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后方人潮涌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因“七七事变”，然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却是由来久。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

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它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妄图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当局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日军深知这一位置的重要。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借口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

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力反击。排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

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标志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华北、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等地的一些省市相继沦陷或成为战区，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被迫进行迁移。据估计，战时迁入西南地区的人口约300-400万，迁入西北地区的人口约300万。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流动。

据统计，“七七事变”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有学者更认为总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从1937年至1942年底，贵阳的人口增67%，柳州、西安人口增46%，兰州、昆明人口增35%，桂林人口增2.16倍。1945年重庆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增长了3倍。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

据《贵阳通史》载，民国时期人口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民国8年至民国25年（1919年至1936年）是人口缓慢增长的阶段。民国8年（1919年）为115279人，民国25年（1936年）为123018人，17年才增加7739人。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频发，吸食鸦片导致百姓体质下降，加之医药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流行，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高所造成。民国26年至民国34年（1937年～1945年），是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民国26年（1937年）为121304人，民国34年（1945年）为284504人，8年间增加163200人，增长2.35倍，年均增加20400人。其主要原因是战争导致大量外地人口涌入。民国27年（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贵阳成为紧邻重庆的大后方。民国30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打通，贵阳成为重庆通往海外的必经之地，成为抗战大后方，沦陷区的机关、厂矿、学校陆续迁到贵阳，成为人口激增的原因。民国36年至民国38年（1947年～1949年）是全市人口负增长阶段。民国37年（1948年）全市人口为239571人，比民国34年（1945年）减少44933人，下降15.79%。原因是战后一些外来人口回迁所至。

日本侵华战争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勿忘国耻。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迫不得已的内迁，则由于中华民族大批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给西部地区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一是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的高度集中，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口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其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而内迁的农民比例最小。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各级官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大量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科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西南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大批现代高素质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对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现代化布局与进程直接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文教科技界的“敦克尔克”。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专科学校30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与北平占三分之一，而贵州、陕西一所没有。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至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

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脉，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高校内迁。中国高校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沪宁杭华东地区高校沿长江或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

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1937年至1938年，内迁高校共56所，占我国当时现存高校总数97所的57.5%。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损失极大。抗战期间总计迁移高校106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达2万多人。

内迁高校多采取合并办学与联合办学的形式。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如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的形式更为普遍，主要有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大、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大、以及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原来东部以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

搬迁到贵阳的学校有：1937年冬上海大厦大学首先迁来；1938年10月私立湘雅医学院从长沙搬到筑城；1940年春国立浙江大学从杭州迁至贵阳，学校一年级学生在贵阳青岩开班上课；1943年原设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学贵州分校（即工学院）在贵阳花溪开学上课。随着这些学校的迁入，许多教授、学者、专家以及研究机构驻足贵阳。

1939年，在市郊青岩的一座山洞内，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研究微积分，还聚集师生，开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研究讨论班”。

同时，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来到贵阳，或在此工作，或经此转赴他处，其中著名的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艾芜等；戏剧家田汉、安娥、熊佛西等；翻译家李青崖、曹未风等；书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叶浅予、沈逸千、赵少昂、商承祚等；音乐家马思聪、王慕礼、王人艺等；电影演员胡蝶、谢添等；学术大师陈寅恪等。

巴金与萧珊的“两个人的婚礼”，就选在贵阳市郊的花溪河畔举办。直至1980年代，巴金先生还在他著名的《随想录》里回忆说：“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他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等也完成于贵阳。他翻译的俄国作家屠格列涅夫的部分散文诗，还在当时的《贵州日报》副刊刊出。

大画家徐悲鸿分别于1937年、1942年、1944年三次到贵阳，在今科学路等地举办过画展，在贵阳留下了不少的画作。

叶圣陶滞留贵阳期间，在花溪清华中学作了题为《国文之学习》的讲座；作家吴朗西则与该校师生们就语文学习问题，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交流。

马思聪也在贵阳举办过多次演奏会，演出的曲目包括《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

漫画家黄亮（牛鼻子）所创作的《漫画贵阳》，如实地描绘了1940年代山城贵阳风貌，成为那一时期贵阳风土人情的形象记录，一出版即引起极大轰动。

贵阳籍作家谢六逸、社会教育家马宗荣，以及著名作家蹇先艾等，在抗战时期多次返回贵阳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

