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的历史跨越

一、元代至民国时期的教育

贵阳地处贵州高原，处在群山之中，交通的不便，使贵阳起步较晚。据《贵阳市志·教育志》记载。元代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贵阳建立了顺元路儒学，这是有籍可查的贵阳最早的学校，时间距今已有700余年。其后不久，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教授何成禄在城内设立了文明书院聚徒讲学之风开始兴起。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隆庆三年（1569年）贵阳府成立，万历十四年（1586年）新贵县设置，封建时代的学校教育开始走上正轨，书院、府学、县学陆续建立。正德四年（1509年），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开贵阳一代学风，一批知识渊博的学者脱颖而出。

清代，贵阳教育日臻完善，贵阳府学、贵筑县学颇具规模，贵山、习正、正本三书院闻名全省。道光以后，义学与私塾发展迅速。戊戌变法以后10余年间，欧风东渐，新学勃兴，形成近代贵阳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天津严修督学贵州，改革贵阳学古书院，除授经史外，又添设天算、外文等课程，为贵州近代新学之嚆矢。这一时期，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有识之士，如黄干夫、黄齐生、凌秋鹗、张忞、彭述文、平刚、肖协臣、徐绍彝、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张百麟、白铁肩等投身教育事业，乐群、达德、正谊、时敏等男子小学堂率先创办，资善堂、达德、广益、自奋、崇德、光懿、蕴真、培德等女子小学堂陆续出现，贵阳公立师范学堂、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官立中学堂、官立模范小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接踵而立。私人办学之风盛行，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并驾齐驱，是这一时期贵阳教育的两大特点。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肇始，贵阳进入了长达23年的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屡变，教育深受其害。虽然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了省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尹笃生）、民国10年（1921年）创办了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步瑛）、民国12年（1923年）成立了志道小学（校长贾功台）、民国17年（1928年）创办了省立贵州大学（校长周恭寿）、民国19年（1930年）创办了贵阳县立中学（校长王梦淹）和省立贵阳高中（校长龚植三）、民国20年（1931年）创办了省立贵阳女中（校长杨孟辉）。但在整个军阀统治时期，教育经费常被挪用，学校破烂不堪，教育发展缓慢。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诸省相继沦陷，大批学校及文化机关搬迁贵阳，贵阳成为抗战后方复兴的特殊的时期，促成了贵阳教育第二次高潮的出现。继民国26年（1937年）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迁入贵阳，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先后迁人贵阳。本地也陆续办起了贵阳医学院（校长李宗恩）、贵阳师范学院（校长王克仁）、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中学教育方面，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得到发展。外地的国立中大附中迁入，本地的私立清华中学、大夏中学、西南中学陆续建立，贵筑县立初级中学、贵阳医事职业学校、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先后成立。在小学、幼儿教育方面，甲秀小学、龙泉小学及市立幼稚园相继创办。这一时期贵阳教育的特点是：大学教育的发展带动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学校数和学生数大幅度增加；学校师资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活跃；在民族危亡关头，贵阳各学校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政治更趋腐败，办学经费拮据，教师薪金难以维持温饱，贵阳学校师生为反饥饿、反内战走上街头，贵阳教育步履蹒跚，朝夕处于危机之中。

下面我们拟从几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大、中、小学的建立和发展，探寻贵阳普通教育发展的脉络……

二、贵州第一所高等学府——贵州经世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日（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学，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李端棻的这一奏折，成就了中国近代学堂教育首次的普及、推广、发展，清廷创办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和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而李端棻本人在嗣后不久发生的百日维新中，也因此擢任了主管全国教育的礼部尚书。

1897年贵州学政、得风气之先的天津人严修，采取了“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的办法，首次对贵阳学古书院（又名“南书院”）进行近代教学改革，从而揭开了贵州历史上近代教育事业的帷幕。

当时，光绪皇帝曾迭降谕旨重申：“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佳”，“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

说到贵州经世学堂，不能不说到王毓藻。

王毓藻，字鲁芗，湖北黄岗人，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五日（1897年3月7日）由四川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他到任14天后，严修即开始为改革贵阳学古书院考试各属保送之高才生。又过9天，严修所改学古书院正式开学。直至严修任满离黔后，王毓藻仍然在任。王毓藻作为严修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全时段的贵州一号守土官长，不可说没有功劳的。且在严修离黔后，王毓藻还“因势利导”，将贵阳学古书院的改革继续推进了一大步，正式设立为“贵州经世学堂”。但迄今为止，人们却把创办贵州经学堂的功劳完全归在严修名下，而忘了王毓藻的功劳，这是贵州近代教育史上应该添上的一笔。

贵州巡抚王毓藻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呈奏：“查贵州省城向设三书院，曰贵山，曰正本，曰学古，素习制艺，未便一概更张。惟学古书院，臣严修时与住院生于词章，帖括之外，讲贯西学，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势利导，即改为‘经世学堂’，其聘请山长，委监院管理如故。另檄贵阳府知府严隽熙总办，选生监之有文行，不染习气者四十人，肄业其中，每人月给膏火四两，延算学一人教习，择娴习西文西语一人副之。泰西各学派别支分，皆以算学为从入之门。测算精，则各学逐渐而悟；交涉孔烦，西文西语通，则辩论较易。仍饬山长，朝夕教令其阅史书，探掌故，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经义及儒先语录，以正其心术；并举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术业既定，严立课程，务期本末兼赅，陶成令器。中学、西学，每月分期面试，年终臣会同学臣统校核实，旌别给予奖赏，以示鼓励。其常年经费及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即将学古书院即支之二千金全数拨用，别饬善后局筹提二千两藉资补苴。省外安顺、遵义等十一府属，并分札各该府书院，月课兼试算学及时务各论，以广造就，仰副圣主崇学储材之至意。”

贵州经世学堂正式设置了西文西语课和专职教习；将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事列入“按条查核，相语讲明而切研之”的学习内容；经费四千两、生额四十名，每人月给膏火银四两，已成定数；随时购备仪器、图籍等件，进行近代学堂设施建设。这些硬件软件条件，都优于严修对贵阳学古书院进行的近代教学改革，足以说明贵州第一所近代高等学堂当数贵州经世学堂。

