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朝在贵州的事

一、石头城的里里外外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41岁的朱元璋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城头变幻大王旗。

大王换人了，大王旗也就换了，“顺元城”这个名称自然也就作废了。于是，“顺元”又改回作“贵州”，就如当年大元改“贵州”为“顺元”一个道理。

新王朝得有新气象。

改名换姓算是非物质文化范畴，那真砖真瓦的旧城改造，无疑应属于物质文化建设工程了。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贵阳城在明王朝有过多次改造修葺，而最重要的改扩建有两次，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一次在明末天启年间。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后，贵阳城获得了明开国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造。此次改造，一是将城墙北向扩到了今喷水池处；二是将土城改为石城（“瓮以石”），这是贵阳城一次质的飞跃。具体说，就是在泥土的墙心外，包上大石块。那时没有水泥，为了城墙坚固，往往要在石缝间填充糯米饭拌石灰之类的粘合剂，当年这“贵州城”想来也“吃”了不少的糯米饭（以后的历史会给我们证明，这糯米饭没白吃）。

这座石头城被称作“内城”。

天启六年（1626年），贵阳城在熬过了一系列战火之后，再次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重中之重是在城北向外新砌了2000多米的城墙，将今中华北路、黔灵西路、延安东路、威清路等等一带尽入囊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扩容”，贵阳城池面积达到了2.25平方公里，基本上形成了此后数百年贵阳中心城区的格局。

这新拓展的部分称为“外城”。

内城、外城通过北门沟通。两城共有9座城门，也各被命名了很“文化气息”的名字，如朝京门、柔远门、德化门等。不过，还是老百姓口中的老东门、大西门、次南门等等，被一直叫到了今天。“俗”，但好用。

修城是一回事，守土是另一回事。征南结束，朱元璋即令30万大军留守黔中各地，并设立了军事机构——卫、所。此举固然有利于边疆的稳固，但几十万个肚皮的吃饭问题，绝非可以随便忽悠的。贵州卫有一份报告就称，军队每年需要粮食700万斤（“岁计军粮七万余石”）。由是，明代军队屯田的做法就比元朝规模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官兵们一手持矛，一手拿锄，一面种田养活自己，一面担负着出征打仗的任务，很有些“建设兵团”味道。对此，朱元璋曾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屯田将士和家属住的地方叫屯堡。屯堡林立黔中大地，今贵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明代贵阳地区设有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卫下为千户所，千户所下为百户所，百户所均建立屯堡，数量超过了100座。

今天，即使在贵阳近郊，人们依然会听到许多与“屯”和“堡”相关的地名，如尖山屯、五里屯、八里屯、洛湾堡、永乐堡、孟官堡等等。

今天的花溪中心城区，那时叫花仡佬堡；古镇青岩则叫青岩堡；我们去天河潭时得路过的那个合朋村，原先叫合朋堡。

一般地说，屯堡的名称除了沿用原先的老地名外，很多情况或以当地长官的姓名命名，如陈亮堡、杨眉堡、朱昌堡等；或者以长官的姓氏命名，如王官堡、周官堡、孟官堡等；或以地理位置命名，如五里屯、八里屯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当地的某个特征命名，如尖山堡、黄泥堡等；再就是以当地出产的某种东西命名，这就是杨梅堡、毛栗堡等的来历。

花溪城区南面有个落平堡（洛平），它原先的名字叫大酸汤堡，其附近还有一个小酸汤堡。从一些老乡那里我们知道，在食盐缺乏和没有冷库冰箱的年代，酸汤是最能保持食物不变质的。这个叫“酸汤堡”的屯堡，按照屯堡命名的特点，它应当与这里出产的酸汤这种可以食用的液体有关，有些来头的。

若有人对“舌尖上的屯堡”这个课题有兴趣，考证出这酸汤堡的酸汤，真的跟当今酸汤鱼的制作原料有历史传承关系，凭着它的特有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洛平酸汤鱼”完全可以申报个“地理标志产品”，而不必动辄借用别人家的“凯里酸汤鱼”了。

酸汤和酸汤鱼的事我们姑且不说，但这些今天依然沿用的古老地名向我们透露出的数百年前的若干信息，让人们仍旧看到贵阳城久远的身影和足迹，令人无限遐想。

二、朱皇帝遇见贵州马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大军南征最后的割据之地云南，最终实现了天下的大一统，史称“洪武征南”、“洪武开滇”。

