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兴替

1.元朝时期普安的沿革

公元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落温、落蒙三城，又进攻盘县、普安一带。随着蒙古军队的大兵压境，自杞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宪宗蒙哥汗七年（1257年），其酋内附，命为于矢万户。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普安路总管府，次年更立招讨司。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为宣慰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把在于矢部势力范围的南北盘江之间（今贵州盘县、兴义、普安、兴仁一带，并旁及云南、广西的零星地域）设置的路一级行政区定名“普安”。普安路隶于云南行省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领和龙、八纳、习旧、普定四部。《读史方舆纪要》载“东爨乌蛮居之，号于矢部，一作榆市部。其后爨酋阿宋号齐弥部，寻复为于矢部。宋宝中，附于蒙古。蒙古置于矢部万户府。《通志》：延四年置，寻改为普山府。至元间，改置普安路，领和龙、八纳、习旧、普定四部。隶云南行省，寻改为宣抚司，一作安抚。后复为普安路。《通志》：领和龙、习旧、八纳三千户所。镇宁、永宁、习安三州，普定、永山、石梁、罗山四县，隶曲靖等处宣慰司”。 ^[1] 《元史·地理志》载：“蒙氏叛唐，其地为南诏东鄙，东爨乌蛮七部落居之。其后爨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矢部，世为酋长。元宪宗七年，其酋内附，命为于矢万户。至元十三年，改普安路总管府。明年，更立招讨司。十六年，改为宣抚司。二十二年，罢司为路。 ^[2] ”

2.元朝对普安地区的经营

元朝统一南方后，即着手实行土官制即土司制。前朝在南方地区实行“羁縻”制是因为无力长期占领和无力控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策略。元代则不同，已有了占领和控制的能力，但根据当地的实际，还不能一蹴而就地全面控制，仍要采取“以夷制夷”的土司（官）制，待到时机成熟后就逐步“改土归流”。设立“以夷制夷”的土司（官）制，主要是利用南方民族群体与民族内部支系众多、情况复杂的特点、矛盾，使之相互牵制和争夺。在南方民族内部为继承权、资源占有等而进行的争斗中，封建王朝坐观成败，渔翁得利。因此，土司制度的成功实施，终于实现了历代王朝梦寐以求“以夷制夷”的设想，即利用南方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们相互牵制、争斗，达到元王朝便于控制的目的。

元朝时期的贵州西部和西南地区主要属于云南行省，如乌撒乌蒙宣慰司，隶属于云南行省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的普安路等，后部分又属于湖广行省。《元史·地理志四》记载当时云南所辖“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贵州的西部和西南地区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为加强统治，在行政机构方面除了路、府、宣慰司等全部建立起来外，还设立了大量称为“城镇”的军事据点。任命云南王等蒙古宗亲要员镇守云南。特别是在交通方面，一是驿传发达遍布全省。驿道网络以丽江、威楚、建昌、乌蒙、曲靖、普安、广南、车里、永昌、腾冲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今昆明）和大理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特别是开辟了一条最为重要的即从中庆经普安到达黄平的新道路，此路一开通即迅速成为通达内地的要衢，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影响至今。二是驿传组织严密、管理完善。云南王等最高长官经常过问驿传事务，地方官员随时修补驿站、补充驿马等。还开设了急递铺。三是云南驿传递信息迅速，人员来往方便。中央王朝可通过便捷的交通进行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特别是元王朝开始实行实质性的征收赋税。至治三年，朝廷“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在西南矿产丰富的乌蒙、乌撒等15个地区大量开采矿藏。为了加强对今贵州地区的统治，元王朝在此地区实施屯田，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土军114户屯田；延祐七年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大德五年，亦溪不薛发生宋隆济、奢节起义，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在西部南北3000里的地域设置38处屯戍，又遣将士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 ^[3] 其西面已经深入贵州地区。

从汉晋至唐宋，今贵州地区一直是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区域，到了元代有了较为彻底的改观。元朝重视经营今贵州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控制了贵州，对巩固云南行省的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元代对普安地区的经营，为后来“明朝始把贵州地区单独设立为一个省，即是以元朝的经营、统治作为重要的基础”。 ^[4]