王毓藻任贵州巡抚期间，1899年还效法他省创办了贵州武备学堂，延聘天津人李荫桂、刘玉琦为教习，从而积累了更多的近代办学经验。这对贵州大学堂的创建，也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1900年3月13日王毓藻病殁于贵州巡抚任上。翌日，上谕邓华熙继任贵州巡抚。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于甲午战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九日（1896年8月17日）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安徽巡抚。1897年3月，即仿效天津做法，在安徽奏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并奏请对其“头等学堂”教习优以仕途。1898年春，邓华熙又“奏筹议添设学堂，请拨常年经费”，“请于各省正款内每年拨款一万两，以充费用”。“奉旨依议咨饬通行”，从而成为当时国内与山西巡抚胡聘之、礼部左侍郎李端棻等齐名的积极推行近代学堂教育的著名官员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遵照朝廷相关谕旨，贵州巡抚邓华熙等官员决定将贵阳旧有三大书院之一——贵山书院改而创办的贵州大学堂（即贵州大学前身），既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以“大学堂”命名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国内创办较早的省级大学堂之一。它是贵州近代教育事业开拓发展的重要标志性里程碑，在整个贵州教育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贵州巡抚曹鸿勋以贵州大学堂改办为贵州高等学堂，监督为尹嘉诏。

这一时期创办的高等教育学还有：

贵州官立政法学堂，地址在贡院后，即今之河东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贵州巡抚庞鸿书创办，监督为尹嘉诏，堂长为欧阳葆真。

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地址在贡院后。民国元年（1912年），大汉军政府枢密院将官立学堂改为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2年（1913年），贵州都督兼民政部长唐继尧委吴协安办理，同时更名为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地址在次南门外丁公祠、雪涯洞、昭中祠，即今文化路。光绪33年（1907年），由贵州巡抚庞鸿书创办，唐尔镛、华之鸿为正副监督。

三、贵阳近代最早出现的小学——寻常小学堂、民立小学堂

贵阳近代创办的小学，是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寻常小学堂和民立小学堂。

创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达德学堂。

寻常小学堂后来改名为乐群小学堂，民立小学堂后来改名为达德小学堂。乐群小学堂和达德小学堂是贵阳早期声名卓著的学校。

达德地址在内城忠烈宫，即今之南明区文化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黄干夫、张彭年、凌秋鹗、贾一民等创办的一所民立小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更名达德学堂。是年阴历二月初一，该学堂正式开学。黄干夫任堂长，凌秋鹗任总董事。

达德学堂成立后，黄干夫、凌秋鹗、黄齐生等教职员工辛勤工作，在贵阳各界热心教育人士的关心赞助下，逐步发展起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堂增办了初等预备科（幼稚班）。同年8月，在黄齐生倡导下，学堂添办了女学，招收了女学生十多名，聘请达德书社社员董北平之妹董德莹为教师，她是贵州教育界第一位女教师。民国元年（1912年），达德学堂更名为达德学校。民国9年（1920年），为解决在校学生升学困难，增办了中学，符经甫任校长。民国14年（1925年）增办了女子中学。

与此同时，达德学校的革命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齐生在女学生中提倡“天足”运动，号召女学生不缠足，并动员自己的女儿、侄女及女教习董德莹带头不缠足，这一反封建的行动震惊当时的贵阳城。

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曾在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年～1911年）就读于达德学校，并于民国6年（1917年）回到达德任教。

辛亥革命期间，达德学堂师生组织起来，王若飞负责城防，聂守微负责镇守学校。

民国4年（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五·七”通牒（二十一条），达德学生义愤填膺，全校师生合竖一石，上面镌刻：“勿忘五月七日”。“五·四”运动暴发后，达德师生上街游行，发表街头演讲，积极抵制日货。达德师生的革命活动引起封建军阀的恐慌。民国16年（1927年），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军阀周西成解散了达德学校。黄齐生撰写《“新贵州”之真实现象》一文在上海报端发表，予以揭露其罪恶行径。周西成死后，民国18年（1929年）8月4日，毛光翔主黔政时恢复了达德学校。此时新任校长仅能维持小学上课。民国19年（1930年）恢复了男女小学。民国22年（1933年），添办高中一班，不久因师资及经费不足停办高中。

民国24年（1935年）谢孝思任校长，男、女中合并，又添办初中刺绣一班。这时达德规模包括初级中学、女子初中绣织务科，男子小学、女子小学及幼稚园五个部分，教职员工65人，学生1100多人，民国25年（1936年）达德学生发展到1500多人。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贵阳各校教职工组织“抗日救国会”会址就设在达德。

民国28年（1939年）日机轰炸贵阳，之后，达德学校疏散到南郊的摆郎乡，租借一破庙上课。

民国32年（1943年）春，王慎馀任校长，先将中学部迁回原址上课。由于当时校舍多被占用，于是决定在水口寺兴建简易校舍。这年秋天，曾俊侯继任校长，中学部迁入上课。

民国33年（1944年）黔南事变后，校舍被难民和军队占用又迁回原址上课。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曾成立“筑光音乐会达德支队，并办《新生》刊物，歌曲和文章为利剑，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

民国32年（1943年）春，决定在水口寺兴建简易校舍，这年秋，中学部迁入上课。

民国34年（1945年）抗战胜利，贺梓侪继任校长。民国38年（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刘方岳被任命为校长。

1950年，达德中学与私立南明中学、私立正谊中学合并为贵阳二中，原达德小学曾改名科学路小学，后恢复为达德小学。

达德学校，在战争的风雨中一路走来实在不易，它的这段曲折而又令人魂牵的历史，将永远铭刻在贵阳的教育史上。

贵阳私立乐群两等小学堂，地址在新城忠烈宫，即今之合群路合群小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张铭、彭述文、平刚等创办，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名乐群小学堂。

经过数年的发展，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时，贵阳城内共有小学堂29所，其中官立的小学堂11所，私立的小学堂18所。清末创办的私立乐群、达德、时敏、正谊、淑慎、崇德6所小学，由于有一批矢志献身教育人士的呕心沥血，直到贵阳解放时还存在。

四、贵阳第一所中学堂——贵阳府中学堂

我们说贵阳一中至今已有107年历史，是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成立之时（1906年）计算的。而该学堂的前身则是贵阳府中学堂，是清末我市成立最早的中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校址在正本书院（亦称北书院，即今云岩区公安分局所在地），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这是一所既有典型性又有代表性的普通中学，它的历史穿越，代表着100多年来贵阳市普通中学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说到贵阳一中的历史沿革，不能不说中国近代史上提倡新学教育的李端棻（1833年～1907年）。他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字苾园，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被擢为礼部尚书。百日维新失败后，因支持变法，举荐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才，被迫上折自请惩治而被慈禧以其滥行保荐“大逆不道之徒”“著即行革职，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经一年跋涉，中途因病滞留甘州（今张掖），后得赦回乡里（贵阳）。

