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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顺元”不是个传说
时间来到1279年。
这一年，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上，是元至元十六年，也是宋祥兴二年。
这一年，在南中国海上，忽必烈大军给了南宋王朝最后一击，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在宁死不降的大臣一番谆谆教导之后（“国事如此，陛下当尽忠”），被背着跃入滚滚波涛，给历史留下了这个颠簸流离的小朝廷最后的背影。
这一年，同样是遵照忽必烈的旨意，元帝国另一支精锐部队势如破竹般向黔中腹地突进。旌旗猎猎尘烟起，吃着火锅唱着歌，他们一路征讨剿灭，一路高调招降（“各为其地安抚使，佩虎符”），终于来到了一个叫“贵州”的地方。
这个“贵州”，今天叫“贵阳”。
关于这个“贵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史书记载，元军未到这个“贵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道“城墙”了——当然它只不过是相当简陋的土砌围墙而已。
毫无疑问，在常年东征西讨、攻城略地的元军将士眼里，眼前的这个叫“贵州”的城池实在是太过于寒酸和窘促，或许只能称作“院墙”，根本不能与中原大地上的那些城池相比肩。
于是，这一年，在大军统帅部进驻之后，便赶紧征召（换一个词也就是“抓”）民夫垒土筑城，沉积千古的贵山之阳盆地上，响起了建筑城墙的夯土声。这是贵州城市建设史的第一篇章。史载，这座土城北到钟鼓楼（今勇烈路），东到老东门，西到大西门，南到大南门，这一圈的面积仅有1.25平方公里，却俨然是一座“像模像样”的土城了。
当然，按照尽可能地抹去前朝印迹的历代王朝的惯例，元统治者把“贵州”改成了“顺元” [1] 。
于是，在元帝国西南的疆土上，有了一个顺元城。
顺元城得名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央政府的正式命名的城邑，并首次记入官方正典。从此，史籍中关于这座城池的记载，慢慢多了起来。
“顺元”者，顺从大元帝国也，意思明白无误。当然，这也只是统治者的美好愿景。在此后的岁月里，“顺元城”的称谓仅见于官府的文书，而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贩夫走卒，人们更多地还是呼其为“贵州”。甚至元代官员在战事繁忙的时候，自己也会在给领导的报告中一再地用到“贵州”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顺元城”的建设和命名，为此后贵州和贵阳的演变，留下了清晰而重要的印记，并影响着它未来的发展。清《贵阳府志》云：“贵阳府城即元顺元城也！”
镇守疆土，有粮草的问题；土司归顺，有管理的问题。总之，大小事务多了，得有个“有关部门”来管理，于是中央政府在这座城里（今都司路上）设立了“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这是元王朝在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最高机关，军政大员均直接由朝廷任命，代表朝廷推行中央政令，管辖地方事务。至此，顺元城作为黔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说：对贵阳城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元朝其实很给力。
一、土城真容
顺元城是一座土城。
但切勿以为土夯的城墙就上不了“档次”。要知道，即使由元世祖忽必烈直接指挥营造了18年的元大都（北京）城，也是由夯土筑成的。直到明代，这种土筑的城墙才逐渐改造为砖或石头的城。
顺元城东起今老东门，西抵今大西门，南至今大南门，北到今勇烈路（王家巷口）。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华南路、中山东路、中山西路、护国路、都司路、博爱路、公园路、富水路等等，都统统包括在这座土城内了。
这是一座近乎圆形的城池，面积约1.25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么点地方，成了日后数百年里贵阳城发展变化的根基，毫无疑问的中心城区。
元大都遗址（北京）。
顺元城西、南临市西、南明两河，两条河使顺元城多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东、北则是人工开挖的、作护城河用的深沟大壕。这种沟壕古人称之为“池”，所谓“城池”一词就是这么来的。顺元城城北的墙头上建有谯楼。旧时，谯楼也称作更楼、钟鼓楼，不仅作守城瞭望之用，还利用架在城楼上的钟鼓报时，特别是宣布每日的宵禁时间，这不妨看着是一种“城管”手段。
土城内自然有街道，有房屋，还有不少的竹林——那时称为“菁”。
顺元城有记载的建筑不多，且多为庙、寺之类。如建在今大十字附近的普安寺，建在今中山东路上的大道观、中华南路上的忠烈宫等。关于大兴寺，我们稍后再说，这里谈谈大道观和忠烈宫。
