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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
元明以来的土司体系，作为一种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的管理制度，在增进国家统一、维护地方稳定等方面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方国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从秦代以来就推行的郡县制度是相矛盾的，汉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就是最早的矛盾斗争的反映。因此中央王朝对地方方国政权的土司政权进行统一改制而“欲郡县其地”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明代以来，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更是趋于明显。然而，普安的“改土归流”与其他实行土司制的地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先是实行“土流并治”，再是循序渐进地降低土官的品级。
关于“土流并治”，清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地理·建置》载：“（洪武）十六年，元普安路土酋那邦妻女总管适恭纳款置普安府，授适恭为土知府，而升普安府为普安军民府。土、流二知府与卫同地分治焉。”降低土官品级，从而实现“改土归流”，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期。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元之普安路改置普安府，属云南布政司，同年改置普安军民府。洪武十六年（1383年）升普安府为普安军民府。另置普山府，以世袭君长那邦的夫人适恭为土知府。实行土、流知府与卫同地分治。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普山府土知府普旦受诏赴京，贡马。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越州（今曲靖南）土酋阿资与普山府土知府普旦联合反明，攻陷普安，烧府治。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一月二十三日，征南将军傅友德率军击败阿资，普旦降。普山府废。普旦归降后，普安军民府“被削”。十年后，建文二年（1400年）于普安军民府名号下开设贡宁安抚司。永乐元年（1403年）一月十七日，复置安抚司，虽改名普安，实质上与建文时既定方略一脉相承。先以已故普旦之弟者昌为安抚使，者昌故，由者昌子慈长承袭。《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载：“永乐元年正月甲辰，设普安安抚司，以土酋慈长为安抚。时慈长来朝言：建文时于其地置贡宁安抚司，以故父者昌为安抚。近吏部遵旧制奏罢安抚司。然本境地阔民稠，岁于普安军民府输粮三千余石，且路当要冲，旧有湘满等驿。乞仍设安抚司督治为便。上曰：‘祖宗大经大法，万世不可改。其他若时有不同，后世当因时损益以便民，岂可执一而不知变通之道？天下之人既以为便，则当从之。’命吏部仍置安抚司，改贡宁为普安，赐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员，隶四川布政司。”永乐十三年（1415年），安抚使慈长“谋占营长地，强娶民女为妾，杀其夫，阉其子”，被贵州布政使孟骥用计抓获，“逮至京，死于狱”。因为这件事，“乃革去安抚，改设普安州，悉用流官，安抚降为土判官”。土判官一职仍为益智子孙世袭至清初。根据明朝官制，“军民府知府”属正三品，“安抚使”属从五品，“土判官”则仅为从七品了。就此，明廷在普安彝族地区的“土流并治”或“分治”，再到循序渐进降其品级的两步走的战略意图得以真正实现，从而达到了在普安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