李端棻书法真迹。

李端棻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倡近代学制，传播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日（1896年6月21日），鉴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沉重教训，感悟到传统教育的局限及开办新学之弊端，他向光绪皇帝上了《请推广学校折》。上折时他是刑部侍郎，这些大政方针本不属份内之事，但他是一位有全局眼光的政治家，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他尖锐提问，皇帝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结果“却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其原因何在？“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在阐明人才缺乏其源盖于教育落后之后，他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提出了近代学制的初步构想：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以建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等五事为纬。光绪皇帝采纳了他的谏言，下诏施行。

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府、州、县学堂相继成立，这些成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前身，中等教育之先河，初等教育之雏形；建立藏书楼等主张则成为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派遣游历者，则成为其后外派留学生的发端。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到“戊戌七月授礼部尚书，未逾月而遣戊之命下。”李端棻实际任礼部尚书仅18天，然而他的功绩是难以估量的。梁启超在《新政诏书跋》中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就是指的李端棻；康有为赞誉说他“抗疏维新冠九卿”，这些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正是这样一位新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家乡贵阳的教育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以年老多病被赦回到贵阳，时已69岁。翌年，受贵州巡抚之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他在教学中不忘推行新政、培养有识之士，以培根、卢梭学说为题，阐发民权自由思想。他上第一次月课时出题“卢梭论”，学生对卢梭一无所知，一时莫名，他拿出梁启超新编的《新民丛报》，要学生抄阅上面刊登之卢梭传，然后作文，三日交卷。有学生在文中将卢梭比为中国之孔孟，他大加赞赏。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他的良苦用心，我们在这里对卢梭作一简单介绍。卢梭（1712年～1778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著名哲学家。他的小说《爱弥儿》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卢梭在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方案。该书分为5卷。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前4卷指出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第5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直接向严重摧残人心智发展的古典主义教育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这是教育领域的启蒙运动。因此他的自然教育理论对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启蒙思想的精华，对之后的教育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卢梭的《忏悔录》时隔200多年，至今读来，依然是一部戛戛独造、不同凡响的书。

李端棻之所以要学生读卢梭，是其推崇新教之心不泯的强烈表现。第二次月课，他又出题“培根论”（培根，英国哲学家，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教育方面，强调学校应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学生又感茫然，他仍以《新民丛报》交学生抄阅后再作。其用心十分良苦，然而他的教育内容和思想却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有人作打油诗进行诽谤：“梁康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胆将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对这些诽谤，他嗤之以鼻，写下《闻谤自责》一诗，并自撰一联，木刻悬于学堂之内以表心迹：“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惩，敢谓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光绪三十年（1904年），翰林院学士许泽新等具奏，清廷恢复李端棻原官衔。李端棻为了促进家乡教育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联合四川候补知府于德棺、内阁中书唐尔镛与任可澄、前仁怀直隶厅训导华之鸿等，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原贵阳府中学堂移到次南门外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次年（即1906年）再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李端棻提出的创办京师大学堂，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北大百年校庆陈列学校创始人次序时，第一个便是李端棻，第二个才是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瑞棻就应是贵阳一中这百年老校的第一创始人。这是他推广学校主张的又一次实践。

李端棻晚年丧偶无嗣而感凄怆，然而他却为国事和教育鞠躬尽瘁。晚年他种花栽竹，以梅、菊自喻，有诗为证：《白梅》云：“坚冰练骨雪为肤，那许尘嚣半点污。纵使玉容消瘦甚，霜花飞上转敷腴。”《雨前》云：“一生爱菊爱清高，未必菊花果姓陶。我爱陶诗兼爱酒，醉余对菊便挥毫。”

他逝世前数月还致书梁启超：“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七旬，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阴历10月12日）他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由继子李葆忠将他葬于贵阳大关口。逝世时他留下遗嘱，将平时积蓄的一千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作办学经费。当我们了解到这段历史时无不为之泪水纵横。

除李端棻外，在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过程中，还有4个人，是应该在贵阳一中百年校史中垂名的，他们是：

于德楷，贵阳出生，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时期的一名开明士绅，他与其他开明士绅一起带头学习和倡导新学、西学，兴办实业、学堂，成为风气之先的社会精英，成为向民众传播新思潮的中介者。于德楷幼年丧父，兄弟二人任侠，一个喜驰马击剑，一个好拳勇，他们“不悦学”，则喜武。其母将他送到四川，交由做知县的舅父颜国佐管教，然而这少年帮舅舅带兵有术，受到时任锦州知州的唐炯赏识，因屡建战功而保荐县丞。军务之外，以唐炯为师，昼夜苦读，习“四书”，览《资治通鉴》，日积月累，学有所成。战事平息后，留四川禀补石柱同知（据载还做过万县知县）。他以候补知府归里，寓居贵阳正新街，成为乡人周知的“义士”。

他一扫传统绅士“重农轻商”观念，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与唐炯合资8000两白银，在贵阳正新街开设了“同济堂”药店，除意在解决贵州缺医少药的问题外，还志在开发夜郎地方草药丰富资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李端棻首创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这是贵州近代化历史的重要一步，虽两年后停办，但其收回列强垄断的在华铁路，矿山利权，筹办矿业学堂，倡办民族工业的宗旨，对于强化黔人走近代化之路的意识是大有裨益的。

在兴办实业受挫后，他意识到贵州走近代化之路，不仅需要资金、技术、设备，而且更需要人才，于是着力于育新人、开新风。他回筑后与罗文彬主持修复阳明寺。他热心学习西学、新学，曾向在筑西人借阅各类新书：如格物入门、地学、谈天、勾股、开方、医性等，这些书即为今天的物理、地理、天文、几何、代数、医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他与李端棻等人利用贵州学政严修改革的学古院和资善堂官书局，传播西学（如外语）、新学。后出资修建资善堂，为该堂购置大量书刊。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与乐嘉藻、李裕增等在次南门外雪涯洞丁公祠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经费由地方筹集，教师多为高薪聘请的日籍教员，所用教材从日本带来，共办了3期，于德楷任总理，负责学堂的筹款和大纲规划，他大胆引进外籍教师和西方现代教育模式。