朝廷大军出征，已表示归顺的黔中各地土司，便接到了朱元璋的纸条：派兵助战，输粮送草，提供战马，支援前方。众土司自然不敢怠慢，黔中地区的金筑长官司更是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一下子送上了500匹好马。朱元璋龙颜大悦，不仅口头表扬了一番，还许诺说，等到我大军班师回朝，一定会重重嘉奖你（“候班师之日，重劳尔功”）。

古代贵州产马，宋代就已有名。相对北方马如蒙古马，这种贵州马个头虽小，但吃苦耐劳，适应性强，负重量大，尤善翻山越岭，长途奔走。在明大军征讨云南时，贵州马的种种优点就为朱元璋及其属下看重。有位叫李学一的在贵州任职的官员就在一篇碑文中说：“贵州为西南重地，而远在万里，安能一日忘兵，又安能一日忘马！”

贵州马是不能小瞧的。

为了保证军队用马和随时补充马源，朝廷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管理军马事务的机构，京城有太仆寺，地方有马政所。贵州各地就设立有若干的马政所，负责贵州军马的饲养和输送。顺便说一句，太仆寺最高长官叫太仆寺卿，从三品，算是副部级。由此看来，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当“弼马温”，听起来虽不那么入耳，却也不完全是忽悠。

贵州出土文物中的马文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平日忒习惯吃折耳根炒腊肉的土司们，看到当今皇上如此喜爱贵州马，每逢朝贡，贵州马便毫无疑问地成了他们礼单上的首选贡品，而朱元璋对这些“放马过来”的土司的赏赐，也特别丰厚。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贵州宣慰使（厅级土司）安的贡马66匹（任何时候都得讲究“六六大顺”），收获的赏赐是全套的三品大员制服、纱罗袭衣、银花金带，白金300两，另加绮、帛、纱锭若干。既得了利又得了名，土司们是赚了一把。

然而，朱皇帝却不是冤大头。他早看到贵州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贵州的事处理不好，云南即使占领了也难以稳定（“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他正是通过拉拢和安抚黔中地区的部族首领们，确保了开国之初王朝的统一大局和边疆稳定。何况，还有源源不断的贵州良马可供随时调用。

今天贵阳三桥，有个地名叫“马王庙”。曾有人对这个地名表示疑惑：“是不是和马有关？”说实在的，它还真的和马有关。

马王庙是祭祀马王爷的庙宇所在地，古代很常见。古人认为，人离不开神的庇护，马也如此。马王爷就是马的保护神。马王爷的学名叫“水草马明王”或“灵官马元帅”。俗话说“马王爷有三只眼”，在诸神世界里，另外一个有三只眼的是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神，足见没有三下两下的“真才实学”，马王爷是享受不了至少一居室的住房条件和香蜡纸烛供奉的待遇的。

相传马王爷的“生日”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今天北方一些农村地区，还有给马王爷过生日的习俗。这一天绝不能让马啊、骡啊什么的干活，关在圈里也不行，得放到山坡上让它们去美美地饱餐，想吃青草吃青草，想啃树皮啃树皮。家里得隆重地给马王爷烧香点烛，燃放爆竹，自然也顺便请马王爷保佑六畜平安。

马政所既然是管马的地方，所里面当然就得建马王庙，得供马王爷。据说，当时不仅贵阳城外有马王庙，城内也有，今天的都司路上，就有座马王庙。都司路那年月是贵州都指挥使司（省军区）办公大院所在地，驻有重兵，管马的机构可以跟它作邻居，足见马政所很“牛”。

这些马政所和马王庙如今均已不存，唯位于三桥的马王庙作为地名流传下来。

三、春寒料峭时来了王阳明

朱元璋出身低微，登基前，不是忙着放牛、化缘，就是忙着造反打天下，没时间去参加什么学前学后教育，拿个什么资格证书，但这位皇帝不愧为“自学成才先进个人”，他不仅通过读书有了诸多收获（“朕每观书，自觉有益”），而且明白了一定要把教育搞上去的道理。