益智首任普安土司

“元普安路军民总管府怀远大将军”益智，彝名阿姆额陬，又名阿赤，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任普安路总管府总管；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任普安招讨司职。至元十六年（1279年）任普安宣抚司职。乾隆《贵州通志》说：“于矢酋益智，有谋略，善驭众，部人咸怀信畏威，延祐四年（1317年）授怀远将军、曲靖宣慰使，掌普安路总管府，世袭普安路总管，诸蛮服其威信，树德政碑颂之。”

那邦袭任宣慰使

那邦，又名金龙，彝名吉汝。首任曲靖宣慰使益智之孙。《兴义府志》载：“后智卒，孙那邦袭”。据《土官底簿·普安州判官》载：“隆礼始祖金龙任元普安路军民总管府怀远大将军，升曲靖宣慰司。以功升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仍领普安路事。元末寇盗充斥，那邦保境自安，民胥赖之。”

3.明代普安土司的设置

洪武四年（1371年），永宁（今四川叙永、古蔺县一带）宣抚使禄照归附明朝。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征南将军傅友德兵至湖广，遣都督胡海洋统兵五万由永宁进军乌撒。明军要过境进入云南，元云南行省右丞乌撒彝族女土官实卜，闻胡海洋已自永宁出兵，就聚兵在赤水河一带堵截。明军势众实卜不敌，胡海洋等渡赤水河，占毕节，经七星关攻占乌撒。同时，傅友德又派遣平凉侯费聚领兵直奔普定，分据要塞，堵住云南出口，在无退路，且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东川、乌蒙、芒部诸部彝族酋长望风归附。傅友德等率大军由辰州、沅州进入贵州，连克普定、普安，留兵戎守。傅友德等从贵州进入云南，在曲靖大败元兵，并大获全胜。傅友德领军数万取乌撒，蓝玉、沐英挥军入中庆（今昆明），进取临安诸路，曹震、王弼则等率师至威楚路。洪武十五年（1382年），蓝玉、沐英进兵攻下大理，乘胜攻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车里。云南自此扫除残元势力而平定。明廷武力统一云南后，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贵州境内土司林立的地方势力。

为了加强统治而维持元代土司制度，在贵州、云南等地设置卫、所，驻屯军队守卫。明初在贵州先后设立30个卫、140多个所。洪武十五年，在贵州于贵阳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统领十八卫、二所，以后又设置了敷勇卫和镇西卫。这些卫以贵阳为中心，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作为羽翼，当时被简称为“上六卫”、“下六卫”、“外六卫”、“西四卫”等。后面设置的这两个卫，实际上是为了防范水西安氏土司向东威胁省会贵阳。 ^[5] 在普安地区先后建有两个卫和多个所，“西有分水岭关，东南有安笼箐关。又西南有乐民守御千户所，西有平夷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二年置。又东南有安南守御千户所，又有安笼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三年置，皆属普安卫。正统十年四月徙安南所于罗渭江。东北距府三百三十五里”。 ^[6] 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普安卫于普安路西（普安州），属云南都司。二十二年（1389年）改置普安军民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尾洒卫于永宁州西偏南尾洒（后为永宁州），寻废，二十三年末（1391年）置安南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乐民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安南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安龙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平夷守御千户所，弘治八年（1495年）置新城守御千户所，弘治八年（1495年）置新兴守御千户所。天启年间置查城站千户所。千户所额定1120人，设正千户一人，副千户二人。每个千户所设十个百户所，百户所额定112人，由正副百户统领。每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兵10名。凡有卫所之地皆有屯田，故卫所既是基本的军事组织，又是军屯组织。卫所自成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行政合一的单位，每个卫所都划出一个特定区域，明确疆界，与所在府、州、县严格分开，多数的卫建有专城，守御千户所亦建城堡。卫所的户口，列入军籍统归卫所管理，赋役由卫所摊派，月粮、食盐由卫所配给。卫所官兵要操练，并按规定进行“比试”。除屯田外，还设有军器局打造兵器，设杂造局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又有马政所负责养马、买马。 ^[7]

在元王朝开通了从云南经贵州到湖南的驿路的基础上，明王朝进一步巩固这一线的交通成果，在驿路沿线设置卫、所，一是为控制地方民族势力，二是巩固对边疆的统治。明代对普安的控制，一是对土官袭任的控制，二是军事上的控制，表现在卫、所军事单位的设置，军事单位的设置又与屯田挂钩。

