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贵州回族文化

一、历史回望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东端，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全省东西长约595公里，南北相距约509公里，总面积为17.6万平方公里。地型分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3种，山地和丘陵占92.5%。山脉众多，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东北有大娄山、武陵山，中部有苗岭，西北有乌蒙山，西南有老王山。海拔最高点2900.6米（赫章县珠市乡韭菜坪），海拔最低点为147.8米（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平均海拔约为1100米。贵州水系以苗岭为分水岭，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有乌江、赤水河、清水江、牛栏江、横江等河流；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等河流。

贵州早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牂牁古国形成。汉代牂牁郡地域较大，包括今贵州省大部，云南省曲靖东南部、文山州和红河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今黔东北沿河、道真、务川一带，即被划入秦之巴郡，包括乌江流域（延及六冲河和三岔河）及赤水河流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筹划经营“西南夷”各部。“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1] 夜郎古国位于今贵州境内，西南夷其他小国均听夜郎号令。秦代开通了由川南、滇东北、黔西北入云南的“五尺道”。楚顷襄王（前298—前262年在位），派将军庄蹻掠取巴、黔中以西，溯沅水，至且兰（今福泉）启岸，经夜郎（今安顺）、宛温（今兴义）至滇池（今昆明），开通横贯贵州的东西干道。在南面，今贵州由黔南至黔东南州沿湘、桂边境一线，归入秦国象郡辖地，沟通了与外界的经济、政治联系。先秦（前3世纪）以后，水道逐渐成为贵州沟通外界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汉代，为了巩固对西南的统治和保障军队对粮食的需求，“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 ^[3] 由巴、蜀地区移民到原“南夷”的平坝、河谷地区和郡县所在地开荒种地，其中属于今贵州管辖的移民地有且兰（今贵州西部及中部、东部地区），谈指（北盘江上游一带），毋敛（红水河北岸，广西龙江上游）。

三国时期（220—280年），贵州属蜀汉政权“南中”区域（相当于原“南夷”地区），汉武帝时由“三蜀”（广汉、蜀郡、犍为）迁入的龙、傅、尹、董等大姓，逐步成为能左右地方的势力。章武三年（223年）起，南中大姓夷帅先后反叛，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率军平定南中，“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水路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牁，李恢由益州。” ^[4] 诸葛亮治理南中，实行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南中经济社会发展。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中原战乱迭起，分裂割据，贵州与外地的交往减少，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发展缓慢。

隋唐时期（581—907年）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随着贵州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城镇建设推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有一定发展，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隋开皇元年（581年），朝廷在今贵州置牂牁州，领牂牁县和宾化县，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牂牁郡，辖地为黔中地区。唐贞观年间（627—649年），今贵州大部属江南道，另外一些属剑南道和岭南道。玄宗时属黔中道。

唐代，南诏国（748—937年）兴起。南诏国极盛时，其统治范围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西南部、贵州大部和广西西部。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南诏与蜀中的文化往来频繁。贵州作为南诏辖地，文化上也得益于这种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管理今贵州的行政机构先后称为黔州、黔南，或武泰军节度，与朝廷关系密切。后晋时期（937—946年），贵州受四周地方割据势力阻隔，与中原王朝联系中断。“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战乱不休，贵州与邻近贵州的前蜀、后蜀、楚、南汉及大理等国联系较多，与中原各政权的关系时断时续。黔北大部分时间属前蜀、后蜀的势力范围之内，与位于今湖南的楚政权联系也较多。贵州东部、东南部亦为楚所控制。

