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道光年间，道光皇帝与时任贵州巡抚的乔用迁曾有过一次颇为有趣的对话。

道光问：贵阳疆域封闭，外人不易去，这个地方风俗情况究竟怎么样（“于四封无所介，俗何如”）？

巡抚答：实际上，贵阳这里也已经有了很多外地来的人，尤其是江浙两湖一带的许多人都居住在这里，这里的风俗跟我们没什么大的差别，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

看来，这个皇帝对边陲的贵阳的确是十分陌生。不过，他企图通过对贵阳民俗民风，也即贵阳的乡土文化，来了解贵阳这个地方，倒还是有些道理的。

在贵州历史上，这位叫乔用迁的封疆大吏政绩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他对道光帝的回答，还真的比较到位——贵阳这个地方并不如外人所传的那样封闭，许多的贵州人走了出去，许多的外省人走了进来。外来的人们已在这里扎根，外来的文化已融入了这方土地。

一个例证是，从清顺治到光绪年间，已有从中原到两广的16个省的外地商人，在贵阳城成立了11个省级商会（会馆），如河北、河南、山东等的北五省会馆（今富水路小学处）、江西会馆（今龙井巷处）、两广会馆（今遵义路原贵阳三中处）、福建会馆（今六洞街处）等，都是颇具规模和影响的。

有文章说贵阳是一个“有风景的城市，过日子的城市，赶潮流的城市”。我们想再加上一句：贵阳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这些故事是贵阳民间的故事，这些故事是贵阳民俗民风的一个反映。

一、关于“坡”的故事

贵阳“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坡”自然就多，如城内地名中的茴香坡（今醒狮路）、卫坡（今都司路）、崔家坡（今通衢街）、何家坡（今嘉禾路）、沙子坡（今岳英街）等等。这些含“坡”的地名，许多早已经不用，有的依旧存在，如毛栗坡（今天叫大营坡）、莲花坡等。

贵阳城众多的“坡”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头浪坡、二浪坡和三浪坡了。这三个“坡”就是今天整条中山东路。从老东门起到蔡家街口，称头浪坡；蔡家街口至小十字称二浪坡；小十字至大十字称三浪坡。到了大十字（今大十字广场一带），才算下到了平地。

于是，民间有了“禹门三叠浪”的故事：

禹门即老东门。老东门有文昌阁，文昌阁里面供奉的是管理读书人功名的文昌帝君，读书人高考前，务必是要拜拜此君的。

拜文昌帝君当然要爬坡，爬了一坡一坡又一坡，才能来到文昌阁。但话说回来，只要能得到帝君阁下的保佑，这点辛苦又算什么？

拜完帝君，转身出阁门，要冲三次浪（下三个陡坡），冲了三次浪，才能来到大十字，大十字旁有“贡院”（考场）。犹如鲤鱼跳龙门，人生能有几次搏，打起精神进考场。

当收卷的铃声响起，步出考场，如果揣摩着分数肯定能上线，你就可以把复习资料扔的扔，送的送，再邀上几个同窗好友，去丽江转转，到凤凰游游，彻底地放松放松，只等“录取通知单”了。

明明是一条坡大坎多的路，上坡下坡都不好走的路，经过“禹门三叠浪”这一包装，成了这么一个浪漫的“励志”故事。那时节，你如果没去爬一爬这三个坡，冲一冲这三叠浪，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贵阳城里的读书人。如此的华丽转身，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就好比到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一样。

这就是贵阳的民间故事、乡土文化。

在“缺憾”中也能发现精彩，也找到乐趣，彰显了贵阳乐观豁达的民风民俗。

还有一首歌谣：“一（余）家坝，二浪坡，三板桥，（四）次南门，五显庙，六座碑，七（齐）家湾，八角岩，九华宫，十（石）板坡。”（还流传有其它版本）。

它实际上是一支关于贵阳街巷名称的顺口溜，通过谐音的手法，用数字“1、2、3、4……10”，把老贵阳的一些地名串联在了一起，读来使人饶有兴味。

我不知道其它城市是否也有类似的歌谣，这样的歌谣实际上是一种乡土文化的教育，一种民俗的传承，从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的是贵阳人的幽默、机智和乐观的心态。

歌谣里提到的这些地名，有的早已废去不用，如余家坝（今米市巷口）、六座碑（今弯弓街）等；有的略加改动，仍继续使用，如九华宫，现叫九华村；有的则一直沿用，至今朗朗上口，如次南门、八角岩等——尽管门已消失，岩也不见。

