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多变的筑城

一、民国时期的贵阳城

辛亥革命使贵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国3年（1914年），当局废贵阳府，设贵阳县，属于黔中道。此前的贵筑县移驻至扎佐，后移至息烽，改名为息烽县。当时贵州为道治分三道，贵阳县民国9年（1920年）废黔中道，贵阳县直属贵州省长公署。民国25年（1936年）贵州省分设八个行政督察区，贵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26年（1937年）贵阳县直属省政府管辖。

民国30年（1941年）7月1日，贵阳正式设市，撤销贵阳县，另设贵筑县驻花溪。

首任市长何辑五。何辑五，贵州兴义人，曾任贵州省府委员、建设厅长等职。其兄名声当然大得多——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这位何市长在市区规划报告称：

贵阳市区东北起贵山之阳，经冒沙井、清风洞之间，沿大营坡南下，顺百花山东麓，经沙口入富水，再经红岩冲，汤粑关、图云关，至湘黔公路7.6公里处，为市区的东北、正东、东南界；由湘黔公路7.6公里处起，西经舒家寨、越过南岳山的后龙山，经后槽、土地关、斜出对面的冀山，至五眼桥、太慈桥之间的公路交叉处，南折青山坡，至小车河，为市区的东南、正南、西南界；由小车河西北行，猫猫山、五里关，越两层岩，至新街西的黔滇公路6公里处，为市区西南、正西界；从正西越黔滇公路6公里处，越桢子山至大罗木、入二桥冲，沿小河沟、经桥底下绕六冲关外，抵贵山止，为市区的西北、正北界。

好些地名今天已经不用，那就挑着那些熟悉的地名绕一圈：冒沙井、大营坡、百花山、图云关、舒家寨、太慈桥、小车河、五里冲、鹿冲关……再往外面去，就不属于当时的贵阳市了。

民国33年（1944年）贵阳市设九个区，其中一至五区为城区，六至九区为郊区。

清末，贵筑县县城人口已有6万多人。民国时期的1938年，贵阳城内还仅有8.2万人；到了1942年，猛增至约18.6万人，而在1945年，已经达到了28.5万人——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了。

二、民初的“拆墙运动”

这一时期，对贵阳的城池而言，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是城墙的大规模拆除了：

武昌城头那首义的激烈枪声，不仅宣告了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提醒了世人：火枪火炮已取大刀长矛而代之，冷兵器时代正渐行渐远。

早在宋、元时期，被称之为火铳这样的“管型火器”就已出现，据说，忽必烈在扫荡欧洲时，就带去了这种武器，让欧洲人见识了这种来自东方的“火魔”的厉害。

到了明代，火药枪和火炮就已经成建制装备到军队中，当时的“神机营”便是这样的兵种。神机营是明军的一个特殊兵种，装备火铳、火炮等。这种以枪炮为主要兵器的部队建制，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要早约100年。

只是，当时这样装备起来的“神机营”还数量有限，大多数士兵上前线使用的还是大刀长矛类。

然而，历史的大潮浩浩荡荡，大刀长矛让位于火铳火炮火药桶，也只是早晚的事。

冷兵器走向了寂寞，经历了一代代刀光剑影锤炼的城池，也无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这正是：城市迎来了发展，而城池却走向寂寞。

当然，这种寂寞是渐进式的，得慢慢来。因为就是现代战争，也少不了挖掩体垒沙包。现成的城墙，毕竟还是可以抵挡一阵子枪林弹雨。所以，在民国的那些年里，人们最常见的一幕便是：城墙上，是黑黝黝的枪口晃动；城墙下，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时辰一到，立马关门落锁。老百姓进出城门也需要特别地谦卑和有礼貌，以免“官爷”发生“误会”。“官爷”生气了，问题很严重。所以，那时的贵阳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警防城墙脚，刺刀戳脑壳。”

说到民国时期的拆墙，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贵州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周西城。

周西城，贵州桐梓人。他从军队的最基层干起，一步步升至护国军师长等职。1926年6月就任贵州省省长。同年8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长。民国16年（1927年）2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贵州省主席。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贵州省军事厅厅长。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周西城倒向反蒋的桂系。5月，在离黄果树不远的镇宁与滇军的一次战斗中，负伤溺水而死。时年37岁。

周西城在贵州主政三年，留下了诸多“民间传说”。如他口授的贵州第一份《交通规则》，四句话：“汽车猛如虎，莫走当中路，若不听劝阻，轧死无告处。”言简意赅，直接了当，过耳不忘，一直在百姓中笑传。

1926年，周西城决定在贵阳城内修建环城马路，这条路长20华里，宽10米（3丈）。据说，当时不仅动用了大批男女民工，甚至城内驻军、各校学生也被组织参加修路。当时贵阳城内有5所中等学校，学生共约一千多人。这些学生被划定修筑威清门到头桥一段。可谓全城动员，轰轰烈烈。不到一年，环城马路基本上有模有样（“不期月，而自北迄南环城各段路工告成”）。

