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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贵州到贵阳府
一、“贵阳”是这样炼成的
永乐十一年，是1413年。
这一年，42岁的郑和率二万七千余人，奉明成祖朱棣旨意第四次“下西洋”；
这一年，王朝中央政府批准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司，这是省一级的行政区划，意味着贵州正式成为一个省。贵州由是成为明王朝第十三个行省——尽管王朝统治者尽量避免使用“省”这个来自元朝的说法。
贵州建省的“红头文件”签发的时间是这年的农历二月初二。
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为什么恰恰选在二月二批准贵州建省，不知道这里面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什么讲究，可我们所知道的是，二月二这天，时兴吃春饼，而春饼的吃法，很像今天贵阳的名小吃——“丝娃娃”。
贵州建省，贵阳城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日后的岁月里，它逐渐发展成为房屋成片、街巷交错、商旅不绝、规模初具的城市，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除大大小小的商铺外，还遍布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市场。当时城内外共有12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如南市、北市、小十字街市、洪边巷口市等。
贵州建省后，省府机关（布政使司）大院自然设在“贵州城”内（今都司路上）。省称“贵州”，省会所在的城池亦称“贵州”，实在让“贵州人”纠结。这好比有人问你：“阁下何方人氏？”你回答说：“贵州省贵州市人。”就算别人不嫌你裹搅，你自己还嫌刨烦呢！
不叫“贵州市”，那叫什么呢？叫“省城”。
这“省城”不比京城，京城只有一个，可省城呢，明王朝当时就有13个。
“省城”只是地点，不是地名。
贵州省的省城有地点没地名。
如此奇怪的情况，硬是让人等了156年才得以解决。
明隆庆二年（1568年），这年是闰年，全年366天。
这一年，朝廷发文，准许把设在今惠水的程番府的衙门迁到省城内——因这省城里没有个有关部门，什么收个税呀，派个差呀，办个证呀的都实在让官员们感到麻烦，一再打报告反映，朝廷这才同意就近把程番府搬了过来。
程番府既然已经搬到省城了，那继续再叫程番府也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好吧，就叫“贵阳府”吧！
隆庆三年（1569年），朝廷决定改程番府为贵阳府——“贵阳”这个词终于成为国家行政区划里的一个正式名称。
为什么硬是要从永乐年间拖到隆庆初年，拖了一个半世纪才解决了“贵阳”的名分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隆庆年间的中央王朝内阁是一个强势内阁，内阁中有好几位都是很想干一番大事的人，其中资历最浅的一位叫张居正。
贵阳府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市府路上，是一片拥有好几十栋房屋的建筑群。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贵阳府升格为贵阳军民府。
千万别小看所增加的这“军民”两个字。
“府”是古代行政区域名，系省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区划，差不多也就相当于个“地市级”，下面是州、县一级，管理的都是有“民户”户口的老百姓。
但在一些边远地区，有的府在管理“民户”之外，还得兼管“军户”户口的人员（军户，古代法律规定的必须世代从军、世代充任军差的人家，不得从事其它行业。比如那位家喻户晓的“替父去从军”的花木兰，他们家就属于军户）。这类既管民户，又管军户的政府，称“军民府”。
“军民府”的级别显然高于一般的“府”。万历年间，全国共有136个府，而军民府仅11个，可见贵阳在整个大明王朝地位的提升。
自然，“贵阳”这个词，并不是哪朝天子或者哪一个大臣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作为“地名”它早已经在民间使用和流传。远远早于隆庆年间的一些史籍上，就有诸如“……受命镇贵阳……”、“贵阳城之东北……”等说法。甚至朱元璋亲自领导下的洪武年间，朝廷下达的公文里竟然也有“……驻贵阳”这样一些字样。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先生贵阳讲学，也写有“贵阳东望楚平山”的诗句，比官方正式命名“贵阳府”也早了近百年。
可见，“贵阳”早就作为地名在广泛使用之中，推算起来至少有600多年的历史。
至于为什么叫“贵阳”，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古代在地名命名中，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阴阳向背取名，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贵阳因在贵山的南面，故得名（“郡在贵山之阳故名”）。这“贵山”到底是哪一座山？人们倒是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就是距今天六广门不远的“关刀岩”。
有必要说明的是，后来，这个“军民府”为了与全国其它地区统一称呼，又被改作了“府”。但无论是“贵阳府”，还是“贵阳军民府”，都还不能称“贵阳市”。
贵阳要称“市”，得等到民国30年（1941年）的7月。
二、贵阳，从府到县到市
“贵阳”这个词，成为这个国家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始于隆庆三年（1569年）。当年，明中央政府正式公布了“贵阳府”这一设置。“府”自唐开元以来就是一级重要的行政区划，级别在省之下、县之上，比州的地位又要高一些。
从隆庆至清末，贵阳一直是“府”（一度为“贵阳军民府”），作为“府”机关所在地的贵阳城，则设置有贵筑县。
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贵阳府终在民国3年（1914年）被废除，改设贵阳县。在全省诸县中，贵阳县被作为“一等县”（当时的县共分三等），这自然是因为省政府衙门设在贵阳县的缘故。奇怪的是，贵阳县的户籍、民政、兵役、治安等事务，也由省警察局负责，与县政府无干。民国26年（1937年），贵阳县干脆升格为省直辖。
至于那个贵筑县的办公地点，先是搬至扎佐，继而迁至息烽，并更名为息烽县。
贵阳的“府”没有了，原来府下面所辖的贵定、龙里、修文诸县，定番、广顺各州，便也“划拨”了出去。此后的岁月里，贵阳县区域也几经调整，总体上分城内4个区、城外6个乡（曾为9个区）。
民国27年（1938年），贵阳县人口为12.3万人。抗战爆发后，贵阳人口开始增加，到民国29年（1940年），贵阳县人口已近18万人，两年后更是超过了20万人。
本来，省政府的衙门所在地的城市应该设市，可贵州省的省城却叫贵阳县。按照国民政府有关“市”的组织法，贵阳理当设市。故早在民国19年（1930），贵州省当局就写报告给中央政府，要求按照国民政府的相关法规，设立贵阳市。报告是交上去了，但却一直没有音讯。
抗战爆发后，作为“陪都”近邻的贵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况均发生了一系列大变化。大批的工商企业、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纷纷迁入贵阳，其中仅1938年至1939年，迁入贵阳城区的厂家、商家就超过了100家。城市人口激增，经贵阳去重庆、成都、昆明的流动人口，每日更是以数万计。贵阳的繁荣程度也达到了空前。
鉴于抗战以来的新的形势和变化，民国30年（1941年）5月，贵州省当局再次将设市的报告呈报南京国民政府。6月，南京政府批准贵阳设市（离当局上一次递报告要求设贵阳为市，差不多12年了）。同时明确，贵阳简称“筑”。这一年7月，贵阳市政府成立。国民政府还任命了贵阳市的首任市长——何辑五。
贵阳市成立了，贵阳县当然就撤除了，另外成立一个新的贵筑县。
当时的整个贵阳市多大呢？何辑五在市区规划报告里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如果我们以城北的贵山为起点，按大家熟悉的地名记录绕一圈，这一圈大约包括了冒沙井、大营坡、百花山、打鱼寨、汤巴关、图云关、太慈桥、小车河、五里冲、鹿冲关、三桥、马王庙、下五里、杨柳井。圈子以外的地方，就不属于那时候的贵阳市了。如中曹、花溪、青岩等等地方，就都划归了贵筑县，县政府的办公地点也就从贵阳城内搬迁到了今天的花溪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