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古文字的“发现”
2010年8月20日的《贵州日报》,刊登一条题为《布依族古文字“被发现”》的消息,文中这样描述布依族古文字“被发现”的情形:
报道中所讲的布依族古文字,是布依族中流行的一种方块字体系。用了“发现”两字,给人的印象,好像过去根本不知道,现在才被发现了。
荔波布依族古文字典籍《前皇盘古》
其实,这是新闻报道为了吸眼球而使用的一种“伎俩”。要说“发现”,早就“发现”了,绝不是现在。
布依族与壮族有紧密的渊源关系,方块布依字与古壮字属同一类型古文字。红水河沿岸与贵州布依族毗邻地区,壮族自称与布依族相同,这一地区也是古壮字布洛陀经书(与布依族摩经属同一类文献)流行较为集中的地区,而清雍正五年(1727年)拨粤归黔之前,红水河北岸的布依族聚居地册亨、安龙、罗甸、贞丰等都属广西泗城府。《壮族通史》根据一些唐代碑刻出现古壮字的情况判断,至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古壮字了。
到了南宋,范成大似乎是第一个发现了古壮字的使用情况,并在其所著《桂海虞衡志》中进行了介绍。后来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有关于古壮字使用情况的记载。从这些情况来看,古壮字、古布依字出现于唐代,广泛使用于宋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侯绍庄先生根据布依族摩经有关历史地理内容,结合我国历史发展情况对布依族摩经形成时间为唐宋的推断吻合。贵州布依族使用的方块布依字,是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发现”的。
长顺傅家院岩画
册亨石崖古文字
1942年,大夏大学陈国钧先生对安顺一带布依族宗教信仰开展了调查,就发现布依族家中“常将术语咒诀等用汉字注音,录成经典,转相传授”。这里所说的“经典”,即摩教经典,简称摩经。而所谓“汉字”,就是布依族中借汉字作为音符记录布依族摩经的方块字符号。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文化工作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文化调查过程中,就在布依族地区陆续发现和搜集了很多这类古文字资料。因此,从事布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主要关注这类文字。人类为突破有声语言的局限,都曾采取结绳记事、图画记事等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使用一些符号来记事。当符号的形体与某种意义和语音形成固定的结合,就成了文字。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都能自然发育成文字。在民族之间发生交流过程中,一些相对成熟的文字符号被各群体竞相借用,本群体文字发展进程便自然终止。
那么,布依族在借用楷化后的汉字前,文字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在布依族地区,目前发现了多处岩壁画,在一些地区还发现类似文字的符号,如比较典型的是关岭的红岩碑。碑上的图画和符号的含义,目前还没有定论。黄义仁先生在其《布依族史》中,认为红岩碑文字为布依族古文字,并进行了解读,但因布依族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与红岩碑文字相同的文字符号,因此,还需继续考证。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布依族简史》中,曾收录了一幅《白摩书》抄本图片,图中文字与以往人们看到的方块布依古文字明显不同,但是一直没有研究成果问世。由于与水书相似,有人认为是水书。但贵州省博物馆的文物登记明确载明,这是1958年文物工作者梅世纯从当时的毕节地区赫章县营水公社布依族村民家中征集到的。
这种与楷化方块字明显不同的文字应该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但长期以来仅仅从《布依族简史》插图中约略了解这种文字的轮廓,《白摩书》详细的情况以及这类文字分布的情况,一直无从得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笔者因开展布依族摩教与摩文化研究,搜集到威宁新发一带布依族古文字,发现其字形虽然是方块形,但与汉字形体重合者仅占小部分。而其中一些字符的形体,则与《白摩书》相同或相似(见右上图)。
目中师 (母中首)
20世纪90年代,王仲坤先生在安龙县龙广一带发现94个古文字字符,是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用来作为占卜用的。与《白摩书》相比,文字数量少多了(见右下图)。
在黔南,根据韦章柄、韦光荣、赵丽明等对都匀交龙寨布依族吴姓的调查(见《水族近代史故地考——都柳江源头水族文化初探》),该寨吴元昌家中有被称为“水书”的古籍,据说是吴元昌曾祖太公自己用过的书。如果按25年一代算,应该在100年以前。另据韦章柄先生透露,贵州独山县的麻万镇、水岩乡皆为布依族,但就有一些地理师用的工具书却是“水书”。民国14年(1925年)编纂的《都匀县志·卷五·民俗卷》记载了97个古文字与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发现的(除“甲”、“庚”、“寅”三字写法略有差别外)基本相同。
根据内容分析,此类文字记录的主要是选择吉祥时间、吉祥方位等方面的内容,因此,笔者称之为“布依族传统择吉书”,用来书写的文字相应也就属于“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
其实,最早发现择吉书古文字是在云南。20世纪40年代,云南丽江择吉书古文字就被外国传教士发现,并将部分资料带出境外。其中有的被带到美国,原件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2010年,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南民族特色文献研究中心罗祖虞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依族象形文字古越书价值及其资源抢救、建设与开发利用”调查研究过程中,研究中心张纯德教授将他所收集到的这份临摹件的复印件贡献给课题组,经鉴定,与一些地区布依族择吉书古文字属于同一类型。
普定反字岩文字
黄义仁先生对红岩碑的解读
《布依族简史》收录的《白摩书》原图
自2001年起,笔者在贵州境内和云南东川、巧家等县市开展了调查,陆续发现了与《白摩书》相类似的布依族古文字类型。这是布依族历史上更为古老的文字类型,而文本则是比摩经更为古老的文献。这类古文字与同属骆越后裔的水族中的水书是同一类型文字,而近年在广西平果县发掘的感桑石刻文字中发现其文字构形特点与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字与水书相同,并有若干相同的文字符号,由此,笔者认为,《白摩书》一类传统择吉书是布依族先民的古老巫书,书中使用的文字是古骆越文字的遗存。这类古文字主要用于记录选择吉日、吉祥方位等内容。因此笔者将《白摩书》类文献的文字称之为“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
根据初步比较分析,布依族此类古文字是由部分古汉字、象形字、未识读字符和抽象符号构成的文字体系。
从内容看,无论贵州还是云南,这些典籍大多用于择吉,即选择出行、建造、婚丧礼仪、驱魔纳祥的吉日良辰以及阴阳宅基和朝向、出行办事的吉祥宜忌方位等。由于都是用于择吉,因此这套文字中天干地支、数字和五行等方面的字符反复出现。经对比,这类古文字在布依族各地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第一,这类典籍使用的文字除抽象字符外,还有部分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如(鸟)、
(鱼)、
(虫)、
(兽)、
(人)等。
第二,部分字符与早期汉字(秦统一前的汉字,即“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写法有共同特点,如在同一典籍文献中,同一个字笔画数可多可少,可正写、可反写或横着写。如在赫章《白摩书》中,“五”可写成“五”,也可写成“”;“丑”可写成“丑”,也可写成“
”;“吉”有“
”、“
”、“
”、“
”、“
”、“
”等写法。
第三,择吉的时间模式有共通性,比如多以正、四、七、十;二、五、八、十一;三、六、九、十二月作为对某个宜、忌日子的月份组。
第四,各地择吉书中都有诸多目前还无法识读字符。如“”、“
”、“
”、“
”、“
”等。
从这些共同特点来看,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产生年代比较古远,处于形成中却又未完全定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