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普安经济
1.农牧业与手工业
元、明时期,普安的经济基础是以农业为主,兼重畜牧。手工业、贸易与农牧业逐渐分离。
在种植业方面,元明清时期,在山地和旱地也广种小麦。《黔南识略》载:“(普安直隶厅)地宜晚谷,间种菽、麦、荞。”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多种麦、荞,这是彝族传统的种植,坝区多“犁而为田”,《彝族古歌·曲谷·私奔》中唱道:“私奔啊私奔,去举任堵勾地方(北盘江流域的今水城与盘县结合部),田里常年装满水,水牛不驯能耕田。”在北盘江流域多种稻谷。除播种粮食作物,还发展经济作物,如油菜籽和甘蔗等,嘉靖《普安州志》载,普安有“油三种”,其中一种是芝麻,另一种是油菜籽。除此之外,盛产薏苡,彝语叫直幕。《兴义府志》记载:“府属贫瘠山地皆产薏苡,府驻地尤优。”水果种植也广泛,桃、核桃、银杏,还有柑、橘、橙等亚热带水果,还种植筋竹、苦竹、芦竹、凤尾竹、潇湘竹。普安卫产香簟和橄榄。
在养殖业方面,民“多以畜牧为业”。牛、马、羊是彝族的传统养殖,养牛养马蔚然成风。养猪在明代主要集中在产粮的坝区,彝区的牛、马、羊、猪的需求量很大,除了用作耕地用,祭祀活动中通常要消耗大量的牛、羊、猪。比如在丧事活动时,以“打牛染红山顶、打羊染白山腰,打猪填黑山谷”。马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满足本地,还有相当多的外销。普安的养殖,从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据《明实录》记载,仅洪武二十二年(1388年),傅友德率军攻打土官阿资,一次在普安即“获马牛羊五千三百余头”。
比照乌撒地区,实行着职业社区制,本民族因不同支系作不同的职业分工,甚至于还延伸到相关的民族中去,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在普安地区,布依等民族的先进稻作得到了推广,甚至还沿着北盘江及其支流,被引进到水西、乌撒等地区。彝族腊够等支系则专门从事铁、石、木手工的生产。除了传统的匠作,匠户与手工作坊有一定规模,烧造业到了明代有较大发展,嘉靖《普安州志》中载有“黑白二窑”烧制砖瓦、煅烧石灰,普安地区有水银、雄黄、铅锌,特别是丰富煤炭矿藏,因此,矿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明史》卷四十六载:“普安卫东南有都得山,一名白崖,产水银。”大约到明代后期,煤的开采逐渐发展起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行的《普安州志》著录了《过普安》一诗,诗中有“窗映松脂火,炉飞石炭煤”之句。清初,许瓒曾于康熙年间由黔入滇,写了一本《滇行纪程》,其中记有:“安南(今晴隆)至新兴所(今兴仁),沿途多煤山,然所产不及京师。”在乌撒地区,蔡家人的社会生产分工是擀制羊毛毡,普安地区的情况也相同。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西南蛮地产绵羊,固宜多毡毳。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毡,小蛮袒裼披毡尔。北毡厚而坚,南毡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一丈六七尺,折其阔而夹缝之,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毡带贯其折处,乃披毡而带于腰,婆娑然也。昼则披,夜则卧,雨晴寒暑,未始离身。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佳者缘以皂。”
2.土地与租赋
土地分土司土地与科田二种。土司土地即土司所掌握的土地,大土地所有者普安土司通过分封的方式,把土地分配给宗亲和官吏,以此为纽带团结成一个统治集团,达到世长其民的目的。土地分封先分为四大部分给四大宗亲、各部再分配到所属的营。这种分封,在水西地区,《大定县志》说:“其任事无禄,授以地,有功则世,否去职即撤去。”这种分封制的本质,大土司是世袭的所有者,宗亲是世袭的占有者,而官员则是非世袭的占有者。但大土司要向国家总行认纳粮、差,所以封建王朝是土地的最高最终的所有者。为土司当差、办事都不发放薪酬,而是指划一片土地。为了取得对土地的长久使用权,当差、办事、任职者必须子承父业,如慕魁、布摩、骂色等职业。土地的出租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形式,实物地租按照要求交纳粮食和其他实物如马、牛、羊、猪、鸡等,所以这些土地因其所交纳的实物不同,又分别被称为“马租地”、“牛租地”、“羊租地”、“猪租地”、“鸡租地”等。最为特殊的是“人租地”,是土司把土地租给一无所有的奴隶、农奴,奴隶和农奴在自己所生的孩子中由主人抽取一个作为“租子”——成为奴隶,失去自由,一切任由主子处分。劳役地租则是统治者统辖范围内的百姓,每年都要为统治者服一定的无偿劳役,比如主子家有婚丧大事,管下的百姓都要为主子服劳役,同时,还要上交各种名目的“礼信”,交“礼信”实际上也是一种剥削。而劳役地租的另外一种形式是主子把土地交给为其服特定劳役的仆役耕种,这些仆役无偿为主子服特定的劳役,这类的土地被称为“上马田”“下马田”等不同的名称,通常被总称为“夫差田”。
各卫所掌握的土地即科田,据万历《贵州通志》中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各卫,计有科田134615亩,以普安、毕节、普定、赤水等卫为多。普安卫有科田24129亩,占屯科田总数的45%。
3.商业贸易
普安州、卫同城,地处滇、黔、桂三省交通要道,为“滇黔锁钥”,“白蛮专事商贾”。《大明一统志》载:“蛮民习俗不一,巧佞便捷,专事商贾。”在当时“重农轻商”的思想下,认为从事商业乃是“巧佞便捷”,其实,这正是商品经济活跃的表现,不但汉族从事商业,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市场。普安城内,州治前有龙场市,十字街有狗场市,城东有猪场市,而远离卫城的安南所也有虎场市,安笼所有马场市。
4.集市贸易