但当1905年日俄战争日方取胜，日籍教员强迫学生“会饮”庆贺时，他支持学生正义行动予以拒绝，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全部辞退日籍教员，并将交涉笔录寄到《新民丛报》（当时在日本刊发），将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公立师范关闭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与李端棻等人联名呈请设贵阳中学堂，面向全省招生。于德楷与唐尔镛同为监督。他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理想，还创办了蚕桑学堂（贵州省第一所实业学校）和贵州官立农林学堂（地址油榨街），这些是贵州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他还从董其坝移来4株梅树为学校增色。晚年他以育梅抒心中郁闷，而梅恰是他性格的象征。

唐尔镛（1863年～1917年），字慰慈，贵州遵义人。先考取举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他是贵州教育界的先驱，竭力在贵阳兴办教育。曾任贵州军都督府秘书长、教育司长、云南滇中道尹、众议院议员等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唐尔镛自北京归来，时值贵州巡抚林绍年创办官立师范传习所，经徐天叙推荐，唐任传习所监督。开办三期，学生回县后，成为办学“火种”，纷纷成立地方学堂，使贵州教育面貌大为改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传习所基础上，他创建了附属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他与华之鸿、任可澄在贵阳创办贵阳中学堂，唐尔镛、华之鸿任中学堂监督。在创建过程中，除华之鸿捐银二万七千多两外，唐尔镛、任可澄运用其在上层社会的关系，得到清政府在职与退职官员以及在外地的贵阳籍官员，如云南矿务大臣唐炯（唐尔镛系其孙辈）、江苏巡抚陈夔龙、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甘肃按察使陈灿、贵州巡抚兴禄、贵州按察使全懋绩、提学使陈荣昌、按察使松萼的大力资助使学校财政较为充足，设备良好，并聘有外籍教员，成为贵州省最有影响的新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因办学成效显著，贵州巡抚庞鸿书又委托他和华之鸿在贵阳开办优级师范选科，由他俩任正、副监督。同年，贵州教育总会成立，唐尔镛出任会长。唐尔镛满门桃李，学生遍及全省。

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南明中学，被人们称为“南明四校”，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被公认为“南明四校”创办人。

唐尔镛一生为教育呕心沥血，民国初年他客死北京。他逝世的消息传到贵阳，其学生数百人闻讯聚于南明中学，泣不成声，私谥唐尔镛为“康定先生”。任可澄挥泪写下感人挽联：“雪涯风雨，几共辛勤，启筚路篮缕，山林有教泽长留，源流请视南明水；冠盖京华，可怜憔悴，寄愁心夜郎，落月恸生归来德，絮酒难招北地魂。”

华之鸿（1871年～1934年），字延仪，晚号延厘，贵筑县人，清末民初贵州著名的企业家。祖上以行医来到贵州，至父亲华联辉，方改从医为崇儒习商，办永隆裕盐号，贩运、销售川盐，从而发财致富。

华之鸿幼时随父攻书习字，学做生意。14岁时父亲病故，由叔父教诲，后考取秀才。20岁母亲病逝，辍学撑持家务。不久娶寇氏为妻，专心发展盐业，初露经营理财才华。经数年努力，盐店遍布全省，家产高达百万两银子，成为贵阳首富，人称“华百万”。

华之鸿虽然家产百万，却一生俭朴，平时身着粗布长衣马褂，步履单行，不贩、不吸鸦片，不嫖娼、纳妾，尤恶赌博。他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之古训，立身、持家、兴业、教子，人们称赞他“宅心仁爱，律身端谨，品教学实，德备行优”。然而他为民济善方面却慷慨解囊。每年端午、中秋、腊月三个季节，上交税银少则数挑、多则数十挑。支持大汉贵州军政府、贵州都督府银子数万两以上。为四川、安徽、贵州赈灾达10万余两。

参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息烽底寨小学堂等，也在10万两银子以上。建义仓、筑桥、办义渡、施舍粮食衣物，少则过百两，多则逾千上万两，此外还出资疏浚修文黄沙河、贵阳朱昌河，以图打通贵阳经乌江直达长江的水上交通。

华之鸿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出任仁怀厅（今赤水市）儒学训导时，办教育，订书报，抓质量，使学子多有仕途之机。他把许多精力用在投资办企业上，以走实业救国之路。

清宣统三年（1911年），贵阳文通局正式开业。印出的第一部书是西南巨儒郑珍编著的《播雅》，第一份报纸是《贵州公报》，第一种纸币是民国元年（1912年）面值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等六种彩色黔币，并出版了大量书籍。

由于印刷业务的大量增加，他招收了女工，并由日本女子管井乃扶（又名梅子）进行训练。这是贵州省第一次招收女工，增辟了女工谋生之路。当时本地不能生产纸张，影响印刷质量，他筹银5万两，却被省府以借用为名，将数十驮银两扣去。悲愤之余，他重筹巨资派人东渡日本购买机器，在贵阳成立永丰抄纸厂，生产出在全国独具一格、质量极优的纸张大益于桑梓。

他还投资扩建仁怀“成义”茅台酒厂，改进生产工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在民国4年（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让茅酒飘香，获金质奖章，使之成为国际名酒。

华之鸿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跻身于贵州政界和财界。曾任贵州商会会长；与任可澄、唐尔镛等成为贵州宪政党创始人、领导者；先后出任过贵州省政府部长、财政司长和省银行总理等要职。

华之鸿的业绩得到社会公认，他逝世后，平刚等154人，就其持身、居官、资学、交通、实业、纾难，慈善等方面的事迹整理成册，报请省政府转呈民国政府内政部嘉奖。民国24年（1935年）7月4日，国民政府以第3677号训令，签发“殚心公益”匾额、证书，以资褒扬。

华之鸿为资助办学多次慷慨解囊捐赠巨款，仅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的创建捐银就达27000多两（据任可澄《华之鸿神道碑》记载则为捐资3万余两），贵阳一中百年发展史当重重地记下这光彩的一笔。