4.明清普安土司

明代普安土司的沿革，据《明史·志第二十二·地理七》载：“普安州本贡宁安抚司。建文中置，属普安军民府。永乐元年正月改普安安抚司，属四川布政司。十三年十二月改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万历十四年二月徙治普安卫城。三十年九月属府。普安卫在州南，洪武十五年正月置，属云南都司，后改属贵州都司。二十二年三月升军民指挥使司。万历十四年二月，州自卫北来同治。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 ^[8] 先后有十位土官承袭：元朝那邦（即金龙） ^[9] ——适恭——普旦——者昌——慈长——隆本——隆寿——隆畅——隆礼——适擦——阿铎。《读史方舆纪要》：“明洪武十六年，置普安军民府，隶云南布政司。二十二年，改置军民指挥使司，隶云南都司。寻改，隶贵州都司。《志》云：初置军民府，授土酋那邦妻适恭。适恭卒，子普旦袭。洪武二十五年，普旦与越州叛酋阿资等连兵袭陷普安府，事平，罢州置卫。又移治今城。永乐元年，改普安安抚司，属普定卫。十三年，改为州初置安抚司，授土酋慈长。十三年，长复谋不轨，因改为州。隶贵州布政司领罗罗蛮民十二部，号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名胜志》：州初治撒麻寨，寻迁海子，复迁卫郭。万历十三年，迁入卫城。万历三十年，改今属。今仍为普安州，又置普安县属焉。” ^[10] 又据《土官底簿·普安州判官》载：“隆礼始祖金龙任元普安路军民总管府怀远大将军，升曲靖宣慰司。故，始祖母适恭率部夷民首先归附，洪武十六年授普安军民府知府，世袭。故，高伯祖普旦袭。故，高伯祖者昌三十二年袭，授贡宁安抚司，安抚改设衙门，任事调征新添等处杀贼有功。故，永乐元年曾祖慈长袭，改设普安安抚司。永乐十四年改设普安州。祖隆本宣徳八年袭本州岛土官判官，后征麓川有功，正统五年升本州岛同知。伯父隆徳先故，次伯父隆寿袭。故，三伯父隆赛未袭。故，俱无嗣。父隆畅系祖隆本第四男，成化三年袭本州岛土官判官，患病。嫡次男隆礼应袭。查得父原袭土官判官，俱不曾开有世袭字样。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奉圣旨隆礼准做本州岛土官判官钦此。弘治十五年题开，已故土官判官隆畅、隆礼被贼杀死，止有隆畅妾适擦，同女阿铎见在，就彼承袭，候伊女袭替。阿铎身终，另行奉圣旨，是着就彼袭职钦此。” ^[11]

普安阿外惹氏谱系

从希慕遮下传为31代：

希密（慕）遮——遮窦古——古珠舒——舒雅黎——黎雅恒——恒扎耿——扎耿佐——佐阿采——采阿租——租雅色——色雅祖——祖皤娄——皤娄窦——窦米能——米能仇——仇雅索——索雅窦——窦斯索——斯索朵——朵彼余——彼余杜——杜许塞——许塞陀——陀阿大——大阿武——阿武僰——僰珠笃——笃珠武——武洛撮——撮珠笃——笃慕（米）。

从笃慕经慕齐齐下传到毕额勿为19代：

慕齐齐——齐雅洪——洪雅德——德武沙——沙武穆——武穆纠——纠雅脑——脑雅洛——洛雅杓——杓雅默——默阿德——德阿施——施默武——默武德迭——孟迭朵——朵阿于——于俄索——俄索毕额——毕额勿。