有了农牧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剩余,交易也产生了。在明代,普安地区开始有了固定的市场。市场交易日期,与干支纪日结合,与彝族十二生肖纪日相配,子日配鼠,丑日配牛,以此类推,则有鼠场、牛场、虎场(猫场)、兔场、龙场、蛇场、马场、羊场、猴场、鸡场、狗场、猪场十二种集市。在普安州,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有市场,但从地名上就出现了彝族十二生肖纪日的此类市场。如普安州所领十四营中,就有狗场营、鼠场营、鸡场营三个与此有关。
因为商业活动频繁,所以在永乐初即设立普安安抚司税课司,永乐十五年(1417年)改为普安州税课局,岁征商税二万二千八百余贯,课程银七十二两。
5.战马贸易
在冷兵器时代,马在战争中是决定战斗力的要素之一。南、北两宋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辽、西夏、金、元的相继入侵,对战马的需求量非常大。北宋时期,马的来源主要在西北。随着北宋战争失利,马道梗阻,不得不在南方开辟马市。先是开四川马市,设置了泸州、叙永等处买马市场。南宋以后,北方马源断绝,川马不能满足需求,朝廷又开广西马市,从广西买马。地接广西的普安和普露靖(罗殿国)一带也就成为广西马源重要通道与基地。南方买马的活动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算起,延至南宋末(1279年),持续时间达二百余年。普安除卖自己的“毗那马”,更多的是大量转卖云南大理马和毗连的罗殿、乌蒙、乌撒、阿者等处的马。
6.养马与马资源的分布
南宋在广西买的马,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膝蕃等。每岁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斋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横山寨,邕守与经干盛备以往,与之互市。……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略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金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定银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南宋所买马虽多出自大理,但出自罗殿、普安、乌蒙、乌撒、阿者等处的马数量也不在少数。彝族自古以来就有讲究养马的传统,彝文古籍中,有专门记录良马的文献,如《神马记》《西南彝志·乌撒二十四骏马》、《寻马种》、《吉禄札·受马》等。《吉禄札·受马》将白马、黑马、枣骝马、斑马、灰马、雪花马、花马、种马、红马、棕马等分属五行,白马属火,黑马属水,枣骝属土等,又以人所占的五行来推测受五行中何种类型的马及其结局。认为:“受纯白马和彩霞雄鹰马的人一生与马结缘。这两种马是古代君长家所乘的坐骑,而今时代,受这种马的人,是君长者有功名,是平民无马时穷困,有马就好了。”“受枣骝、黄枣骝、棕马、青枣骝马的人养一匹马得一厩的马,可乘坐骑,是女子嫁时可骑马。”“受枣骝、青枣骝、黄灰马、灰马、黄棕马五种马的人养马顺利,养一匹得一圈,一生有马骑,奴隶、钱粮、金银富足,有田有土,出人头地,是识文断字者。”“受纯白马、枣骝、黄灰马、杂毛马、风马五种马的人跟马结缘,是君长有高头大马,是平民养马顺利,死后得驮魂马,是女子出嫁得马骑。”
《神马记》一书记录益毕(日布)部色吐兹君长得一神奇的花鼻白龙宝马,为阿着仇君长娄阿靡所夺去;后来仇阿姆、仇鲁格、仇鲁那等仇氏三部共同拥有一枣骝赤宝马,因宝马被陀尼武慕看中,陀尼武慕派四阿旨为将,到仇氏地夺宝马,仇氏因而丢了江山。再后来,这种神马也曾在南诏地盘(大理)出现过。
彝族的养马,在罗殿、普安、乌蒙、乌撒、阿者(水西)等这一片相连的土地上,培养出了“水西马”和“乌蒙马”两大品牌,宋濂《宋文宪集》卷三《龙马赞·并序》:“西南夷自昔出良马,而产于罗鬼国者尤良。或云罗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养龙坑,在两山之中,泓渟奫深,开阖灵气,而蛟龙实藏其下。当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夷人立柳坑畔,择牝马之贞者系之。已而云雾晦暝,咫尺不能辨色,类有物蜿蜒上与马接,盖龙云。逮天色开霁,视马傍之沙,有龙迹者,则与龙遇。谨其刍菣,而节宣之,暨产,必获龙驹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国主明升以全蜀降,献良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于坑者。”“精彩明晃,振鬛一鸣,万马为之辟易,韀勒不可近,近輙作人立而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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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重编琼台稿》卷一《杂诗》:“冀北产良马,未必皆。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我闻开国初,罗鬼生龙驹。贡之入天闲,用以驾鼓车。疾徐皆中节,步骤何雍如!纷纷内地产,不能并驰驱。”
[2]
田雯《黔书·水西乌蒙马》说:“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上者可数百金,中亦半之,其鬻于外者凡马也,而其上者蛮人亦爱之,不肯鬻,亦不频骑,惟作戛祀鬼也,临阵乃用之,童死以为殉。”养水西、乌蒙之马,需“秣之以苦荞焉,啖之以姜盐焉,遇暑渴之又饮之以荠浆焉”
[3]
。出良马的“罗鬼国”,生龙驹的“罗鬼”,多良马的水西,都是指的水西地区,吴儆的《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作“西南番阿者国”。所以,普安卖的马,既有毗那马,也有贩自大理的“滇马”,还应有贩自乌蒙、乌撒、阿者一带两大品牌的“水西马”和“乌蒙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卷四《志兽》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岭外代答》卷九《蛮马》:“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之大理者也。”元代在全国设立十四个养马场,在毗邻普安地区的亦溪不薛就设有一个,看重的仍是这一带的马资源,此处的养马场一直延续到明朝。