宋代（960—1279年），今贵州分属夔州路（治所在夔州，今重庆奉节）、荆湖北路、潼川府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和剑南东路之一部，其中以夔州路所辖为主，所辖绍庆府领50个羁縻州，分布于今贵州南部。黔北思州和播州等地由于地接经济发达的四川、湖广地区，经济发展加快。沅江上游湘黔毗邻的“五溪”（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地区，朱砂、金矿开采粗具规模，冶铁、铸造均有发展。因宋朝军队需大量军马，宋室南渡后，南方马市地位凸显，马市交易带动了贵州地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10万大军，由宁夏经甘肃入四川，在松潘一带分兵三路攻大理国，“冬十二月，大理平”。 ^[5] 次年，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经略云南。元军继征服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蛮三十七部，” ^[6] 位于今贵州普安、盘县、兴仁一带的于矢部，为三十七部之一，亦脱离南宋归附元朝，设于矢万户府。元军随即进占位于黔西南的自杞国；继而攻克罗殿国（辖地在今安顺市范围）， ^[7] 以其辖地设置普定路，隶云南行省。至元十年（1273年）“累招不降”的乌撒，自感势孤，归附了元朝，建立乌撒路。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大举入川，思州和播州安抚使相继降元，乌江以北均为元军控制。至元十六年（1279年）七月，罗氏鬼国归附，立亦溪不薛宣慰司。 ^[8] 至元十九年（1282年），亦溪不薛降而复反，朝廷因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治今贵阳），亦溪不薛归其节制（元贞时分出，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将八番、顺元两宣慰司合并，设都元帅府，改称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今贵州地方基本纳入元朝统治范围，分别隶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其中，乌撒路、普安路、普定路隶云南行省，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思州、新添葛蛮安抚司（治今贵定）隶湖广行省；播州先隶湖广行省，后隶四川行省，最后归湖广行省；亦溪不薛时而属云南行省，时而属湖广行省。

元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经济，朝廷大兴站赤（驿传）。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行旅艰难的情况有所改观。当时的三条重要驿道，即横贯东西的湖广通往云南道、川黔道、乌撒连接蜀滇道。湖广通往云南道，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开设，起于湖北江陵，南行常德等地，由湖南晃县入贵州，经玉屏、镇远、施秉、麻江、安顺、普安，达云南；川黔道其线路走向为成都—泸州—叙永，入贵州毕节、威宁和云南曲靖。元代对连接川黔滇的“五尺道”加以整修。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 ^[9] 这条古道由成都沿岷江水路至宜宾，由陆路经云南盐津、昭通入贵州赫章、威宁，达云南曲靖。站赤的建设，加强了贵州与外省尤其是内地的联系，推动了贵州各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回回进入贵州及分布

（一）回回进入贵州的途径

13世纪初，从元太祖成吉思汗起，蒙古军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先后占领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将在中亚细亚、波斯和阿拉伯等地掳掠和降服的大批军士、官吏、宗教人士及妇女、儿童押回蒙古，青壮年签发入伍，编入“回回军”或“探马赤军”，派往前线参加对西夏、金、大理国和南宋的作战；工匠及其他人士则随军服务。随着战事结束，又奉命参与屯戍。众多穆斯林因此留居中国各地。

元初回回军的数量很大，朝廷曾发过多个关于回回军的诏令，如至元七年（1270年）秋七月“签诸道回回军”，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签西夏回回军”，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罢签回回军”等。 ^[10] 至元十七年（1280年）秋七月，世祖又“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 ^[11] 回回军被派往全国各个战场参战。

元代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帝国的建立不是从汉族发达地区出发，而是依托周边民族地区对汉族政权进行弧形包抄，最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12] 宋末元初，蒙古军欲灭南宋，采取大迂回的战术，由陕西南下进攻南宋统治的四川、云南。占领四川及云南后，转兵东进，攻占位于今贵州境内的自杞国、罗甸国，先后设置普安路、普定路。乌撒归附后，增设乌撒路。回回随蒙古军进入占领地并参与屯戍，这一带也就成为贵州回族的最早居住地。

宋宝祐元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10万大军，由宁夏经甘肃、四川，进攻大理国，“冬十二月，大理平”。 ^[13] 次年，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经略云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元军进军黔西南和黔西北。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今贵州地方基本纳入元朝统治范围，其地分别隶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随着战事平息，军中的回回将士和随军工匠等，留在当地参与屯垦、戍役。在不宜屯田的战略要地，则派兵戍守。元初，军队主要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回回军、畏兀儿军和汉军组成。“其法，家有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 ^[14] 元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忽必烈下诏“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 ^[15] 促使军户到农户的过渡，屯垦军中的各族士卒遂逐步定居当地。“在蒙古和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的破坏，不少地方，特别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遭杀戮，耕地任荒芜，这是极普遍的现象。到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农业生产就更加重视了。‘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16] 把农桑提高到立国之本的高度，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17] “回回在元朝，已经大部分脱离了行伍的生活，定居在一定的土地上，从事耕种，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与小商业，成为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 ^[18]