大道观也称崇真观，是贵阳已知的最早的大型公建，观内有大殿、神像、殿外有石碑、石坊等。殿内藏有道教重要文献《正统道藏》，这是一部5300多卷的巨著。然而，这样的一片古建筑群和所藏古文献，却于1939年在日机的轰炸中全部毁于一旦。日本政府至今还欠着贵阳人这笔债。
忠烈宫，又叫忠烈庙，也称南霁云祠——因其供奉的是唐朝名将南霁云。南将军在安史之乱中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为后人敬仰。顺元城的人们供奉南霁云，是因为人们相传他是“贵州老乡”。
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岗后，曾应邀来贵阳开讲座，也抽空拜访过忠烈宫，留下了“英魂千载知何处，岁岁边人赛旅祀”的诗句。
忠烈宫在民间被称作黑神庙，据说是因为南霁云生来面黑，也说南霁云是被炮轰而死，全身被烧黑，故称黑神。反正都表达了草根百姓对他的敬仰。
忠烈宫经过历代多次重修，是贵阳城现存的唯一元代建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这里曾被做为学校校舍。今天，有多路公交车经停这里，站名“达德学校旧址”。
忠烈宫（亦称南霁云祠）中的石狮。
顺元土城虽然很小很简陋，但有山有水有河流，特别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北至南穿城而过。当年的这条河想来是两岸夹柳，碧水潺潺，鱼翔浅底，难免让人想起唐人柳宗元名篇中的句子：“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水尤清洌，水中之鱼不可数计，皆若空游无所依。”城里人（无论军民）的饮用水，除了井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条河。
这条河，在无意之间把人们集聚到了它的身边。
这条河，我们叫它贯城河。
二、顺元路的儒学堂
忽必烈马上得天下，但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他深知马上不能治天下。于是，在整个元代，统治者不仅没有限制儒学传播，反而提倡尊孔，发展儒学教育。元代在中央一级设有国子学，在地方则设有路、府、州、县学。顺元城是“路”一级行政单位。这样，在城内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一所“顺元路儒学”，它当是今天贵阳“公办”学校的鼻祖，具体地点在今市府路上。
顺元路儒学招收黔中弟子就读，其中很多是苗、彝等民族的子弟，《论语》、《大学》、《中庸》、《诗经》、《孝经》等等，是他们的必修课。
顺元城里的这座儒学堂由一位叫何成禄的人为教授。这个“教授”属于级别九品的小官，还是个副的（大约相当于中心学校校长），跟今天的教授、博导们绝对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没有关系，但何教授肯定是黔中第一位有名有姓的教育系统正式职工，遗憾的是史书关于他的记载极少，只知道他是顺元路人（也就是说是位本地人），其人宅心仁厚，文字功底很好，很注意为人师表，平日里穿着仪表、谈吐举止都堪为风范。
身为一校之长，他却始终坚持亲自上课堂教学。他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还很注意学生的修养和品德教育，经常跟学生们聊天沟通，交流思想，而且态度非常诚恳（“富文学、饬容止，训迪诚恳”），深得学生喜爱。他的教学活动也很有成果，为本地培养了不少的人才，所以史有“郡中人才勃兴”的记载。
再后来，不知为啥顺元路儒学停办了，可何教授却一如既往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办学之中，利用顺元路儒学的旧校舍办起文明书院，继续招生授课。
文明书院是贵阳城内有记载的最早的书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00多年后，王阳明先生就是在这里首次系统地发布了他“龙场悟道”的科研成果——“知行合一”，书院里的这一批学生也成了他最早的“心学弟子”。
当然，后人知道元代有个文明书院存在，已经是元亡130余年后的事了。那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贵州提学副使（相当于教育厅长）毛科等重修文明书院，意外地掘得一块残碑《重修顺元路儒学记》，这才知道原来这文明书院的地址，就是元顺元路儒学的旧址。
看来，何教授确实是位默默无闻的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值得记住。
[1] 对于今天贵阳地区最早的城池起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以为，顺元城当为贵阳最早的城池；也有学者认为，在顺元城之前，贵阳一带已经有了城池，只不过还相当的原始和简陋。本书取后一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