从毕额勿的第三子勿阿洛下传到阿祖吉汝43代：

勿阿洛1代，洛迫默2代，

迫默毕余3代，毕余阿格4代，

阿格阿鲁5代，阿鲁阿律6代，

阿律阿外7代，阿外惹8代，

惹依阿泡9代，阿泡阿迂10代，

阿迂阿卓11代，阿卓孟武12代，

蒙武阿恒13代，阿恒阿固14代，

阿固阿鄂15代，阿鄂阿妥16代，

阿妥阿亥17代，亥依热叩18代，

热叩阿格19代，阿格阿史20代，

阿史濮格21代，濮格阿大22代，

阿大阿祖23代，阿祖额借24代，

额借阿诺25代，阿诺举足26代，

举足额僰27代，额僰那杓28代，

那杓额则29代，额哲阿吉30代，

阿吉额苦31代，额苦迫默32代，

迫默阿大33代，阿大濮俄34代，

濮俄额列35代，额列鲁觉36代，

鲁觉笃任37代，笃任那勾38代，

那勾那周39代，那周阿姆40代，

阿姆额陬41代，额陬即益智，

又名阿赤，额陬阿祖42代，

阿祖吉汝43代（那邦，汉文献又作金龙）。

那邦之后又传到阿铎9代：

按《土官底簿》为那邦（元金龙）——适恭——普旦、者昌——慈长——隆本——隆徳、隆寿、隆赛、隆畅——隆礼——适擦（女隆畅妾）——阿铎（隆畅女）。

普安首任女土司适恭

适恭，彝族布支系磨弥部之女，元朝末年普安路军民总管府怀远大将军那邦妻、女总管。那邦故，其夫人适恭率部首先归附，洪武十六年（1383年）授普安军民府知府，世袭。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1384年），适恭纳款内附明朝廷，朝廷改普安路为普安府，次年升军民府，另置普山府，授适恭为土知府，许世袭，土、流二知府与普安卫（在今盘县）同地分治。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适恭之子普旦反明，次年被付友德平定，遂废普山府。

普安军民府知府普旦

普旦的母亲适恭率部归附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授普安军民府知府。袭任普安军民府知府。

出征有功的者昌

洪武三十一（1399年）年袭普安军民府知府。授贡宁安抚司。安抚改设衙门。任事调征新添等处出征有功。

慈长领十二营

明永乐元年（1403年），慈长以“输粮三千余石，乞仍前职报效”要求袭其父职，袭普安军民府知府。改设普安安抚司。永乐十三年（1416年），慈长被指“复谋不轨”，因改为州。永乐十四（1417年）年改设普安州，隶贵州布政司领罗罗蛮民十二部，号十二营。慈长领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十四年，慈长谋占营长地，且强娶民人妻为妾，杀其夫，阉其子。事闻，命布政司孟骥按状。慈长纠兵万余围骥，骥以计擒之，逮至京，死于狱。

普安土官判官隆本

隆本于明宣徳八年袭本州岛土官判官。后征麓川有功。明正统五年（1440年）升本州岛同知。

末代土官判官隆畅

隆本之孙，成化三年（1467年）袭本州岛土官判官。弘治年间，普安土判官隆畅死，为立袭事两妾内讧。其一妾适乌以贿赂手段，求官府立其子隆珀为土判官，并请以兵讨伐另一妾米鲁及营长阿保。引起米鲁起兵反抗，攻打普安、安南卫城，官兵大败，统兵镇守太监杨友被俘，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及指挥使吴远、史韬、李雄、吴达、李宗武、郭仁等被杀。明廷派南京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轼从各省调集重兵，用兵五月，八路围攻，米鲁兵败被俘，普安州土判官亦被废除。

米鲁起义

米鲁是云南沾益州德布氏安民的女儿，普安州土官判官隆畅的妻子。因夫妻反目被赶回娘家。当时隆畅年老，隆畅的儿子隆礼代理父亲的职务，以营长阿保辅政。阿保贪恋土判官职，谗言隆礼对隆畅妾米鲁有非分之嫌。阿保挑起隆畅父子相仇，隆畅派兵攻打阿保，烧掉了他的寨子，杀掉了隆礼。于是米鲁和阿保起兵攻打隆畅。不接受朝廷的调停，杀掉了隆畅，夺取权力。《明实录·弘治十二年九月壬午（1449年10月28日）》第579页说：“初，贵州普安州土官判官隆畅即老，子礼幼而代职，听营长阿保等之才，由是父子相仇。畅有妾曰米鲁，乃沾益州土官安民女。尝以罪见逐，及阿保皆通兵，畅逐毁阿保居室，虏其财物。阿保乃与礼等借兵作乱，焚畅所部寨舍仓廪，杀其从者。” ^[12]