这条环城马路北起六广门外，沿威清门、大西门、金锁桥、次南门，再经大南门、老东门、新东门、洪边门，绕了一圈回到六广门。

当时，人们对周西城修马路反应不一。感谢有心人收集了当年的一首民谣，既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拆墙和修路的情况，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的“舆情动态”。

民谣云：

“民国15年拆城墙，周西城坐政在贵阳。喊了一声修马路，众位保董来商量。众位保董商量好，一阵鸡飞狗跳墙。男工妇女无其数，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占了好多好田庄。挖了好多坟阙墓，毁了好多好牌坊。东门拆到西门转，大十字拆得亮堂堂。牌坊拆来垫路走，大巷口拆间好祠堂。拆了有的尤自可，拆了无的好凄凉。哪天出了真命主，天下太平不慌张。马路修得宽又长，两边栽树一行行。哪天树子长高了，大树下头躲阴凉。”

民谣夹叙夹议，情景交融，生动而形象地记录了施工的场面和工程的规模，写实中不乏嘲弄，无奈中又透出某些期许。但无论如何，周氏的修路之举，对近代贵阳城市的发展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修完了环城路就得修城内的路。这正是1927年的一天，连连的大雨之后，老城北门城楼西南角突然坍塌。本来就嫌城墙碍手碍脚的周西城即刻下令，不必修复，楼拆，两头的城墙也一起拆（“恶北门横亘不便，于是城拆楼”）。于是乎，北门一带老城墙便稀里哗啦地倒下了……

三、抗战期间的拆城墙

民国25年（1936年），当局拆去各城门上谯楼，改建作碉堡。各城门也封掉旧门，另建新门，以便与城内道路对接，以更方便交通。

据统计，至1937年，贵阳人口总数为12.6万余人

抗战时期，贵阳因紧邻“陪都”重庆，而成为战时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所谓“西南重镇，陪都屏障”也。

随着大批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和医疗机构，以及大批从沦陷区迁来的人员，到民国34年（1945年），贵阳人口数量已达到28.4万。

贵阳的社会事业也在这一特殊时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原有的工商业有了快速发展，新兴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如橡胶、卷烟、机器制造、汽车修理、钟表眼镜、印刷、洗染、西药、旧货拍卖，以及照相馆、电影院、旅馆等行业的兴起。

到1941年，贵阳已有128家中小工厂以及上千的商铺，城内城外还有5所大学、17所中学、36所小学和4家医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贵阳城人口骤增，交通问题凸显，为保城内畅通，当局遂决定拆墙。

首当其冲的是大南门。大南门月城被拆除，辟为广场。同时封闭原来的城门，在其侧另辟一门，往北与铜像台基本形成一条线，而向南则可直通油榨街，命名中正门。

民国27年（1938年），修筑中山路，将老东门侧城墙拆除，也另开辟一门，直对东山，从而使中山路可以直接与环城马路联通。

至此，老东门、大南门、大西门名号依旧，但已都是新开的城门。

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全省有15个县市遭到日机10余次的骚扰和轰炸。

而最令人发指的当属民国28年（1939年）2月4日的“二·四轰炸”。

这天中午11时许，城东的东山上山顶突然升起大小红灯笼各3个，按当时省防空司令部规定，一个大红灯笼代表日机5架，一个小红灯笼代表日机一架，这意味着有18架日机正朝贵阳飞来。12时许，18架日本轰炸机越过东山，侵入贵阳城上空，对贵阳城的狂轰滥炸随即开始。12时55分，警报方解除。

此次轰炸，明显经过了长期的精心谋划。

日机分成两批，每批各3组，每组各3架飞机。一组由东而西，轰炸市中心中山东路、三板桥、大十字、贯珠桥、中山西路一线；一组由东向北，轰炸现富水中路、省府路、正新街、王家巷、飞山街等城北一带；再一组由东向南，轰炸今护国路、中华南路、博爱路、阳明路、一中桥等城南地区。轰炸的目标集中于南明河以北，喷水池以南，以大十字为中心的中心繁华区。

两轮轰炸，日机共投弹129枚，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这明显是针对当时贵阳城内建筑多为木结构、砖木结构，容易引燃着火的特点。一些地段，大火几天仍在燃烧。

令人发指的日本帝国主义于民国28年（1939）2月4日对贵阳市中心狂轰滥炸，欠下贵阳人民一大笔血债。

大十字警察岗亭被炸成一个深16米，宽12米的大坑，3名警察丧生。

位于博爱路、复兴巷的省立医院中弹三枚，医院损失惨重。

短短的正新街，竟然落下了8枚炸弹。

据当时的市警察局事后统计，轰炸中，521人当即身亡，700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灾民达数万人。被毁房屋1326幢，除了大量的民居，被摧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恒兴益百货店、隆昌源百货店、7永丰泰百货店、亨得利钟表眼镜行、刘源春五金铺、中央银行贵州分行、凤祥银楼、宝成银楼、光艺照相馆，阿嘛照相馆、皇后饭店、金筑戏院、群新电影院、复旦女校等等。当时贵阳城，处处残垣断壁，成了一片硕大的瓦砾场。

