真加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