任可澄（1878年～1945年），原名文爃，字志清，晚号匏叟，贵州普定县人。18岁由廪生而贡生；25岁乡试中举；次年授内阁中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受贵州巡抚岑春委任为贵州学务所参议，并与唐尔镛等创设师范传习所，培训小学师资。同年十月，与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等筹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于贵阳次南门雪涯洞。任可澄继唐、华之后任堂长。并利用其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与唐尔镛一起向贵阳籍官员集办学资金，改善了学校设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与唐尔镛，华之鸿开办优级师范选科于雪涯洞，以培养中学师资。宣统元年（1909年），作为贵州宪政党的领导者，控制着《黔报》和《贵州公报》，与《西南日报》针锋相对。民国元年（1912年），经唐继尧任命为临时都督府右参赞，同年4月，被任命为黔东观察使。1913年，被选为贵州参议院议员。1914年2月，任镇远道尹，1915年被任命为云南巡按使，1916年7月，任云南省省长。曾参与护国斗争。1918年回筑。1920年12月，贵州政变，省政府无人署理，众推举他为临时省长。1919年8月，贵州通志局成立，被任命为总纂（主编）。1925年6月任内阁教育总长一年；1936年派往昆明署理云贵监察使。1938年8月，被推为贵州文献征辑馆馆长。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任可澄为贵州的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续修《贵州通志》，并执笔撰写《前事志》，字数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对其中《鬼方考》、《牂牁江考正》、《土民总说》、《贵州考》等篇，均亲临实地考证。他总纂全志共计19个门类，171卷，105册，约900万字。解决了贵州史实上不少疑难悬案，使《贵州通志》成为当时全国省志编纂成效突出的巨著。他曾考察过息烽西望山毗卢寺畔的古碑、都匀城郊的永历王墓，写下了《西望山毗卢寺访碑记》、《永历王墓记》；还考察了贵州的红岩“天书”，撰写了《红崖访碑记》，以探索冰冷的石头的文化生命之谜。他于1945年逝世，终年67岁。他一生为贵州的教育，尤其是对贵阳一中这所百年老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贵阳一中这所百年名校经过历史的洗礼，成为全省第一个一类示范性中学，然而它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

清末时期的一中前身学校。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立后，由于当时堂址狭小，当年7月呈准在南明河对岸河神庙地址（亦称竹林寨，又称两江口，因是市西河与贯城河交汇之处而得名。）建新校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全部竣工，学堂迁入新址。

渡船把一批批学子送进学校，直到1960年才建成一中桥。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一改贵州一般都由旧祠堂或庙宇改办，而是完全新建的中学堂。据《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一书记载，学堂建设共用银38391两，其中27367两由华之鸿等捐助。而据《贵阳市志·教育志》记载，在学堂建设过程中，贵阳市将书院膏火租谷，状之田租及重兴、卷价、学田等科场活动拨充学校基舍，华之鸿等20余人捐巨款，实际共用公私款白银达8.9万两。学堂房舍有大礼堂1座、讲堂8座、理化讲堂1座（即阶梯教室）、藏书楼1座、自修室36间、学生宿舍48间、教职工宿舍18间、食堂7间（雨天作室内操场）阅览室1间、储藏室1间、操装室1间、理化器械室1间、浴室18间、理发室3间、会客室3间、厨房7间、厕所34间等，占地面积3587平方尺，操场2250平方尺，空地1幅180平方尺，雪涯洞讲堂1座。此外，还有渡船。而阶梯教室则是开贵阳之先河。新校落成召开了落成纪念会。

学堂师资力量人才汇聚，学堂首任总理严隽熙（贵阳府知府），继任者有倪惟钦、李祖章、谢文翘等。首任监督于德楷、唐尔镛。于德楷任职8月离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以华之鸿补任。教务任可澄负责。首任监学蔡岳。创设第一年教习有任可澄、李裕增、孙世杰、景方桢、孟广炯、姚景崇、蔡岳以及日本教习落合兼光等。以后还有黄干夫、何麟书、陈廷棻等。

学堂的教育目标是：“本学堂敬遵上谕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宗旨，务期躬行实践，养成学生之美德高尚，为居家、处世、立国之模范”。学堂开设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等10多门功课。

学堂学生皆为男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全省招收第一期学生54人（后因各种原因离校2人，病故1人，实际为51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招收新生76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招生新生99人，选送学生47人进入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共有学生182人。宣统元年（1909年）招收新生80人，又招预科学生59人，实有学生300人。学制为4年，宣统二年（1910年）12月甲等班修业5年期满，举行毕业考试，按成绩等第，最优者1名、优等4名、中等11名、下等1名。根据中学堂奖励章程的规定，中学堂学生毕业时经提学司复试及格准予请奖。最优等作为拔贡，优等作为优贡、中等作为岁贡、下等作为优廉生。这是贵州省第一届完中毕业生。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典礼十分隆重，学使陈骧亲临监视，并发表训词，其全文如下：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为贵州省城公立中学堂毕业之期。骧忝视黔学，躬逢盛事，乐诸生艰深刻苦，有志竟成，不负发起诸君之美意。尤乐发起诸君公同组织，数载勤劳，始终如一，大有造于诸生，使国家不费一力，不用一款，籍以收兴学育才之实效。骧才学浅疏，能力单薄，于诸生何补？然当此人才济济，荟萃一堂，私心庆幸之余，窃有厚望于诸生者，故不能已于言焉。黔省僻辟在边陲，地瘠民贫，甲于各省。近虽风气渐开，学堂林立，而中学尚属寥寥。

诸生今日毕业，所得中等学识，在本省为最早，而较他省已晚。自此以往，旋升高等，或转他学，不有远志，何以深造！其各壹志进取，努力前修。无暇逸，无怠荒，无惜力而中道自画，无退心而中材自居。精益求精，深益求深。上之蔚成国器，弘济时艰；下之一材一艺，皆可成名。则此邦之文明发达日起有功，胥以诸生为首倡。此不但为公立中学幸，实在全黔学界幸也。诸生勉旃。

这训词甚短，无一空话，此文风值得赞赏。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贵州省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的厚望。

宣统二年（1910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成立5周年，举行庆祝会，省城各学堂都来祝贺，官立中学堂堂长周恭寿率百名学生前来祝贺，将贺信送华之鸿后，学生齐唱《祝贺歌》：“霜气兮横秋，联袂来游。看雪涯隔岸，校旗烟锁画船游。听绿荫浓处，歌声琴韵两悠悠。费几许经营，洗从前窠臼。春风暖，秋月明，春秋佳夕，去不回头。山如带，月如钩，山光水色，一望俱收。似此空气新鲜，良校难求。愿诸君思孔（孔子）铸颜（颜回），后乐先优莫辜负今朝盛举，作砥柱中流”。周恭寿任监督，先办预科，次年招第一期正科生，学制4年，分文、实科。该学堂是清末时期除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之外的另一所公立学堂。该校于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贵州省立模范中学。

民国时期的一中前身学校。

到民国时期，清末时期设置的几所学堂在这一时期改建更名，同时新设置了几所普中学堂。

一是贵州公学（1912年）——私立南明中学（1913～1922年）——贵州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1927年）——省立高级中学（1930年～1935年）——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30年～1950年）。