这些耀眼的文化星宿，以他们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格魅力，给贵阳的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份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将长久地溶入贵阳文化内涵之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书局和报馆也迁入贵阳，1938年全国著名的开明、生活两家书店在贵阳开设分店，原南京的军用图书社迁来贵阳，1939年总店设在上海的东亚书店贵阳分店开业，由读书出版和新知书店联合经营贵阳读新书店开业，还有正风书店、正中书局贵阳分局等也都是外地人来筑开办的。数以十计的书店（书局）的迁入，对开通民智大有益处。

抗战期间，还有大批报馆迁入贵阳，1938年，汉口的《武汉日报》首先迁入贵阳，更名为《中央日报》（贵阳版）出版，1944年湖南的《力报》、《大刚报》、《大华晚报》搬迁贵阳印刷，南京的《朝报》也迁到贵阳，更名《民报》复刊等等。这些报纸各领风骚，为贵阳民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大餐，也把东西南北中的文化与贵阳的本土文化融在一起，成为包容性极强的独特文化。

全国文化与贵阳地方文化的融合，活跃了贵阳的抗战文化，提高了贵阳的文化品位，使贵阳文化跻身于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的前列：

——文化团体不断涌现。官办团体有贵阳社会服务处艺文社、党风剧社、测光剧团；民办的团体有丁树琦、谢凡生、刘方岳、丁慰慈、何冠群、马空群等29人于1937年8月发起组织的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由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吴道安、田君亮、齐同、刘薰宇等于1940年2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由蒲定安、高滔、孙立斋等于1938年12月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等。

——文化设施增多。重要的有：1935年5月5日成立的贵山民众图书馆（馆长赖贵山）；1935年9月成立的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馆长傅梦秋）；1936年8月1日由续修贵州通志局改组成立的贵州文献征辑馆（馆长任可澄）；1937年5月5日成立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1941年10月10日成立的贵州省立科学馆（馆长蓝春池）；同日成立的贵州物产陈列馆（馆长谭沛霖）；1943年10月10日成立的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

——报纸增多。1937年在贵阳出版的报纸仅有《革命日报》、《贵州晨报》、《黔风报》、《民众日报》、《民生日报》等5种，到1944年贵阳已有《贵州日报》、《中央日报》（贵阳版）、《大刚报》、《力报》、《民报》（晚刊）、《贵州商报》、《大华晚报》、《南明晚报》、《黔灵晚报》、《天下报》、《商情报》、《诚报》、《立言报》、《火柴头画报》等14种，成为抗战时期贵阳报纸最多的一年，是战前的近3倍。

——杂志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刊物有：《文讯》（月刊）、《文风杂志》、《七七》（半月刊）、《十月旬风》、《大风（月刊）》、《中国诗艺》（月刊）、《闲书》（周刊）、《大夏周报》、《半月文选》、《世光杂志》（双月刊）、《民生周刊》、《民族正气》、《西南风》（周刊）、《抗建》（半月刊）、《抗建文艺》（半月刊）、《抗敌》（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励行月刊》、《时代论坛》（月刊）、《学而》（半月刊）、《青白周报》、《知识》（双月刊）、《战时画刊》、《星期》（周刊）、《建国评论》（半月刊）、《夏风》、《贵州文献汇刊》、《贵州青年》（月刊）、《新大夏》（月刊）、《新时代》（月刊）、《新轨道》（半月刊）、《新流》（月刊）、《黔灵》（月刊）、《狼火》（半月刊）、《逸文》（周刊）等34种。贵阳当时人口不过30万，当时出版的杂志盛况空前，史无前例，令人惊叹！