明开国后，朱元璋就提出要发展文化教育业，倡导儒学，主张学圣人之言，号召读四书五经。他认为元朝末年，许多学校名存实亡，教化荒废，社会风气不好，是导致元朝灭亡的一个原因。他要求中央建立国子监，地方各级兴办书院、儒学、卫学、社学等，广纳读书之人。

对边远的黔中地区，朱元璋也未曾忽略。土司官职原本是世袭的，老子死了有儿子接班，儿子死了有孙子接班，子子孙孙接班下去，雷打也不动的。可朱皇帝有新规定，必须是拿到过国子监毕业证书的“官二代”、“官三代”，才可以接班，否则免谈。弄得那些土司子弟不读书不参加高考都不成，混也要混一张文凭。

前面说到的那位厅级土司安的进京朝贡，朱元璋除了给予他一大堆奖品外，还特别划拨了一笔办学经费，交代他回去后要办所学校，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有了上面的大力推动，明代的贵州教育业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书院的发展开一代新风。据已故贵阳地方志专家何静梧先生考证，明代贵阳城，除文明书院外，还有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和渔矶书院等。

书院教育在贵州的兴起和发展，传播了中原文化，推动贵州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交流，培养了人才，适应了贵州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黔中地区文化上的影响总体上是属于“正能量”的。

时间到了正德四年（1509年）。

这一年，黔中文化标志的贵阳文明书院，修葺一新。

修葺一新的文明书院举办了首场学术论坛。

数以百计的年轻学子，恭恭敬敬地围坐在一位面容清瘦、略显营养不良的中年人的四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他的演讲。

为了迎接这位主讲人的到来，贵州前后两任提学副使（“省教育厅长”）毛科、席殊，多次发函邀请，前往拜访，还特地把城内的书院翻修了一遍。

来演讲的这个人曾在京城有正式工作，工作单位是“国防部”。一般说来，如果混得好的话，很有机会在皇上跟前混个眼熟。

但此时他所任职务却是贵州龙场（今修文龙岗）驿丞（邮政点点长兼接待站站长），一个不入“品”的小吏。他从京城来到贵州，不是来参观考察的，而是被痛打一顿后（“廷杖”）再发配来的，来的路上还差点被人黑掉——只因为他得罪了那个把持朝政，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

是的，你已经知道了，他叫王守仁，我们更多地称呼他王阳明。

经过多次邀请，王阳明为贵州主管教育官员的诚挚所感动，于1509年初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暂别了他亲手创办的龙岗书院，来到了百里之外的贵阳。

王守仁塑像。

这座山城的人没有理睬刘瑾一党，也没有嫌弃王阳明此时的落难境遇，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学者，请他来担任学术论坛的嘉宾，来“传经送宝”，来培养后学，同时也顺便调养调养身体。

从这年春到这年秋，阳明先生在这座书院讲了大半年的学。这位日后被奉为圣贤的中年人，在这座书院第一次公开发布了他的最新学术成果——“知行合一”学说（心学）。“心学”正是从贵阳城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正所谓“悟道于龙岗，传道于贵阳”是也。

讲学论道之余，阳明先生也常常城内半日游、城外一日游，考察过大兴寺，拜访过忠烈宫，攀爬过栖霞岭，登临过仙人洞，在贵阳留下了好些诗文。

他笔下那时的太子桥、小车河一带的景色是：“树里茅亭藏小景，竹间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犹含雨，岸柳重阴渐满川。”这样的诗句完全可以镌刻在今天小车河湿地公园大门口。什么叫“人文底蕴”？这就是。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王阳明立即被落实“干部政策”，任命为江西庐陵知县。在南明河畔的大南门外，他揖别了前来送行的好友、弟子，再一次看了看曾给了他无限关照的山城，转身走了。

他走了，给这片土地留下的是“知行合一”这样一笔精神财富。

他走了，开始演绎他更为壮阔的人生。

四、一座楼与一个人

甲秀楼，无疑是贵阳当之无愧的的地标性建筑。

提起甲秀楼，得提到一个人——江东之。

江东之，安徽人，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当过言官，也就是在朝廷上，在皇帝跟前，挑刺的官、骂人的官、提意见的官。江言官工作很努力，信念很执着，但“效果”一般不好，故那一阶段的评价也不高。他一度官居“厅局级”，却也因“制造麻烦”而被连连降级。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调任贵州巡抚，成了江巡抚。