贵阳城的许多地名，都各有故事，譬如上面这首歌谣中的余家坝，就拉扯上了顺元城时期的人和事，是一个白手起家、自强不息的故事；飞山街据说和中国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有关系；金顶山则是外地商人在贵阳城创业的传奇经历……还有石岭街、相宝山、青云路、和尚坡……城内城外故事很多，宛如平常一段歌……

二、大十字的故事

说起贵阳城的地名，“大十字”那自然是名气最响亮的。

据考，大十字的称呼明代就已经有了，清代的贵阳城地图上，“大十字”三字更是赫然在目。贵阳城南北向大道和东西向大道在这里交叉，它的向北的街道叫城北正街，向南的街道叫城南正街，以东叫东街，以西自然叫西街。

旧日之大十字。

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流与物流，在这里开门面的、摆地摊的、挑着箩筐走过来串过去的，多了去了。从早到晚这里始终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反正那时没有市容问题，也不担心城管干涉。而外来的人到贵阳都定会到这里转转，看看贵阳百态，采购采购土特产，如同我们去了北京、上海，一定会去王府井、南京路逛逛一样。

说到“大十字”，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个颇有些遥远的年代——公元907年。

这一年是唐天祐四年，也是后梁太祖开平元年。

这一年，延绵了290年的大唐王朝灭亡，“五代十国”粉墨登场。

这一年，在贵州高原，世居黔西北（鸭池河以西）的彝族乌蛮的首领主色，率大军攻入矩州（今贵阳），成了矩州的新一任统治者。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锻炼年轻干部，主色本人没有驻扎矩州，而是转移到了离矩州几十里外一个叫石人山的地方（今白云区大山洞），让他的儿子若藏留在矩州城内搞管理。临走之前，他给矩州取了一个颇具“乡土气息”的名号——“黑羊箐”。

“黑羊”无需多解释，“箐”则指山间的大片竹林。

看来，那个时候的贵阳给这位土司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黑皮山羊多；二、竹林多。

如今贵阳街头，常常看见有卖羊肉粉的招牌，上书“六盘水黑皮山羊”，以示正宗。其实，贵阳的米粉店老板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写成：“矩州黑皮山羊”或“黑羊箐黑皮山羊”——至少1000年历史，威武多了。

经商办企业，多懂得些历史知识还是有好处的。

不过，“黑羊箐”的名号只叫了不足70年。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水东（鸭池河以东）宋氏土司宋景阳，因替朝廷征战有功，被赵匡胤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因为“挂靠”了中央王朝，又受到过表扬，底气自然比一般的土司足得多。宋土司也看中了黑羊箐，凭着如日中天的势力，他一举赶跑了在这里上班的主色后人，成了这个黑羊箐的新统治者。

那个被赶走的主色后人叫普贵，我们在前文曾讲到过。

一年前（974年），普贵土司才带着矩州的“土地证”，千里迢迢到京城进贡，受到大宋皇帝的亲切接见，聆听了一番“谆谆教诲”，还获得了“矩州刺史”的“正规”乌纱帽回来。本打算长期扎根边疆，没料到，半路杀出了个宋土司，不由分说就把他“罢免”了。

皇帝金口玉言封了的官也可以不算数，这就叫“天高皇帝远”。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宋景阳故，朝廷赠太尉名号（相当于享受今部级待遇），准其子孙世代继承其爵位。可见宋朝廷对这个人的看重。

宋景阳把办公地点搬到黑羊箐后，废掉了“黑羊箐”这个名字，恢复了“矩州”的称呼。

不过，黑羊箐这个名称，则被民间一直沿用，直到1940年代，这个词还留在一些老人口中。

有一个传说，黑羊箐的中心就在今天的大十字。今大十字老百货大楼旁有一个巷子叫黑羊井巷，巷子里原先有一口井，叫“黑羊井”，传为黑羊箐遗迹。

令人痛惜的是，1939年日机轰炸贵阳城时，大十字成了废墟，黑羊箐被彻底摧毁掩埋。如果此井还在，无疑是贵阳最古老的珍贵历史遗存——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贵阳人的又一笔账。

说到黑羊箐被日本轰炸机毁灭，我们想起了一部“书”。

“贵州省城，四面环山成为天险，是风景优美之地。北面有黔灵诸峰耸立，南面有南明河水长流……不愧为一省的省会。”这是谁说的？

如果你以为这是哪个驴友路过贵阳时写下的感言，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日本出版的一部叫《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的书里的一段话。

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人，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机构，这个“研究所”的业务范围只有一项——收集中国情报。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清贸易研究所”摇身一变成了“东亚同文书院”，书院的名称虽说“斯文”多了，但只有一个“专业”——收集中国情报。

多年“努力”终于修得“正果”：1918年，一部叫《支那省别全志》的书，在日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这部“全志”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地理特征、水文地质、历史沿革、人口民族、资源物产、省会情况、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乃至名胜古迹等。