7.买马路线
自杞、罗殿是邕州橫山寨乃至宜州市马的两大中间商。因“宋挥玉斧”的分布格局,南宋没有直接去大理国市马的可能;大理国要到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有罗殿国、毗那(普安)、自杞国在北面阻隔,特磨道南边阻隔。凭借如此地利,罗殿国、毗那(普安)、自杞国都从大理贩马而转卖于南宋。毗那(普安)、自杞西部接善阐(昆明),东边出境即是邕州属地,不必经过其他番国、异道,能保证年年有战马到邕州横山寨出售。但毗那(普安)、自杞国人不满足于邕州横山寨为市,还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战马。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毗那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两国又因彼此间的利益常发生纷争。洪遵于绍兴末年上《缴罗殿蕃进马指挥》说:“罗殿自去逐年亦卖马于横山,近与毗那国为仇,道路梗阻,遂由宜州。”洪遵建议为免“宜州多事”,仍然允许罗殿在邕州横山寨卖马。
南宋到邕州橫山寨市马的路线,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所记,经由横山寨,“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石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经由罗殿国,“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妹蛮,一程至瓞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通道带来的便利,给毗那(普安)的市马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8.马的贸易规模
吴儆在《论邕州化外诸国状》奏中说:“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建武志》载:“自杞人以锦二匹博大理马二匹,金镯一两博一马。”到了横山寨博易场脱手,一马可卖四十两银子,利润相当丰厚。毗那(普安)属于自杞国的一大部分。
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一百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而毗那(普安)又占了自杞国的很大一部分。《岭外代答》记述了当时的卖马盛况:“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赍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横山寨,邕守与经干,盛备以往,与之互市,蛮幕谯门而坐,不与蛮接也。东提举乃与蛮首坐于庭上,群蛮与吾兵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银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绍兴二十七年,令马纲分往江上诸军。后乞添纲,令元额之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廐,不下十纲。马政之要,大略见此。”市马的丰厚利润,使之发展成为普安地区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普安迅速致富,独雄于诸部,被称之为“毗那大蛮”,而敢与罗殿国争高下。
战马贸易带动了其他产品的贸易。“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载有“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在买马的带动下,民间贸易也随之兴起,它直接刺激了马的生产,使披毡、杂毡、药物、酒、茶及其他土特产进入商品市场,换回锦帛、食盐等日用必需品,更重要的是换取了大量金银和钱钞,这在毗那(普安)乃至于贵州商贸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9.北盘江铁索桥
普安的建桥,最早的是安南卫的江西坡桥,在卫治西三十里,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是贵州在明代最早修建的桥。
在普安州河东三十五里,有北盘江铁索桥。到了明末,贵州开始出现了铁索桥,以北盘江铁索桥最著名。根据陈鼎《黔游记》的记载:“铁索桥架盘江而造。……两峰夹峙,一水中绝,断岸千尺,飞流如驶,盖天设以界黔滇者也,往来舟济,多覆溺患。明天启间,监司朱家民始冶铁为者三十七,长数十丈,贯两崖巨石间,覆以木板,相类栈道然。绠长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随摇撼,不克自持,车骑必下,前者徙岸,后者始登,若接武而行,闪烁增其险。曩毁于逆。
今则两岸甃以巨石柱,以强材经以铁恒,纬以平板,上覆木屋,工程牢固,人可骈肩,马可联辔,即鱼贯列伍而行,亦不惊矣。”
北盘江铁索桥于崇祯元年(1628年)动工,历时三年建成,比四川大渡河的泸定铁索桥早七十余年,在我国桥梁史上有一定地位。桥用37根长数十丈的铁索作径,上铺木板。有关这一铁索桥,《徐霞客游记》中说:“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以大铁链维两崖,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
[1]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严荣校刊本。
[2] 文渊阁,《四库全书》。
[3]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