或许是厌倦了庙堂之上的那些口水乱飞的“窝里斗”，更或许是受到贵州这方水土这方人的感染，本来就不失为一个正直人的他，在贵州期间，的确做过诸多好事。

今日甲秀楼。

比如通过从矿产税中抽出部分以购置官田，再用出租官田的收入搞了一个“扶贫基金”，专门用于资助那些穷苦但有志读书的年轻人（锐意向学）；通过出租官田的租金，保证了公立门诊部（惠民药局）购置药品的经费来源，使那些无钱求医的患者能看上病；他还下令储存粮食，以备荒年救急之需等等。

他还令人考察南明河至乌江流域的情况，研究疏通河道问题，打算为贵阳城开辟一条水上运输通道（可惜因他离去而未能实施）。

这位巡抚还很关心地方文化建设，其任内完成的24卷的万历《贵州通志》，他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为之写了序。这部志书的修成，可谓贵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后人研究贵州古代史的宝贵文献。

在历任的贵州巡抚中，江东之在位时间不长，但却留下了当官就该当像江东之那样的官的赞誉（“抚者必以东之为首”），实在难得。

修建甲秀楼，是其在任内操作的一大工程，据说是为了培养一种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但甲秀楼这个名称并不是江巡抚命名的。

“甲秀楼”得名及“秀甲黔中”等等附会，是后来文人们的事。

甲秀楼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建。遗憾的是，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巡抚因“播州（遵义）之乱”受到追究，罢去贵州巡抚，贬为庶民，离开贵州。这也决定了这座楼的建设一波三折。

尽管他离任时特地为甲秀楼的继续修建留出了500两黄金，希望能专款专用，但工程工期却一拖再拖。当然，其间也有天灾（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贵州大旱）等的影响，这项工程硬是直到贵州历史上又一位颇有建树的巡抚郭子章到任，才得以完工。完工时间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然此时，江东之已在他的故乡，在郁郁寡欢中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江东之走了，没有带走什么，但永远地为贵阳城留下了一座历经了数百载风雨的地标性建筑。

其实，那个播州之乱岂是一个省巡抚所能解决的？你只要看看今天遵义城边上的海龙囤的那庞大规模、那恢宏架势，足可以想象出那年月土皇帝杨应龙的权势是如何的大，不知是多少朝代纵容出来的。

为对付这个越来越坐大的杨土司，在历经了数次围剿的失败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万历皇帝下决心集中了中央和地方的24万大军，讨伐这股割据势力。耗去了4个多月时间，耗去了数百万两白银，耗去了无数官兵的性命，方才平定了盘踞黔北的这个大土司（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杨土司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大明王朝的元气也由此大伤，走向衰落的进程也大大加快了。

皇帝亲自办都这么难，却把罪责加在一个外来地方官头上，还把他下了岗，难怪江东之要郁闷了。

历史上，甲秀楼曾几经焚毁，多次修葺。天启元年（1621年）焚毁，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抚田雯重建，恢复了甲秀楼的称呼。清代最后一次修葺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最近的一次大修葺，在1980年代。

甲秀楼自建成以来，便是文人骚客聚集之处，题咏甚多。据统计，明清两朝，就有两位云贵总督、9位贵州巡抚为此楼题写过诗词或楹联。在贵州的历史建筑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最早题咏此楼的是江东之，诗云：

在提到有关题写甲秀楼的诗文时，不能不提及清代贵阳翰林刘玉山所撰206字长联。该联比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还多26个字，此联览贵阳城事，描山川形势，记古今变迁，抒浩然之情，确实值得一读（本丛书中有一册专述贵阳名胜，甲秀楼有详述，这里就不多着笔了）。

不过，在人们似乎越来越偏爱“140字”内解决问题的当今，我们似乎也挺钟情下面几则“微博体”诗：

看，多精彩！

五、石头城的劫难

天启二年（1622年）初，南方的天空飘着北方的雪。

凛冽的寒风中，一位官员带着大队官兵正朝“贵州”匆匆行进。他已被朝廷任命为贵州巡抚，此时正忙着赶去上任，他叫王三善。（今天提起王三善，知晓的人不多了，相传他就是《苏三起解》里给苏三平反的那个原型人物。）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浓云低垂的贵阳城头，也有一位官员正心事重重地遥望着城外那连绵起伏的苍山，他是写了6次退休报告才获批准的原巡抚李耘。新巡抚还未到，他还顶着“代巡抚”的帽子干维持会工作，过几天大印一交，就可以和这里说“拜拜”了。