清末，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最后一任监督是任可澄。辛亥光复后，陈稚苏继长该校。民国元年（1912年）3月，通省公立中学堂改名为贵州公学。7月曹季韩继任校长。不久张延龄出任校长。民国2年（1913年），宪群法政学校子校并入该校，更名为私立南明中学，因学校靠南明河而得名。张彭年任校长。设3个班，学生100人。与此同时，将贵州公学分校改设为南明第一、二分校。民国3年（1914年）冬，学校遭受火灾、礼堂、藏书楼、理化教室的一部分被烧毁，学校向社会各界募捐筹款，第二年修复。民国4年（1915年）11月，南明学校于阴历5月举行提灯游行，纪念学校成立10周年，贵阳城内沿街观者达10万余人。民国8年（1919年）12月，贵州发生“民八事件”，南明学校校长、贵州议会议长张彭年，因借外资修筑铁路问题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发生矛盾，为避祸张彭年离职出走上海。民国9年（1920年）初因张彭年久去不归，由共济会共推窦居敬继任校长。民国12年（1923年）5月，窦去职，由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清末民初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学的先驱王延直任校长。

民国11年（1922年）底，因政局关系、南明共济会将南明中学交政府办理，校产归公，次年春，南明中学由私立改为公立，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刘文龙出任校长。周西成入主黔政后，于民国17年（1928年）初，该校解散，学生并入省立一中，将原校址办省立贵州大学，委周恭寿为校长。民国19年（1930年）春，毛光翔主黔政时，停办省立贵州大学，省教育厅在其址改立贵州省立高级中学，以龚植三为首任校长。民国20年（1931年）3月招收农科第4期1个班，9月，省立高中招收肖怀等5名女生入学，这是贵州中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的开始，同时招收一班土木工程科学生。民国21年（1932年）夏，王家烈掌黔政，廖昌斗继任校长。从民国23年（1934年）秋开始，赵万邦接任校长。此时学校发展到11个班级，学生442人。

二是贵州省立模范中学（1912年～1923年）——贵州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1935年）——贵州省立贵阳中学（1935年～1950年）。

贵州省立模范中学，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政府将原名官立中学堂改设的。监督为周恭寿。民国元年4月，奉中央教育部令，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改学校监督为校长，该校遂定名为省立模范中学校。民国2年（1913年）3月，校长周恭寿委署遵义县，陈昭令到校接任。是年第一期学生毕业，有杜枕、谢其庚（谢根海）、王起元、王起斌等42名毕业生。民国3年（1914年）10月，陈昭令奉委平舟县长，吴绪华到校任校长。民国5年（1916年）3月，吴绪华出任政界要职，学监王万杰暂兼校长，同年6月，吴绪华回校续任。民国6年（1917年），吴绪华出任贵西道尹，丁照普就任校长。民国7年（1918年）8月，为联络感情，增进团结，促进学校发展，学校成立校友会及留东（留日）校友分会，并附设英、德、日三国语文夜班，次年元月夜班停课。民国9年（1920年）11月，丁照普去职，学监王万杰暂行代理校长。民国10年（1921年）1月，周学源到校任校长。同年5月，周学源出任自治研究所所长，王佩芬到校继任。民国12年（1923年）5月，奉省政府令，该校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民国15年（1926年）9月，王佩芬到省政府任秘书，张阳先接任校长。民国16年（1927年）8月，达德中学学生20余人插入该校18期受课。民国17年（1928年）2月，省立二中学生归并该校，省立职业学校学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中学补习科学生亦先后归并该校。使该校学生达11个班级，学生人数达600余人，为开办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时期。民国19年（1930年）春，由19期起，改初中学制4年为3年，并开办高中。不久，张阳先因病辞职，省教育厅长陈廷纲兼任校长。民国20年（1931年）春，陈廷纲辞去兼校长之职，聂登龙继任校长。民国21年（1932年）秋，王起斌继任校长。民国22年（1933年）7月，高中部第一期学生杨文湘、何广健等24人毕业。以后黄国桢、李维伯相继担任过该校校长。民国24年（1935年），该校更名为贵阳中学，由蓝端禄出任校长。共16个班级，学生人数达706人。

在查阅史料时，十分幸运的是看到了一份贵州省立第一中学第16期学员赠送给主持教务的聂膺识先生惠存的一份同学录，这份同学录远设有如今的同学录那么精致。其封面是暗红色布面，内页为毛边纸印制。然而内容却极其丰富。有学校大门照片；有前任校长王佩芬、现任校长张阳先、第二任校长陈昭令、第三任校长吴绪华、第四任校长丁照普的肖像，估计是因当时资料所限，第5任校长周学源的肖像开了“天窗”；有五线谱为曲的校歌；教职员工名录，其中包括每位教师的简单履历学历；有1-16期的学员名录；有因故出校的同学名录；在校同学名籍录；有同学的摄影和绘画；有校长等人的题词、赠言；有学校的大事记，记下了不少鲜为人之的事，现择其要点，以飨读者：

——清己酉年（宣统元年即1909年）七月二十日就南书院官立高等小学分校改设官立中学堂，先办预科专预备英文算术二科，前提学使司陈骧到校行开校礼。（以后即定为本校纪念日）。民国元年改为模范中学，将旧历七月二十日折合公历9月1日作为学校纪念日。

——预科期满举行升学试验（由此定例凡在高等小学毕业而未习英文或中文算术不及格者皆先入预科一年）。

——庚戌年正月，学生缴纳学费定为每年纳银六两。（当时一般普通中学教师薪资授课每小时七钱至1两）

——庚戌年二月教员皆兼管理，不再设校监；3月学生体检，并定学生操行及考核办法；编定校歌；4月联合官立两等小学在南厂（今军区大操场）举办了第一次校运会。会者达4万余人，为黔之空前，其经费全部由教员和学生共担。

——辛亥年4月始行学生褒奖券。

——民国元年4月奉中央教育部令改学堂为学校，改校监为校长。本学堂遂定名为省立模范中学校；文实两科合并；8月学生制服一律改用土布并另定式样及符号；10月举行尊孔仪式；11月始编学生年历。

——民国2年10月省教育会在南厂开学界运动会，本校单独运动（二人球竿60人得名誉奖）。

——民国6年3月以每岁清明为植树节，在校园内举行植树典礼。

——民国7年1月订减免学费办法（前5名全免，后5名免半费）。

——民国12年5月省立模范中学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民国13年5月严禁学生吸食纸烟及鸦片。