（二）贵州回回分布

元初，一些回回进入贵州并参与了乌撒乌蒙路和普定路屯田。一些回回定居当地，形成贵州回回最初的分布格局。

屯田，既是军事策略，也是政治谋略。“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 ^[19] 参与屯田者，其军籍并没有改变，必须“且耕且战”，受命调动必须执行，违者要受处罚。“内外诸军所役屯田军人，自来且耕且战，恐本管官吏不以王事为念，止于农夫一例，滥收老幼或躯丁应当。如遇调遣，点觑得但有不堪执役之人，定将当该官吏治罪施行。” ^[20]

乌撒乌蒙地区为彝族乌撒部领地。元军多次对其招抚，均未归附。至元十年（1273年）归附元朝后，朝廷在此设置乌撒路招讨司；十三年（1276年），立乌撒路；十五年（1278年），改设乌撒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1284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1287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隶云南行省。乌撒乌蒙宣慰司治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其辖地包括今贵州威宁、赫章，以及今云南省的昭通、鲁甸、彝良等县。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立乌蒙军屯，“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 ^[21] 这些畏兀儿军士应是从原戍守云南的探马赤军及畏兀儿军中抽调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雪雪的斤奉命率“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刺章”。 ^[22] 其所以称之为户，应当是有家眷同来。到延祐三年（1316年）抽调畏兀儿军入乌蒙屯戍时，已经过去了30余年，按元代征集“渐丁军”的规定， ^[23] 这批畏兀儿军应远不止1000人。因此，进入乌蒙、乌撒屯田的畏兀儿军士数量应当比较大。另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回民之来昭，据旧志所载，实起元时以兵屯田，多半皆系回人，后遂流落于此。” ^[24] 元代，乌撒路的军屯，涉及今可渡河、二塘河流域及今牛棚、中水一带。 ^[25] 乌撒属元代重要屯田地之一。“元朝在云南地区的屯田是利用已开垦的耕地；但应指出，乌蒙、乌撒、罗罗斯等滇东、川西南地区的屯田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26] 但元代朝廷对乌撒的统治并不稳固，屯田军经常参战，伤亡严重。文玉任云南行省郎中时曾就此建言：“乌撒屯兵不利，宜州县，犬牙制之，势分权削，可无后虞。”欲以设立州县方式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此建议虽得到许多人支持，但终未能实施。不久，乌撒果然生乱，致千余名屯兵死亡。 ^[27]

图1 元代元军屯田地威宁中水 马勋勇摄

普定路辖地，唐为罗殿国地，号普里部。曾建琰州望江、始安二县，寻改普宁州。 ^[28] 宋为普里部，曾建普宁州。 ^[29] 元宪宗七年（1257年），“罗殿之普里部内附，为置普定府，以其酋为知府，属云南省曲靖宣慰司。” ^[30] 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殿国主罗阿察纳土附元后改普定府，隶于云南行省。罗殿国辖地为今安顺、普定、平坝、紫云、镇宁、关岭、晴隆一带，地控黔中，又扼广西马道。由于罗殿地理位置重要，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在此互有争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丙申，云南行中书省言：‘罗殿归附后改普定府，隶云南省三十余年。今创罗殿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不便，乞罢之，仍以其地隶云南省。’制曰：‘可。’” ^[31] 元大德七年（1303年），因普定土官容苴助元军平定宋隆济、奢节有功，容苴殁，乃令其妻适姑袭夫职，改普定府为普定路，以适姑为本部总管，隶于曲靖宣慰司。 ^[32] 普定路（治今西秀区），领安顺（治今西秀区旧州镇）、习安（治今普定）、镇宁（治今镇宁火烘寨）、永宁（治今关岭打罕坡）四州。包括今西秀区、普定县、平坝县（一部分），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关岭自治县、晴隆县。普定路一带属山原丘陵盆地区，盆地和槽谷中地面开阔平坦，土层较深，有水源可供灌溉，适宜于军队屯戍。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路屯田卒二千赴之”。 ^[33]

