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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牂牁、夜郎国时期的普安故地
所属图书：《普安简史》 出版日期：2014-11-01

（三）牂牁、夜郎国时期的普安故地

普安地属古牂牁、夜郎地。牂牁，作为地名，可用彝语解读，牂牁即“”，意为把绳子系在圆状物上，居住在云南文山和红河一带的彝族仆拉支系自称“”，发音就比较接近牂牁。《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条下颜师古注：“牂牁，系船杙也。”《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崔浩云：“牂牁，系船杙也，以为地名。”牂牁出现在夜郎国之前，从后来的建置沿革看，有“国”的历史背景和可能。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夜郎国的管辖地域是贵州西部（包括水西地）、北部，四川西南部，云南东北部一片广大的区域，它的存在时期，从开国到灭亡大致在春秋末年至西汉年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遣唐蒙往喻夜郎侯，置犍为郡，治鄨县，开始了对西南夷的经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牂牁郡，治故且兰县，属益州刺史部所辖，牂牁与犍为等各郡均属“初郡”或“边郡”。元鼎六年（前111年），从长沙国和豫章郡出发的汉军诛灭了位于夜郎与滇国之间的头兰部落，又降服了牂牁江与劳水之间的漏卧、句町等部落。夜郎侯请降，武帝封其为夜郎王，赐王印。于是分犍为郡南地置牂牁郡。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其时，牂牁郡辖的且兰、鄨、平夷、毋敛、谈指、夜郎、同并、谈焒、漏江、毋单、宛温、漏卧、句町等县，都有彝族先民在活动。当夜郎王兴被诛杀时，曾经发生“夷濮阻城”事件，可见当时的夜郎王是深受夷、濮等各民族集团的拥戴的。而彝文文献《益那悲歌》中的记载则具有神秘色彩。由于史料的缺乏和考证的缺失，夜郎国至今是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谜。不过，作为很早的时期就居住在这块地盘上的彝族先民，留下了与夜郎有关的种种文物和文献记载，因此与夜郎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考古方面，1980年和2002年，考古工作者对黔西南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和冶铸青铜器的陶石范模，表明这里是一个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这批出土文物与同时期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均有差异，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铜鼓山留下贵州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冶铸遗址。

青铜器物中，铜铃是彝族古代普遍使用的一种重要祭器和冥器，祭器为毕摩祭祀时佩带，冥器放置于祖桶里面或放在供奉祖先的神龛上。贵州境内发现的铜铃在威宁、赫章、六枝、贞丰、普安、修文、册亨、贞丰、望谟、兴仁等县出土。梁太鹤先生在《贵州夜郎考古观察》中介绍：“臂（管）形耳铜铃在威宁、六枝、贞丰、望谟、普安及兴仁等县出土多件。此外在威宁中水墓葬曾发掘出土1件。这种铃比起环形钮铜铃多数形体较大，其中兴仁出土1件最大，高18厘米。铃体合瓦形或椭圆形，弧形顶，顶止中无钮，从弧顶两侧各伸出一只短圆筒形耳。发现时往往多件同出，如六枝同出7件，望谟同出13件，并同出许多环形钮铜铃。铃体多素面，但六枝出土的及威宁采集到的数件，器表祷有人、动物和植物等浮雕图案。环形钮铜铃在修文、册亨、贞丰及望谟等县出土多件，其中望谟一次即出土41件。此外在赫章、威宁墓葬发掘中也有出土。在普安铜鼓山遗址还出土铸造这种形制铜恃的石范，大体上分为小种类型，一种铃体横剖面旱六棱形，或合瓦形，弧形顶，形体稍大，铃身两面有十字形、圆形或三角形穿孔。”

普安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