——民国15年把修养十大标语印送学生作修养之助。

——民国16年8月达德学校学生20多名插入18期甲组受课。

——民国17年2月二中学生归本校；6月夜间学界举行提灯会，本校教职工、学生600余人赴会。颇极一时之盛……

这些大事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的一些概况，至今读来依然饶有兴味。

在这本学生名录中有两则用英文书写的赠言，鉴于他们的名字是用英文字母缩写，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确定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并不影响我们将其翻译出来告之读者，现译如下：

这两则赠言，充满了对学子的爱，寄予了深情的祝愿和期望，这是谆谆嘱咐的“劝学篇”，这是诲人不倦的人生格言。

三是国立贵州战时中学（1944年～1946年）——省立贵州中学（1946年～1947年）——私立中山中学（1947年～1950年）。

民国33年（1944年），日寇进攻湘、桂、黔地区，战区学生大量流亡贵州。为收容和救济来自战区的失学青年，教育部在贵阳设立贵州战时中学，校址在新桥泰和庄（今贵州教育学院实验中学所在地），周封岐为校长，《贵阳志·教育志》载为1945年设立）。民国34年（1945年）3月，1000余名学生编为19个班上课，为当时贵阳规模较大的学校，学生一切费用包括伙食被服等由国家供应。民国35年（1946年），由省接办改称为贵州中学，因大批流亡学生回籍，学生减至500余人，次年奉令撤销，校长周封歧用原校舍及设备，于同年8月设立贵阳私立中山中学。共设12个班，学生579人。解放后合并到贵阳一中。

四是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1942年～1950年）。

民国30年（1941年）创办了贵阳师范学院，民国31年（1942年），为解决贵阳师范学院学生实习问题而创办了附中，校址在雪涯路师范学院内，限于校址，都只设单轨班，初只办初中，仅招生一个班。民国34年（1945年）增办高中，至1949年11月，高中毕业3个班，初中毕业5个班。师范学院附中办学时间不长，却先后有夏刚伯、徐毅、谭永年、李揆百、刘国芳、任靖远、刘质赅、张煜然等担任校长。贵阳解放后该校合并到贵阳一中。

五是私立大夏大学附属中学（1938年～1944年）——大夏大学（1944年～1947年）——伯群中学（1947年～1950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6年（1937年）私立大夏大学内迁，由上海至庐山至成都至贵阳，王伯群（教育家，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交通部长、大夏大学校长）随之回到贵州，择地复课。民国27年（1938年），创办了大夏大学附中，由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兼任校长，另设附中部主任执行校长职权。分男女两部，第一年男女部各办高、初中一班共4班。民国28年（1939年）。男女两部合并，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学生除本地的外，还有来自东北及其它沦陷地区流亡来黔的学生，以及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华侨子女。民国31年（1942年），贵州省举行中等学校学生演讲比赛，大夏附中荣获高、初中冠军。大夏附中军乐队多次在贵阳演出，开贵阳市音乐演奏会之先河。至民国33年（1944年），学校已有7届毕业生。当年日寇入侵黔南，大夏大学迁赤水，附中留在贵阳成为一所独立学校，改名大夏中学，有高中6个班，初中8个班，学生543人。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去世后，为纪念王伯群，又于民国36年（1947年）改名伯群中学。由吴照恩任校长。到1949年学校仅有7个班，学生150多人。

抗战时期，为避免敌机空袭，省立高中迁至修文，条件极为艰苦，教室是间木板平房；宿舍、储藏室、仪器室借用文庙；课本用毛边纸印刷；墨水是化学老师自己配制。学校管理教育井然有序，学生学习空气浓厚。清早，龙岗山上，满眼是读书的人群，满耳是朗朗的读书声。不少学生站在龙岗书院，面向朝阳练习英语口语；晚上，同学们在桐油灯下温习功课，书写作业。为了加强与地方的联系，为修文县开设了初中（今修文中学前身），招收了两期学生计130余人。

贵阳中学迁至乌当后所，老师同学来自四面八方，荟萃到这个山乡，利用庙宇、简陋的房舍作教室和宿舍。这里弦歌不辍，书声朗朗，抗日战歌，乐曲激昂。晚上夜自习，同学们埋头在桐油灯下，勤奋学习。在这里，师生共渡艰难生活，老师辛勤耕耘，乐育英才；学生孜孜不倦，发奋图强。每天晨曦刚露，大树下已是阵阵读书声。如此艰苦条件下的勤奋学风是令人惊叹的。

其它一些中学也分别迁到郊区或县，据傅启学《三年来之贵州教育》一书记载，迁校中各校“备受损失，学生程度低落，殆成普遍现象。”民国33年（1944年）底，战局好转，各中学先后迁回贵阳，省立高中及贵阳中学亦在其中，但校舍多被用于驻兵及收容难胞，造成复课困难。抗战胜利后，贵阳市中学教育处于困境之中，正如民国33年（1946年）《贵州日报》社论所说：“各级学校房屋破漏、湫隘芜杂，全无设备，桌椅黑板均不齐全，而教师待遇低微，不足以糊一家之口。普通人家子弟上学，动辄就是数万数十万一年费用，中小人家，公教人员和农家，是负担不起的。”这一时期，贵阳一中的几个前身学校，与整个贵州教育一样处在一个动荡时期。民国34年（1945年）省立贵阳高中从修文迁回贵阳，因原址被省训团占用，暂在水口寺原达德学校疏散时曾用过的教室上课。同年8月贵阳高中从水口寺迁到甲秀楼、翠微阁一带上课。民国35年（1946年）贵阳高中才迁回两江口校址上课。

解放后的贵阳一中。

贵阳市解放后，政府按照“暂维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对旧学校进行接管，整编精减，有的停办，有的合并，经过调整，贵阳市有普通中学10所。1949年12月30日，省文教接管部下文，原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省立贵阳中学，贵阳私立中山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合并，校名为贵阳中学。后伯群中学亦并入。1950年5校合并，但校庆日按下文时间，即定为12月30日。1952年因贵阳二中、三中已成立，故将校名改为贵阳第一中学。教育学家刘薰宇成为贵阳一中挂牌后的第一任校长，李忻任副校长。

据此我们可将贵阳一中的历史沿革列表如下：

一、贵阳府中学堂（1902年～1905年）——贵阳中学堂（1905年～1906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06年～1912年）——贵州公学（1912年）——私立南明中学（1913年～1922年）——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1928年）——省立高级中学（1930年～1935年）——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36年～1950年）（地址：两江口火神庙杏坛巷1号，现一中校址）

