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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安军事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彝族古代社会长期继承了这种传统，尚武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普安军事组织健全。军官总称骂色。君王御驾亲征时称为“濯色兹摩” [1] ，“姆兹骂色”相当于兵马大元帅，“尼毕”或“尼宾”，相当于督军、参军，由王者、酋长（或部落长）的直系亲属担任。“穆濯”是地方军务的主持人。有出任“骂色”等军职或统兵资格的武士称“汝卡”。兵马大元帅麾下的先锋官称“惹依大汝卡”。“布摩”是军师、参谋长的角色。彝族古时的议政制度，举凡祭祖、联姻、结盟、出征等活动，召集摩魁大臣和布摩充分发表意见后，由兹摩进行决策。若意见分歧，则由布摩举行杀牛、猪、鸡等举行占卜仪式，再进行决断。布摩不仅出谋，有时也操刀上阵。上述各职相当于将、帅军阶。
主管军务的军职称“骂初”，在“骂裔”之上；可领兵千员的军官称“撮魁”（亦作“濯魁”），“撮魁”之下为“骂裔”。彝族古代用兵符印信类调动军队。君长披虎皮（“毕濯阻几”）与“鲁余赫大”（即兵符类，用于军队调动。箍以虎皮饰以黄金的权杖），彝文文献称之“鲁余赫大”。《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载：“济火（妥阿哲）助武侯有功，后主又受命征普里……有功，赐镂银鸠杖。”又《水城厅采访册·卷之四》载：“最贵者曰更苴（即耿苴），不名不拜，锡镂银鸠杖，潜拟师保，大事取决焉。”布摩随军出征垮筒状器具称“维庹”，内装神山上所采的细箭竹竿。以精雕细刻的水牛角号，或精雕细刻的黄牛角号，绵羊角号等为联络用的军号。彝族古代军队编制与军事行动有序，通常以三路军的编制，在三军的基础上以六路、九路来细分，来达到战略意图和战术目的。三军时为：左军、中军、右军；九军时为：左左军、左中军、左右军，中左军、中中军、中右军；右左军、右中军、右右军，各军由一骂色统领。彝族古代都是采取寓兵于民的军事动员机制来解决兵源的问题。作战时，一般兵分三路，骑兵执三叉戟、两叉戟、长矛、大圆盘刀等实施冲锋，其盔甲和羊毛擀制的骑马裙毡等都具有很好的防护作用，所谓“掉头断尾”的穿插、分割的战术可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步兵则持盾牌、弓弩、刀剑等随后跟进；防守时，弓弩手、抛石手等处一线，箭矢、石弹等远距离武器耗尽时，再由三叉戟手、两叉戟手、长矛手、大圆盘刀手、刀剑手与敌人短兵相接，相对搏杀。
古代部族之间为争夺土地不断发生战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明洪武实录》卷一百九十二等载：“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根据彝文文献《布默战史》载：宋代，普安阿外惹部（或作于矢部）与乌撒部既世为姻亲，又不断地以兵戎相见。乌撒第46代君长夫人为额补毕吞，第49代阿德阿谷夫人系普安部阿外惹之女阿吉赫娣，到第58代君长鲁迂诺直的夫人实卜等，都出自普安阿外惹家，普安又称“濮吐珠益家”，实卜（彝文名阿赤舍崩）摄事，元末，加行省右丞，明朝“诏赐乌撒女知府”普安之女这种姻亲关系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末。但就在姻亲关系处于顶峰时期的乌撒第47代到第49代之间，乌撒部与普安部展开了多次规模都很大的战斗。在《布默战史·乌撒与阿外惹交战》《布默战史·徼洪之战》两篇里，反映在愁娄徼洪的交战中，以阿外惹部的额苦迫默为帅（濯色兹摩），那待可娄为先锋（姆兹骂色）的将士们，当战事被强加在自己头上时，表现出不畏战、不避战，勇往直前，“乌撒与惹部开战，惹部死六百，乌撒死四百，一千官兵，倒在了战场”。尽管如此，视死如归的尚武精神却一直弘扬着。
米鲁抗明期间，为夺取两个明军据点，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方法。面对十个卫所的明军和土司军共一万三千多人，米鲁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以一万多人的劣势与明王朝的云南、广西、湖广、贵州本地官兵共计十万左右展开殊死搏斗，最后虽然失败，但却充分展示了普安军事的许多突出特征。
[1]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17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