所以，在这部书的贵州部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对贵州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调查，甚至我们贵阳的贵山、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南明河、浮玉桥、甲秀楼、阳明祠、仙人洞等等，也一并记录在案，“舍不得”有半点遗漏。

他们记录这些，当然不是仅仅因为羡慕别家的如画风景，更不是为了热心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它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事侵略行动，准备情报资料——所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出来后，就立即印发给侵华日军各部……

话似乎有些远了，但回顾这段史实，是想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三、“通宝”和“银元”的故事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给贵州设了一个“局”，这个“局”叫“宝黔局”。

“宝黔局”是专门负责在贵州铸造和发行铜钱的机构，清代贵州的铸钱活动便也由此开始。

估计是考虑到铜、铅等原材料运输的的方便，最初，这个“宝黔局”设在离云南较近的毕节，铸钱的炉子（官炉）自然也建在毕节。后来这“局”才迁址贵阳，贵阳城便也建起了“官炉”），开始了铸钱。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贵州省造“黔”字当银元半分铜元一枚。

不过，这并不是贵州首次铸造钱币，早在明弘治年间，贵州就已经铸造过好几批钱币，而且都是官方核准的。

那是弘治三年（1490年），一天，登基不久的明孝宗朱祐樘把大臣们召来，开了一个“碰头会”，议题就是关于准许贵州、云南、湖广、福建诸省铸钱的问题。

这几个省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上都尚属于边远地区，朝廷拟开放这些省自己铸钱，把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视野，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很利于这些省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估计与会各位对此也无异议。

按说，一致通过了就发文件执行吧，可没料到这文件竟然拖了13年——拖到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才正式行文通知这些省份：你们那里可以铸钱了，就铸“弘治通宝”吧！

此时，距贵州建省已经整整过去了90年。真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啊！

当然，贵州的钱币流通，还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只不过那时在市场上主要充当交易媒介的，多为朱砂、丝绸、绣品、食盐等，甚至还包括了茴香等等（“茴香”也可以当钱使，好像有些搞笑，而扛着一大口袋厨房里的作料满大街购物，今天看来也很有些匪夷所思）。

直到北宋景佑年间（1034年～1038年），官方从江苏、广西等地调运了30余万枚铜钱入贵州，贵州民间这才开始比较多地使用铜钱。自然，作为省城的贵阳，当是使用钱币最普遍的地区。

在开铸“弘治通宝”后，明朝时期的贵州还相继铸造过“万历通宝”、“崇祯通宝”等。其中的“崇祯通宝”上还特别铸有“贵”字。这种钱币形制多样，数量大，流通也最为广泛。

明末，南明小朝廷频迭，各路枭雄竞起，贵州也随着城头“大王旗”的不停变换，陆续铸造了“弘光通宝”、“隆武通宝”、“永历通宝”等；李定国、孙可望的起义军在进入云贵后，又铸造了“大顺通宝”、“兴朝通宝”；自然，那个吴三桂也是不会闲着的，他前后铸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登基”，改年号“洪化”（1679年～1681年），也不甘落后地铸造了“洪化通宝”。

这种种“通宝”的铸造和流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期，贵州、贵阳时局的动荡和经济的混乱。

清代，从顺治到康熙，贵州使用的钱币基本上都由外地调入。

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在贵州设“宝黔局”。“宝黔局”在贵阳铸造的这些圆形方孔的铜钱，上面铸有“宝”、“黔”二字，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雍正通宝”。

在这以后的150余年里，除了同治皇帝时期的贵州没有新铸造钱币外，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都铸造有当时年号的各种“通宝”。咸丰和光绪年间，还造了面值较大的“咸丰重宝”、“光绪重宝”（一个可当五个、十个用）。

嘉庆之前贵州“宝黔局”铸造的铜钱质量较好，也就是“成色好，分量足，后来往往被一些人拿去融化重铸（掺杂使假），结果流传下来的真品反而比较少，成为钱币收藏界的追求。

因为清代银与铜钱同时都在市面上流通，故光绪十四年（1888年），贵阳还铸造过银锭。这种银锭上铸有“宝黔”二字，被称作“贵州银饼”。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贵阳等较大的城市，逐渐流通起了“机制银元”（这种“机制银元”是晚清重臣张之洞从国外引进的新式设备制造的，首次制造于广州，随之各地纷纷效仿），市面上使用银锭、铜钱的情况也就慢慢减少了，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贵州历史的长河中，货币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原貌，反映了当时贵州和贵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从“弘治通宝”到“机制银元”，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历史阶段贵州和贵阳发展脚步的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