在至元十六年到至顺三年（1279—1332年），因贵州境内多次发生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朝廷数度调陕西、四川等处数万军队入黔境，其中有回回将士。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罗氏鬼国反元，朝廷命阿里海牙（畏吾儿人）率蒙古军6000人，湖广兵、云南哈剌章军等3万多人，征罗氏鬼国。 ^[34] 九月，罗氏鬼主阿榨、阿里降，改罗氏鬼国安抚司为顺元路宣抚司。阿里海牙部后屯戍桂林，其后裔成为回族。 ^[35] 脱力世官（畏吾儿人，任昭勇大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累有战功，曾随爱鲁讨亦奚不薜，大著勋绩。“亦奚不薛地未附，民多立寨，依险自保。诏云南行省调罗罗斯蒙古军四百人，罗罗章六百人，属脱力世官，从左丞爱鲁往讨之……爱鲁遂命脱力世官总左手四翼兵，讨平亦奚不薛。” ^[36] 至元二十年（1283年），部分回族士卒随元军进入织金驻扎，后落籍当地。 ^[37] 至元年间（1264—1294年）于阗畏兀儿人喇嘛丹“佥宪按黔中，当蜀有警，谕土酋止。还卒招乡兵，伺变守险，号令精明，人谓有父风焉”。 ^[38] 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调军2万人，由刘深等率领，远征八百媳妇（今缅甸南部、泰国北部一带），假道贵州（治今广西贵港市），至亦溪不薛境地，勒派丁夫、马匹，强索金3000两，马3000匹，民不堪暴敛急征，彝族女土官奢节率众反抗，进攻贵州。元廷以湖广、云南、四川三省兵会讨。六年正月，起义军击败刘深军，占领贵州。九月，刘国杰率湖广军分三路征奢节，经过40余战，终将奢节军击败。宋隆济、奢节起义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毗连地区的各民族纷纷起义，尤其在彝族地区，反抗最为激烈。战事震动全国。 ^[39] 此后又发生国多次反元斗争：大德七年（1301年）春，永宁路阿永蛮雄挫又反；大德九年（1305年），罗雄州火主阿邦龙沙、麻纳布昌等焚烧他罗迷驿；十一年（1307年），阿迷土官日苴夺官马举事；至大三年（1310年），八番、乖西等处苗民阿马又发动起义，坚持一年之久。延祐七年（1320年）七月，花角蛮韦郎达联合五十三村山僚，起兵万余攻阿用村。至治二年（1322年），八番再次骚动。巡检王忠等被杀。朝廷疲于应对，调兵遣将极为频繁。地方史资料说，“元代，使命之臣，出征之将，往来之兵，史不绝书”。 ^[40] 回回军士因此随军进入黔中、黔西北。“威宁西北一带，毗连滇之昭、鲁，多回族，其先皆出甘、新，随元、明两代征西南，故移植于滇及黔之边地。其种族生殖最繁，就威宁而论，户已逾万。” ^[41]

元朝末年，因战乱及其他原因，昭通回民一部分人向乌撒（威宁）方向迁徙。乌撒、乌蒙的统治者都属于彝族上层，但乌撒统治者与主流社会接触较多，思想较为开放，与元朝政府关系较为融洽，能接受外来移民。于是乌蒙的部分回民利用这种关系避迁到乌撒，并得到安置，在盐仓至今威宁城之间开辟了一些新的居民点。 ^[42]

元代，有一些蒙古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元初，由中亚穆斯林抚养成人的阿难答， ^[43] 随回回信仰伊斯兰教，他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大食文（阿拉伯文）书法写得很好。其部15万人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在自己的营地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 ^[44] 阿难答控制的范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北部。据《保氏族谱》载，居住在滇东、滇东北和贵州威宁的保姓，“源于蒙古族，初以特穆尔为氏，元之右族也。自库库台特穆尔尊号保保，而入滇始祖以阿保名，于是改姓保氏。” ^[45] 贵州威宁保姓回族主要分布在秀水乡、哈喇河乡。