正所谓城外的人正赶着进来，而城内的人正盼着出去。

然而，这一切在2月7日这天变了。这一天，水西（今鸭池河以西）土司安邦彦率10万大军突然进逼贵阳，把仅有3000守军的贵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此时，省城诸多官员或者正忙着在省内各地检查工作，或者刚好出差京城“打酱油”，城里的领导人只剩下这位“代巡抚”，以及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点”巡视的京官史永安等人。“代巡抚”虽然是个文人，倒也不怕牺牲，下定决心，带着军民据城自守。

安邦彦绕着贵阳城骑马视察了一圈，感到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在他看来，打下贵阳城实在是费不了多大劲。且不要说他带来的10万人手拿的是真刀真枪，就是拿10万把竹扫把，扫起来的灰尘也得把你埋了啊！

估计是北门地势相对平坦，安邦彦下令首攻北门。没料到，强攻也好，偷袭也罢，却屡屡受挫。东方不亮西方亮，转而去打老东门，打次南门，依然没讨到便宜。安邦彦不懂得那个李耘是什么人，但他知道了守城的人意志很硬，“吃”过糯米饭的石头城也很坚硬——绝对不是“豆腐渣”。

俗话说，大路不通走茅坡。连续的受挫，自然会让人恼羞成怒，恼羞成怒了便会生出新的办法，安邦彦想出的办法就是攻陷贵阳城周边城镇，切断贵阳粮道。明摆着就是说：老子打不死你也要饿死你。

古城石墙遗址。

上任路上的王三善已经得到了朝廷要他速解贵阳之围的命令，可手边兵力仅万余人，不敢贸然进军，只好求四川、湖广的同僚拉兄弟一把。到了这年6月，王巡抚还在据省城两百多里的平越（今福泉县），伸长脖子等候援军（“拥兵不前”）。

这一来，贵阳惨了！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援绝粮尽”），弄到后来，城内是饿殍遍地，死者不计其数，甚至达到“人相食”的惨烈地步。

直到年底，援军终于来到贵阳，安军被击溃。12月7日这天，一群骑兵飞奔而来，朝着城头大呼：“新巡抚王大人到啦！”城内的人这才相信了眼前的事实，顿时欢呼起来：贵阳之解围了，这下有活命了（“举城欢呼更生”）。

李代巡抚也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自明开国以来，贵阳城历经200多年发展，经济渐趋繁荣，人口逐年增加，城内店家商号比邻，学堂会馆催生；城外居民也渐多，尤其是北门外人口密集，街道渐次形成，俨然已是市外之市、城外之城。此次围城之劫难，城池受损，城外百姓的房屋财产尽被焚毁，可谓元气大伤，城池的毁坏也可想而知。

“围城十月”对贵阳城的破坏甚大，战事一结束，省城当局很快奏请朝廷批准对城池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修葺的破损城墙达3000多米，还有3座城门。

古代，修城是件大事，必须得上报中央政府批准，否则也是会被视为“违章建筑”的。多任的地方官员出于城池防守，也出于老城外居民日渐增多、城内日益拥挤的现实，多次写报告申请修筑外城，但一直未获批准。

天启六年（1626年），贵州当局再一次给领导打报告申请扩大城池。这一回，朝廷总算是批准了贵阳扩城——准许修筑贵阳城的外城。这次“申扩”的成功，有了贵阳的“外城”。

贵阳城的这内城和外城，并非如其它地方的那种外面“大圆”套里面“小圆”的形式，而是两个圆圈“相切”，“切点”在今天的北门处，或者说，内城和外城通过北门连通。这样的内城加外城的形式，构成了此后数百年贵阳老城区的基本格局。

工程完工后，省城当局专门给朝廷写了汇报总结，顺带也自我表扬了一番：我们在工作中非常注意勤俭节约，所需的木材取用的是当地的竹子（足见贵阳竹子多），石头则在附近的山上开采（“木因于箐，石因于山”），开挖搬运之类的重体力活，全由士兵们承担（“因之兵力”），只有木工、石匠、瓦灰工等技术岗位，花费大些，但总体来说，还是很节省银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