得到普安州内乱的消息，明朝官员收受了内斗双方大量的贿赂之后，巡抚钱钺、总兵官东宁伯焦俊令米鲁、隆畅等人前来和谈。因为坐不拢来，米鲁到场又不屑而离去，隆畅也只好退场。隆畅刚出会场，就被米鲁斩杀。

阿保和米鲁于是扯起反明起义的旗帜，围困普安、安南（今贵州晴隆县）两个卫所城堡。普安是隆畅的根本领地，隆畅死后，他的小妾适乌带着两个儿子逃入安南卫城堡避难。为夺取明军这两据点，阿保和米鲁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方法，在安南城外筑阿先寨，由阿保亲自领兵驻守；在普安城外筑普墨寨，由阿保的儿子阿歹儿驻守。为了防备明军增援，又在拖长江以东筑猴场寨，由阿保的另一个儿子阿鲊莫驻守。在拖长江外围修筑查剌寨。米鲁将猴场寨改称为承天寨，“自号无敌天王，出入建黄纛，官兵不能制” ^[13] 。知米鲁起兵，巡抚钱钺、巡按御史张淳派遣都指挥刘英率兵前往征讨。米鲁大败刘英率领的官军。

米鲁起义声势大振，连续攻占了数个明军小型据点和村寨。一时间云贵震动，当地土官都有不稳现象。明朝于是征召了十个卫所的明军和土司军共一万三千多人，由刘英、王璋、李雄三名都指挥率领，分道进击。刘英、王璋进击普安，李雄则从乌撒卫直插拖长江包抄。米鲁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打击从乌撒方向来的李雄一部。双方在猴场寨一线遭遇。开始时互有胜负，明军略占上风。米鲁和阿保不得不把兵力收缩到查剌寨与明军隔江对峙。数日之后，起义军渡江偷袭明军营寨，不料被明军发觉，偷袭变成了强攻。米鲁在率军冲击明军营寨时被敌军发现，明军集中弓箭手向她射击。米鲁的胸脯和大腿中箭重伤，堕马昏迷，无法继续指挥作战。明军趁机开寨出击，米鲁军顿时崩溃。

阿保和米鲁率残部撤入查剌附近的丛林，明军一时无法捉到他们，于是李雄召见米鲁的父亲安民，威逼利诱后令他找出米鲁部所在。

安民很快带人找到了阿保和米鲁藏身的山沟。米鲁起义没有防备安民。他趁机突袭米鲁部营地，将阿保击斩。安民找到身负重伤的米鲁后，将她带回沾益州保护养伤，对外宣称米鲁下落不明。安民为了打通关节，又给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送上了大量的贿赂。钱钺、焦俊等在向朝廷呈报的战报中说：“凶贼阿保等弄兵十一年，先后据顺复夷罩百三十余，杀杀（伤）纳税夷民，掠人畜财物不可胜计。至于僭立名号，杀伤官军，臣等调发汉军、土兵分道进讨，首恶阿保、阿鲊莫、阿歹儿或授首辕门，或系颈牢狱，但米鲁及贼徒张保客等寔肇乱阶，今悉逃匿云南沾州土官安民家，若不乘胜追剿，窃恐后将蔓延，乞敕云南镇巡官委守巡守备等官亲诣沾益州追责安民，执送米鲁，张保客等以歼余孽。” ^[14] 米鲁养伤期间，适乌不断向明朝贵州当局申诉，报告米鲁躲藏在她娘家，要求将米鲁尽快捉拿归案。钱钺这时收了安民的大量贿赂，对适乌的要求置若罔闻。适乌于是秣马厉兵，扬言要自行攻击沾益州。

米鲁决定先发制人。她召集了父亲所部的五百族兵，奔袭适乌所在的安南卫。适乌猝不及防，被米鲁偷袭成功。米鲁一战攻破安南卫，杀死适乌和她的两个儿子。砍下适乌的首级传送普安各部。米鲁旧部福佑为首的各部首领迎回米鲁，在普安州重新建立了政权。