三、回回经济文化状况

元朝建立前夕，为了避免云贵高原上的各民族地方势力在南宋与元蒙政权之间摇摆，元朝统治者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允许西南各民族地方势力高度自治，并将这些招抚的地方头领按其势力的大小由朝廷委任官阶，要求他们遵循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 ^[46] 元人刘应李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对今贵州属地有简要记载，其中属于云南行省的有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同乌撒路置，领乌撒路、乌蒙路、东川路、茫布路）。“乌撒路（领阿都部）。”“汉、唐朱提郡所治之地。蛮名巴的甸，又谓之沙越，乌撒蛮酋之祖名也。阿都，地名越章。”“节气如上都。宜牧养，出名马、牛、羊。”“盘江，江源出乌撒，分两支焉，一流乌蒙，入叙州；一流越、澂，过弥勒州。”茫布路，“本名亦溪部，祖茫布，宋封西南蕃都巡检使。”“产石瓜。树生，坚宝如石，故名，善治心痛。”普安路（普定，禾龙等部，八纳等部，习旧），“蛮名如是部，即罗氏鬼国地。初附后，立总管府，领蛮夷诸甸，近分立镇宁、永宁、习安三州。”“冬夏异居。地涉烟瘴，冬居磨溪，夏迁党壁。产水银、丹砂。” ^[47] 此外，属于四川行省的永宁路；属于湖广行省的播州军民宣抚司、思州军民宣抚司、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八番罗甸宣慰司、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只有设置情况，无详细介绍。但从对乌撒乌蒙等处宣慰、茫布路、普安路的记述看，元代贵州十分贫瘠。

元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大兴站赤（驿传）。贵州行旅艰难状况有所改观。当时的3条重要驿道，即横贯东西的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道、整修后的川黔驿道和五尺道。《元史·爱鲁传》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爱鲁“帅师至玉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之，水陆皆置驿传，由是大为赛典赤信任。” ^[48] 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 ^[49] 《经世大典》载乌蒙宣抚司所辖马站5处：“乌蒙结吉站、雪山站、合者剌站、罗佐站、叶梢坝站。” ^[50] 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哈伯等的奏疏中说：“又乌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讫水站，则陆路七八日程，顺水一日可到，俟立讫，来由水路者，使由陆路为便。” ^[51]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云南行省言，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宜自叶梢（引者注：今盐津）水站出陆，经中庆（引者注：疑误），又经盐井、土老、必撒诸蛮，至叙州庆符（引者注：今属四川高县），可治为驿路。凡立五站，从之”。 ^[52] 元代，曾在秦“五尺道”贵州段开通由乌撒（贵州威宁）、经平夷（贵州毕节）、芒部（云南镇雄），连接南广（四川高县、筠连一带）。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参知政事暗都剌等奏：“云南行台言：自哈剌章建都之地来者，一从本处驿道，一自秃僚蛮境。二者皆烟瘴险远，惟乌撒、芒部有一径道，近可千余里，既无毒瘴，又皆坦途。往者，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凶顽为乱，故不知之。今已安静，请改设站赤。臣等。议谓便益之事，宜从其请。”奉旨若曰：“斯言至矣，其从之。” ^[53] 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丞相完泽等奏：云南驿站台官张闾，尝上言别有便道，因改立站。云南省官也先不花等却言无益。以此奏遣普颜怯里迷失往视其地。今回称：张闾所言立站之地险恶，马匹伤损，已复旧道立站讫。”这条道路虽然开通，但后因“地险恶，马匹伤损”，不再作为官道使用。开筑于汉武帝时的“南夷道”，元代进行重大整治，设置邮传，继续发挥作用。南夷道线路走向为：成都—泸州—永宁（叙永），由永宁经赤水驿（今毕节县川黔交界处），阿永驿（今毕节县境）、层台驿（今毕节层台乡）、毕节驿、周泥驿（今毕节与七星关间）、在城驿（威宁县），在此连接由成都—僰道（宜宾）—石门关（盐津）—朱提（昭通）入贵州乌撒的驿道，前行至云南，入缅甸。荆楚黔道是贵州古代另一条重要驿道，元代仍是黔滇连接中原的重要通道。此道由荆楚沿水路入黔。分两道：一路由长江上行—经巴郡涪陵县—沿乌江上行—鄨县（今遵义一带）—且兰县（今贵阳以东一带）—宛温县（今贵州盘县、云南沾益）一连“蜀身毒道”；另一道，经武陵郡辰阳县—由沅江上行—且兰县—宛温县—连“五尺道”。 ^[54]

