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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屯堡与自由移民
一、屯堡移民前赴后继
关于屯堡移民魏晋以来就开始了。
魏晋时期，人们把今滇和川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称为“南中”，当时由于内地陷于长期分裂割据，对西南地区控制力量削弱，南中一带的实际权力，逐步落入当地被称为“大姓”的豪强和夷帅之手。
这些南中“大姓”，不少是两汉时期内地移民的上层，自武帝经营西南，移民垦殖以来，那些进入南中进行屯垦的地主、豪绅，不但从经营垦殖中获得巨大利益，积累了大量产业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富豪，而且由于移民垦殖的需要，与移入垦殖的劳动者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封建依附关系，逐渐形成拥有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
那些进入南中进行屯垦的屯民，有的在内地时本来就是他们的佃户，有的是破产后的游民，他们在招募随同迁入南中后，一方面无经济力量购买独立垦殖所需的土地、耕牛、农具，不得不依附于地主、富豪；另一方面则因进入民族地区屯垦，与当地土著居民互不了解，需依赖于地主、富豪的保护，而那些移入的地主、豪绅又需借助这些移民的力量，才能在与当地土豪夷帅的争夺中站稳脚跟。在内地迁来大姓的影响下，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吸取内地迁来大姓的剥削方式，成为土著大姓。当时，今贵州境内的夷、汉大姓主要有龙、傅、尹、董、谢等家族。据《华阳国志》记载，并经考古发掘证实，除谢姓外，皆由“三蜀”（蜀郡、广汉、犍为合称）地区迁来。
自战国末年庄蹻入滇改且兰为牂柯，“分侯支党，传数百年”，内地移民已开始进入黔中一带。及汉武帝开西南夷，设立郡县，将且兰地设置为牂柯郡治后又“移豪民，田南夷”，内地官吏、驻军、屯民更大量迁入。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割据势力对南中的剧烈争夺，不但大批官吏、驻军、屯民迁入，同时也引起夜郎族群的巨大变化，在各族群频繁的迁徙变动中，有的强盛起来，有的衰落下去，有的分化，有的融合。这便使黔中腹地开始形成多民族杂居的局面，其文化也在这些不断迁徙的交融中得以相互渗透。
元代，黔中与外地的交流也有了变化，外来人员多了起来。
虽然大规模的屯田是明以后的事，但元初用兵频繁，且用兵的地方越来越远，一些战略要地还必须留下部队镇守，军队吃饭也便也成了问题，军队屯田的做法也就产生了。这些屯田的军士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有组织的外来人员。他们中虽然趁乱逃走的人不少，却也有一些人定居下来，繁衍子孙，逐渐成了“贵州人”的一部分。
二、顺元城引得“外商”来
顺元城的建成和命名自然会引来一些精明的商人。当时，有多少外地商贾到过顺元城，他们都是何方人氏，从事哪些营生，我们已难以弄清。但史书也确实记载了在元至正年间，有一个姓彭名如玉的江西籍商人（“庐陵贾人”），就把买卖做到了顺元城。
彭老板不惧翻山越岭，顶风冒雨，以及可能碰上“山大王”劫道的危险，带着大批货物跑到这边陲之地施展拳脚。后来发了，不敢忘“本”，于是慷慨捐资，在城里出资修了一座普庵堂（后称“大兴寺”）。
普庵堂是纪念南宋圣僧普庵禅师的。这位禅师籍贯江西，彭商人也是江西人氏，他在顺元城建普庵堂的举动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得提一提的是，大兴寺内还有座武庙，红脸的关公端坐在里面享受香火。相传关二爷成神后常常回到人世间扶贫济困，做买卖的人若能得到关帝爷相助，商场上一定顺风顺水，即使炒股亏了也会扳回本钱。彭老板是商人，大兴寺有武庙和关帝爷的神像，自然顺理成章。
这大兴寺的位置大约在今天大十字靠中华南路路口，绝对的黄金地段。清末，大兴寺成了驻守贵阳的清军的武器弹药库，如此典型的挪作他用，彭老板泉下有知，将情何以堪！自然，这是后话。
彭如玉这位江西老表当是史籍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外地商人。我们不知道他具体都经营些什么业务，但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各种商务活动，带来的不仅有布匹、丝绸、纸张、茶叶、瓷器、铜铁制品……自然也带来了诸多的“市场经济”理念，对黔中这块土地的开发，对顺元城今后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随着元帝国的覆亡，忽必烈大军的统治也退出了云贵高原。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对贵阳城的发展来说，元朝其实很给力！
三、明清移民呈高潮
明代的大规模屯堡移民。
明代是贵阳政治经济文化显著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使贵阳成为“移民城市”的重要时期。驿道的畅通是贵阳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云南以贵州为通道，四川和广西的往来也以贵州为必经之地，贵阳因此成了“万马归槽”的地方，使贵阳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
明代在贵阳地区采取屯田的方式组织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
明代在贵州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建有城堡两百多处。军屯不仅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屯堡与汉寨、苗寨相间，无论是兴建屯堡、开辟田亩、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农耕技术，都起了很大作用。
贵州的军屯，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过明初60多年的经营，到宣统八年（1433年），仅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即有屯堡七百余所，屯田在九十三万亩以上，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贵州旗军曾达158828名。
关于明代的民屯，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民屯有三个特点：一是通过政府行为“移民就宽乡”是一种途径，由政府“招徕游民”或“以罪徙实之”也是一种途径；二是民屯与军屯分属两个系统，民屯归府、州、县所管上达于布政使司，军屯领之卫所而达于司；三是因民屯系由官府组织，通常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而且给予优待，三年后才开始科税。“移民就宽乡”不是自发行为，而是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至嘉靖年间，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民户计66684户250420丁口民屯开垦大量土地，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另有旱地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亩。
至于商屯，《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商屯与“开中”关系密切，由于贵州卫所驻军极多，虽有军屯，而粮食不敷军用，所以招募商人来贵州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所以“开中”很盛，商屯实为军屯的补充。
残存的屯堡的围墙，墙上建有垛口。
此外，大批匠户进入贵阳，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建设。贵阳城在明代向北扩展，在天启年间在北门外建设新城，基本确立了贵阳城的规模。贵阳城成了全省文化中心，办起了官学、书院，人才汇聚。佛教、道教在贵阳传播，建起了许多宫观寺庙。贵阳的许多建筑，如甲秀楼、文昌阁、阳明洞都是明代建筑。
清代的自由移民潮。
这时期的移民不像屯堡那样是有组织的群体性移民，而是经济原因或避战乱导致的移民。来黔中的移民或是到农村充当佃户，或是从事贸易和手工，或是来贵州购置田产。据记载，至乾隆年间，迁入贵州的汉民已达8万多户约40万人，贵阳居多数。这时期，工矿业兴盛起来，开州汞矿和贵阳铸钱都有相当规模，定番纸、清镇绸、贵定丝烟都很有名，农村还出现了若干打铁寨、瓦窑寨、锯镰寨、煤窑寨、砂锅寨等专业村寨。城市商业活跃，形成了“七十二行”，有很多成行成市的街道，各地客商云集贵阳设立会馆。至晚清，贵阳出现了近代企业，交通、通讯业有了较大的变化。贵阳文通书局是最早的近代企业，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近代金融、电信等企业也陆续开办起来。贵山、正本、正习等书院的开办培养了不少人才，贵阳府在清代出了900举人、100多名进士和21名武进士，还出了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赵以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