钱钺令都指挥吴远领兵进击，务必要将米鲁起义军全部消灭。明军指挥任礼向米鲁通风报信，将明军的军事计划全盘托出。得到消息，米鲁和福佑领兵至阿马坡埋伏。这时吴远也已经探知米鲁等人正在集结兵力抵抗，于是一方面催促部队前进，另一方面派人向米鲁方面要求贿赂以期麻痹对方。米鲁和福佑将计就计，假作接受，暗中带领部队准备偷袭明军。任礼与指挥张英得到消息，立刻逃跑。吴远没有防备，被米鲁偷袭成功，仓皇逃窜，途中跌下悬崖摔死，吴远全军覆没。钱钺、镇守太监杨友、总兵丰润伯曹恺报告要求调派其他省分的军队入黔清剿起义。

明朝大为震怒，下令撤换钱钺，由时任户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王轼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清剿事宜。这时明朝正忙于镇压湖广苗族的起义，只能从湖广调拨八千土兵，从云南调五千汉军和土兵混编守在边界上，而实际的主力还是要贵州宣慰司调两万土兵。

镇守太监杨友开始与米鲁方面频繁接触，商讨招安事宜。不久，杨友上奏声称已经和米鲁达成以下协议：“普安州夷妇米鲁等已听抚谕，送出原获官马四十匹，其原杀死军官人命，约十月大兵不至，当如土俗出财物赔赏（偿）。”明朝兵部并不相信，认为：“夷情谲诈难信，方其率兵据杀，官军不即兴师问罪，反效夷俗责偿，是长寇奸而损国威，非计也。且杨友先尝请兵征剿，及米鲁欲降，又独奏以为己功，当治其罪，请下总制官王轼等议处其宜以闻之。” ^[15]

杨友玩麻痹计策，在和米鲁达成协议后，随右布政使闾钲一起率少量部队前去约定的受降地点，准备玩鸿门宴。巡按御史陈恪得到消息，追上杨友告诉他兵力对比起了变化，最好停止行动。但是杨友面对王轼即将来到的情况，自然不能放弃这次机会，于是不听劝阻，渡过盘江，竖起招降旗，与闾钲在军中置酒高会，摆出一副诚心招降纳叛的模样，期望米鲁能够如约前来。

米鲁和福佑果袭击明军。从泗城调来的土官黄琚就找了个讨赏不得的借口，拉了自己的队伍先逃跑，为米鲁打开了一个缺口。当米鲁大军杀进来的时候，明军失防，于是大败。兵备副使周凤就脱了官服，率先渡过盘江逃跑，明军顿时崩溃，被驱赶到盘江中，战死加溺水者一千六百余人。杨友被米鲁生擒。按察使刘福，右布政使闾钲，都指挥李雄、史韬、郭仁、李宗武均死于乱军之中。

王轼到达贵州的时候，米鲁乘盘江大捷之机，已将主力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贵州各处明军对其闻风丧胆，闭门固守不敢出战。王轼总结了前两次明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贵州明军的战斗力已不可靠，提出从周围各省调兵的要求，计划从广西调两万土兵，从云南调兵四万，再从湖广调兵一万五千，再加上贵州本地官兵共计十万左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王轼率部前进至安南卫东北三十里的查城驿，兵分八路，开始对米鲁的讨伐。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昆率领的云南土汉官军自云南进军，与王轼形成了钳形攻势。米鲁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拥戴，所以神出鬼没，连连胜利。贵州方面明军兵分几路大肆烧杀抢掠，明军所过之处，对所有村寨一经攻破，立刻捕杀寨民，烧毁房屋，摧毁米鲁政权的群众基础。王轼“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斩首四千八百一十六颗，共该擒斩五千一十三名颗。俘获贼男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口，夺回被虏男妇五百七十八名口，攻破一千余寨，烧毁房仓一万七百余间，得获牛马猪羊三万三千余只。一举荡平，后不再籍” ^[16] 。几路明军中，一路进抵安南卫，将先前被俘的太监杨友救了出来。另一路主力四万由兵备副使周凤率领攻破山寨无数。三月十一日，义军女将米孕率三千人在芦塘迎战。义军寡不敌众，很快就崩溃了。至此贵州境内义军有组织的抵抗失败。米孕本人在四月十日被俘。面对明军的烧杀政策，米鲁一方面派人挖断道路桥梁并以小股部队袭扰以阻止明军的进军速度，另一方面则率领主力进攻平夷卫（今云南富源），试图破开敌人缺口，希望能够迅速击败云南方面的明军，然后回军再战王轼。米鲁和福佑一战攻破平夷千户所，随即攻打平夷卫后所、大河、扼勒等明军城堡。