图2 永宁至曲靖古道威宁段 纳海洋提供

贵州回回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当时回回进入贵州参与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屯田。元代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另有发囚徒和降卒、降民屯田者，但贵州未见记载）。参与屯田的军民，在担负戍守任务的同时进行生产，不仅要解决自己吃饭问题，还要向政府纳税。“回回军”参与屯戍，因其善于经商和农耕，给贵州经济带来新的因素。 ^[55]

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边疆地区屯田户，主要是由内地迁徙来的无田农民。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种子、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屯田土地的来源，有利用荒闲土地、利用前代的屯田、以一般官田拨充、屯户自备土地4种。为了鼓励生产，朝廷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至元中，“凡开垦荒田屯种者，免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大德四年（1300年），改为第四年收税。 ^[56] 屯民遇到困难或灾害，朝廷多予救济或减免租役。屯田的课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所收税粮，“种者有牛，官给种，税十四；牛种皆官，税其半，皆复其家”。 ^[57]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有利。 ^[58] 屯田保证了戍边军队的粮饷需求，有利于巩固边防。由于集中了较多人力和物力，能够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改善耕作条件，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等。云南乌撒宣慰司及曲靖宣慰司的军屯、民屯对贵州西部有较大影响，回族进入贵州与此有密切关系。 ^[59] 据《元一统志》载：“乌撒泉干土肥，宜育马羊。” ^[60] 元代公孙辅 ^[61] 《乌撒》诗云：“高临乌撒海，顾瞻乱山苍。地虽西南夷，风气似朔方。三冬寒雪舞，六月阴山凉。蒲暎沙葱绿，草连地椒香。牛马散川谷，毛氄杂洮羊。板屋御北风，酥酪充酒浆。土宜荞粟稗，耕凿周崇冈……”居于此地的回回在畜牧业方面，也会有一定发展。

回回具有经商传统和经商禀赋。唐宋时期以及元代，由波斯、阿拉伯、中亚等地进入中国的回回商人及其后裔，多善于经商。同时伊斯兰教经典也推崇商业，重视商人。元代，善经商的回回，在经济领域十分活跃。元贞二年（1296年），“中书省臣言：‘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臣等议，虎符国之信器，驿马使臣所需，今以畀诸商人，诚非所宜，乞一概追之。’制可。” ^[62] 说明回回商人“佩虎符，乘驿马”经商历时已久，这必定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方便。史载：“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津要，专其膏腴。” ^[63] 这种传统“对回族商业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64] 元初，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大批迁入，他们与土著民族杂居，虽属同一政权统治下，但因地理环境阻隔，交通不便，居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仍有很大独立性，政令混乱的状况已经严重阻滞社会发展。赛典赤·赡思丁、纳速刺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大力建邮传，定租赋，修水利，置屯田，兴办教育，发展农、工、商各业。不少由西北、中原签发的回回、畏吾儿与同期入滇、黔的汉族等民族人士一道，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优良的品种，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地方日益富庶。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乌蒙、乌撒一带“渠分浍决来纵横，土脉浮膏作秋稼。府中储积多如山，陂池种鱼无暵干”， ^[65] 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文化教育方面，赛典赤·赡思丁“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派回回郝天挺为“风教官”，在西起大理，东至乌蒙的各路、州、府、县遍建孔子庙，设置庙学，“由是文风稍兴”， ^[66] 对今黔西北、黔西南一带亦有影响。当时属云南管辖的普安路建有儒学；延祐四年（1317年），普定路军民府判官赵将仕在普定“立学校，明礼仪，通商贾”。此外，属于湖广行省的顺元路军民安抚司（治在今贵阳），皇庆年间（1312—1313年）建立儒学，“以何成禄、廖志贤为教授”。属四川行省管辖的永宁路，在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立儒学。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