贵阳自“顺元城”以来的600多年间，数十代人打造，经年累月形成和积淀的精华，全部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毁于一旦。直至1945年，大十字一带的元气都尚未完全恢复。

二月初的贵阳，气温很低。由于整个城区已是一片废墟，灾民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痛苦不堪。

70余年过去了，这个账我们必须记着！

“二·四”轰炸，加快了贵阳城墙的拆除进程。

为便于人们在空袭中疏散，当局陆续拆除部分城墙，以增加出城通道：在老东门至次南门间，新开禹门、指月、会文三道城门；在老东门至新东门间，新开了忠烈、三民两道城门；在新东门与洪边门间，新开了虎门；在六广门与威清门间，新开了霁云门、乐群门；在威清门至大西门间，新开了世杰门、飞山门。

和以往的拆墙相比，这一时期的拆墙，有三个不同点：

一是当局从战时需要考虑，一些仍然具有军事价值地段的城墙不拆（“多留据点，以资拱卫”）。这表明拆墙是有规划的。

二是开始把拆下来的石头标价卖出（“以拆除之城石头卖价”）。将拆下来的石头卖给那些有意建房的人，无论是下地基，还是修台阶、砌保坎，这些城墙石，无疑都是上好的建材。

三是拆除城墙后的地基，也出售给市民建房。在这种地方建房，一无二次拆迁之虞，二无“钉子户”的麻烦，想来市场情况很好。

即使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拆除城墙也算得上是个大动作。故省府当局专门致函省临时参议会，就“贵阳市旧有城垣，对于空袭时市民之疏散至为阻碍，拟分期拆除，即以拆除石料建筑水闸、消防水池，墙基地改建马路”的情况，作了陈述。

民国31年（1942年）3月，作为拆墙领导机构的“市政府拆除贵阳城垣委员会”成立，次年又组建了“拆城工程事务所”。贵阳城墙的大拆迁就“嘿卓嘿卓”地开始了。

当时对城墙石头的卖价定为：成型的整块石头，每立方“法币”50元，估计是销路甚好，后上调为100元；毛石每立方25元，后上调为50元。

按照所制定的工程计划，整个贵阳城墙将于民国33年（1944年）9月拆成，后又决定延期至34年（1945年）3月拆完。然而，随着“黔南事变”的发生（日军进犯贵州独山），拆墙委员会和事务所等机构疏散，计划最终成了半截子工程。

四、抗战之后的拆墙

抗战胜利后，贵阳拆墙工程继续。这个时候的拆城，也得提到一个人——杨森。杨森，四川广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他1945年1月出任贵州省主席，次年，兼任贵阳市长。

此人对体育运动颇为热衷，代表性的语录是：“打牌、打麻将，壮人也会打死；打拳、打球，弱人则能打壮。”其当政期间，在六广门兴建了全省当时最大的体育场——贵阳市体育场，还办过好几届全省性的体育运动会。甚至连地处城中心的公园——梦草公园（今中山西路）里——那直径达100多米的梦草池，也被他以池水不卫生为由，填掉做了篮球场。六广门本是贵阳外城上的一座城门，修建于明天启年间，因为通往六广（今修文）而得名。民国时期，城墙和城门都被拆除，杨森在六广门建起合群体育场后，六广门被植入不少运动元素。1945年，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长后，对合群体育场进行扩建，建起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设施，同时将其改名为“贵阳市立体育场”。

民国35年（1946年）8月，贵阳城举办了一场冠名“杨森杯”的排球赛——估计称得上是贵州体育赛事上最早以个人名义冠名的“杯”赛。据说，开赛那天，杨森还兴致勃勃地亲临现场观战。不料中途球迷骚乱，秩序大乱，还打了裁判。对杨主席来说，此事大大扫兴，却让报纸记者很少兴奋了一阵，而老百姓的茶余饭后，也增添了不少谈资。

球迷骚乱的事放下不表，还是来谈谈拆墙。

杨森兼任贵阳市长后，下令继续拆除全部城墙，一面拆墙，一面修路。城内中华路（六广门至大南门）、省府路这两条主干道，铺设的全是整齐的石块路面，与城内的其它的泥沙混合碎石的路面相比，这两条路自然是相当的“高级”了，人称“高级马路”。今天城北的城基路，就是那时在拆除北门至威清门段城墙后，在“城基”上修建的一条新马路。

当然，那城墙的石头还是要接着卖的，地基也是要接着卖的——这种“现蒸热卖”只管收钱的活路哪个不喜欢？虽然每块石头都有标价，每尺地基也都折算有银两，只是，从此账目不清，流向不明……一番大拆之后，贵阳城仅在城东、城南保存了少部分断垣残壁（如老东门文昌阁一带），其余地段的城墙都基本拆除了。

贵阳基本上没有了城墙。

此时，贵阳城区面积6.8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