二、官立中学堂（1910年～1912年）——省立模范中学（1912年～1922年）——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1935年）——省立贵阳中学（1935年～1950年）（地址：顺城街南书院贵州经世学堂，即今之护国路，亦今会文巷21中处）

三、国立贵州战时中学（1944年～1946年）——国立贵州中学（1946年～1947年）——私立中山中学（1947年～1950年）（地址：泰和庄，现贵阳实验中学）

四、贵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1942年～1950年）（地址：雪涯路）

五、私立大夏大学附属中学（1938～1944年）——大厦中学（1944年～1947年）——伯群中学（1947年～1950年）（地址：经武学堂，现贵州教育学院）

列图表为：

上述5校合并时教职工约70人，在册学生1084人。分为校本部（包括高中部）和初中部两部。校本部在两江口（前贵阳一中校址），初中部在新桥原中山中学（现省教育学院实验中学校址）。

1953年2月贵阳一中被省教育厅确定为贵州省第一批重点中学。

1954年以前贵阳一中一直延用原贵阳中学的老校舍，全部校舍设有大礼堂一幢，礼堂两翼是教职员办公室、阶梯教室。礼堂后面是一幢教室计9间；再后面是三幢学生宿舍和图书楼、仪器室，均为木架结构。校舍东边，前边是大操场，后面是厨房和餐厅。因旧房年代久远，许多已成危房，从1952年起到1956年陆续改造，共落成教学楼两幢，有82室、36间；图书实验楼一幢，大小10余间，并将礼堂改建。

1954年将初中部由新桥迁到本部，从那时起学校保持了32个班左右的规模，各班学额控制严格，高中每班不超过45人，初中每班不超过50人。

1986年拆除原图仪楼，政府投资140多万元修建体育馆。1989年，一个使用面积达3600平方米的多功能体育馆（含音乐教室）竣工投入使用。分管副市长将市长基金10万元拨给一中为体育馆购买有关器材。1992年，2个室外篮球场、5个排球场、1个足球场、1个标准的田径运动场修建完毕，1995年开始修建游泳池，1996年6月竣工。这样，一中的体育设施和设备基本达到了全国示范性高中的要求。

1978年2月13日，贵阳一中被列为贵州省重点中学。

1993年9月，投资400万元，使用面积6000平方米的综合楼拔地而起，楼内有设备崭新和较为完善的理化实验室；有电教、微机、语音室，购置了微机、拥有一套具有摄录、放像、播放闭路电视等功能的电教设备及演播室。每个教室都安装了“三机一幕”（电视机、录音机、投影机、投影屏幕）。改建了学校图书馆，面积达2000平方米，资料座位师生分别为80和320个，馆内藏书10万余册。同时还根据需要修建了教师宿舍和学生宿舍。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93年为了促进贵阳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促进招商引资，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贵阳一中与贵阳二十五中高中部在小河区联合办学，并正式挂牌“贵阳一中、贵阳二十五中联合高中”，教学取得明显成果，二十五中学生参加全市学科竞赛在普通中学中成绩突出。1995年的高考，二十五中有10多位同学考上大学，其中3人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

1994年，学校最后一批初中生毕业，不再招收初一新生，贵阳一中成为贵阳市第一所不设初中的高级中学。高中3个年级共36个班，到1996年秋达39个班，在校人数达2000余人，办学规模空前。

2002年，市委、市政府着眼于金阳新区（今观山湖区）建设和贵阳一中的发展，作出了建设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贵阳一中金阳新校的决定，并于2005年落成。贵阳一中高一、高二年级已于2005年9月迁至新校。新校位于金阳大道和兴筑东路交界处，占地443.36亩，建筑面积达133947平方米，可容纳4200学生住读学习。学校分为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国际部4大区域。主要建筑物有行政教学楼、科技艺术楼（含天象馆、天文台、自然生态馆、古生物馆、科技实验馆、民乐室、管乐室、书法室、美术室）、音乐厅、多功能体育馆（含游泳馆）、图书馆、后勤服务中心（含学生公寓、食堂、超市、医疗站等），国际部（含教学楼、学生公寓、外教楼、食堂），运动区有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和1个400米环形跑道的田径场、足球场及足球训练场等。

贵阳一中是贵州省的第一所省级一类示范高级中学。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327人，其中特级教师13人，高级资格教师120人，国家级骨干教师3人，国家级裁判1人，省级骨干28人，硕士研究生11人。学生共79个班4400余人。

学校为积极探索青年英才在中学阶段的成长规律，为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得以更充分的发展，为他们成为拔尖人才打下坚实基础，开办了理科实验班。学校与澳大利亚国际应用教育学会合作，开办了贵阳一中中澳合作学校，并与日本关西语言学院、新加坡、加拿大有合作办学项目。学校除致力于帮助学生实现升入国内普通高校学习的理想外，还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开通“直通车”，实现“一个进口，多个出口”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近10年来，贵阳一中先后获得“贵州省中小学实验建设先进集体”、“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先进集体”、“贵州省电化教育先进集体”、“全国卫生工作先进学校”、“全国军事训练工作先进单位”、“贵州省文明单位”、“贵州省青少年科技特色学校”、“贵州省科技教育特色学校”、“贵州省体育传统学校”、“贵州省校务公开先进单位”、“贵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先进单位”、“全国体育传统学校”等荣誉称号。

学校以培养“健全人格，自立发展，求真向善的未来人”为培养目标，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求生存，以抓教师建设上水平，以探索多元化办学求效益，以强化科研意识提品位，以探索内部体制改革求发展，与时俱进，再创新高。努力把贵阳一中打造成为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示范性、有特色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中。

如果从贵阳府中学算起贵阳一中已有111年的历史，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镌刻在我们心中：

五校合并而成，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五校的“扬弃”；

学校的大门曾是富有诗意的渡船；

曾经有11首校歌，让一中师生引以自豪；

校训是“勤慎朴实，自强不息”，激励着成千成万的学生；

有100多人曾担任过该校校首，也许是绝无仅有；

贵阳一中金阳新校。

有一大批一代接一代的名教师，呕心沥血为学生授业解惑；

培养造就了30多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从这里走出3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和大批人才……这分明是一所人才的摇篮！

百年过去，到2012年贵阳已有各类学校2401所，毕业生464725名，招生330622名，在校生1304073名，毕业班学生295834名，专职教师56069名。这是贵阳教育的历史穿越，这是贵阳教育事业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