云南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金率云南明军主力前进至曲靖卫，得到平夷卫陷落的消息，连忙前来救援，双方在平夷发生遭遇战。战斗中，福佑的儿子阿昝阵亡。福佑随后组织劫营未能成功。二月十五日，福佑领兵围困乐民千户所城池亦为明军击败。到二十二日，明军反攻，连续攻占了米鲁军的数个重要山寨。明军的各个击破战略已经完全失败。这时，云南武定土官凤英也率领援兵赶到，追击福佑陡崖硬寨，阵斩米鲁军大将阿古束。米鲁和福佑被迫撤回本寨，受围平夷的明军得以解围。明军乘胜追击，于三月三日攻破米鲁和福佑的大营。米鲁和福佑率残部突围。三月十七日，米鲁和福佑败退到马尾笼寨。马尾笼寨地势险峻，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明军一时难以攻克。到二十六日，米鲁命令手下大将李聪带领十五人向罗雄方向探路。这支小队与明军遭遇，李聪等六人被俘，其余被杀。经过审问，明军得知米鲁计划在次日突围。

第二天，米鲁和福佑率领主力突围，正好进入明军的埋伏圈。明军虽然预先设下埋伏，人数又远远高于义军，却仍然不堪一击。战斗中米鲁冲锋在前，身负重伤，仍然杀得明军丢盔弃甲。就在眼看要突出重围的时候，凤英率兵赶到。已经苦战多时的米鲁军经不住打击，顿时崩溃。米鲁和凤英展开肉搏，因伤重体力不支米鲁被凤英当场刺杀。看到米鲁倒下，福佑和他的小妾女将适固连忙前来营救，这两人更不是凤英的对手，也被凤英砍杀。

凤英杀死米鲁后，并没有砍下她的首级，而是将她和福佑、适固等人的尸体一起押送到王轼的大营。王轼和监军黄珂对凤英并不信任，要求他将米鲁等人的全尸带回。收到尸体后，王轼命人剥去米鲁浸透鲜血的衣甲，验明其胸脯和大腿上的旧伤，又找来多人辨认，验明正身后才砍下她的头颅，把她和福佑、适固等人的尸体肢解，大卸八块后将尸块分往叛乱地区各处悬挂示众。对于被俘的主要将领如女将米孕等等，王轼将她们连同米鲁等人的首级一同送往京城然后凌迟处死，米鲁反明壮烈失败。

马乃土司龙吉兆反清

先是明朝马乃土司龙吉兆修建马乃营营盘，吴三桂向清廷奏称：马乃土司酋长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修造武器，“逆行已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月，清廷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派人招谕龙吉兆，龙吉兆等人不服。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赵廷臣率兵至马乃，兵分三路进攻。十一月十九日，赵廷臣率清军攻破果母寨，斩龙吉兆部下文元、胡世昌，擒龙吉兆之子、龙吉佐之妻，歼龙吉兆守军数千人。清军攻破果母寨后，又进攻卡呷寨，将龙吉兆等围困在营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赵廷臣令清军官兵每人持一炬，纵火焚烧龙吉兆的营寨，大破卡呷寨，龙吉兆及况荣等死于乱军之中，马乃反清失败，龙吉兆家三百多口人也都被杀死。

龙天佑助清廷平吴三桂叛乱

龙天佑（1644—1690年），世袭土司。顺治十六年（1659年），归附清王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吴三桂反，清兵南征，普安州土州同知龙天佑与其家族阿计营陇安仁、安逸营陇安清等人，各率土兵助剿，被清王朝嘉奖重用。陇安仁、陇安清授世袭土千总职，复置阿计、安逸二营隶属普安县。龙天佑有功得赐总兵爵，授为都督同知。死后被追封为光禄大夫左都督，追享正一品衔。

龙德正袭任土千总

康熙四十六年，龙元吉以兵助平“三江苗”，未叙功而卒。雍正六年（1728年），元吉子龙健率土兵助征“八达苗”，死于瘴气。清王朝念于两代死于王事，乾隆三年（1738年）授龙德正为世袭土千总职，领鲁土、布雄两营土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