——文学、戏剧、音乐、出版极为活跃。报纸文艺副刊不仅甚多，且十分生动。《革命日报》先后辟有“朝暾”、“晴岚”、“文化抗战”、“革命军”、“新垒”等文艺副刊；《贵州晨报》辟有“每周文艺”、“怒芽旬刊”、“突击队”等文艺副刊；《中央日报》（贵阳版）辟有“前路”、“文艺周刊”等文艺副刊；《贵州日报》辟有“大十字”、“骆驼”等文艺副刊；《力报》辟有“文艺天地”、“动与力”等文艺副刊；《大刚报》辟有“阵地”文艺副刊。这些副刊稿源来自全国各地，一些名家也慷慨赐稿，如1939年《革命军》副刊连载了向培良的话剧《大时代的插曲》；1945年《大刚报》的“阵地”副刊发表了茅盾的《谈春暖花开的时候》等。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3月《革命日报》的“小小拳头”副刊，发表了小学生冉隆经的《战士颂》、小学生邓忠岳的《学学汪踦》，小学生也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彰显了文学艺术的张力。

文学艺术成果迭出，1940年谢六逸出版了《日本之文学》；1942年蹇先艾出版了《乡谈集》，著名词作家吴梅遗作《霜崖诗录》、《霜崖词录》、《霜崖曲录》、《南北词间谱》先后出版，陈安仁出版了《中国文化演讲史观》，卢前出版了《卢冀野诗抄》，黄尧出版了《漫画贵阳》。

在戏剧方面，话剧、京剧、川剧受到群众广泛欢迎，专业团结以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民众剧最著名，业余团体以沙驼业余话剧社、狼火剧团、华生抗日救国话剧社、力行剧社、贵大剧团等最著名。数十个话剧剧目，如《放下你的鞭子》、《生死关头》、《国恨家仇》、《刘汉卿的秘密》、《在关过年》等，在街头、农村演出大受欢迎。尤其是洪深的《包得行》、田汉的《杨子江风暴》、吴组光的《风雪夜归人》（至今依然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场场无虚座。）、《少年游》、曹禺的《日出》等名家之作都登上了贵阳的舞台。

京剧由于杜文林京剧班、厉家班、四维儿童戏剧训练班等纷纷来筑，名角云集，各显其长，使贵阳成为抗战时期大西南京剧艺术表演中心之一。

音乐方面，这一时期，以1937年成立的筑光音乐会及1938年成立的大夏大学歌咏队最著名。筑光音乐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他们曾参加过纪念“九·一八”6周年大游行、庆祝台儿庄大捷百人大合唱、保卫大武汉火炬游行、募寒衣义演、聂耳诞辰演唱会等活动，以歌声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激情。1943年5月9日，在省民教馆维周球场，举办了第一届千人大合唱；1944年8月15日，在省立艺术馆举办了小提家马思聪、钢琴家王慕理夫妇演奏会，影响巨大。

出版方面，文通书局主办人华问渠，于1941年请马宗荣、谢六逸出任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抓住全国文化名人汇集西南贵州的时机，聘请了苏步青、竺可桢、张奚若、张孝骞、李青崖、蹇先艾等112人为编审委员，汇集了抗战后方学术界的重要专家学者，还特邀了许多学有专长的人士为编辑，先后出版了《大学丛书》及医学、天文、数学、小说、戏剧、诗词、理化等各种著作达数百部之多，且学术水平极高，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一大创举，文通书局也发展成为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七大书局之一（其余六家为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且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设立分局，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37年成立的筑光音乐会。

抗战时期，在文化名人的倡导下，学术氛围浓厚，在贵阳的讲坛上，竺可桢演讲的《宇宙与人生》，谢六逸演讲的《战前上海文化界状况》，熊佛西演讲的《今后戏剧的的趋向》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报纸上，有常书鸿发表的《抗战画展与后方宣传》等。在舞台上，田汉参演了吴祖光的《少年游》。翻译家曹未风于1942年在文通书局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以后又分集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暴风雨》、《凡隆娜二绅士》、《如愿》、《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哈姆雷特》、《冬天的故事》、《错中错》、《无事忙》；殷炎麟翻译出版了美国培林革的《西洋戏剧史》。著名相声演员欧少久携弟子到贵阳演出《大闹公堂》、《卢沟桥之役》，为相声传入贵阳之始。话剧演出改方言为国语（普通话），倡导男女同台演出，注重舞台布景创造配音演出。上映彩色影片，系统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切都让人们领略了大家的风采，拓展了文化领域，使这一时期贵阳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曲艺、杂技、舞蹈、电影、报纸、杂志、广播、出版等快速发展，广泛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使文化成为抗日救亡的锐利武器。

这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贵阳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其璀璨的一页，这无疑是贵阳包容文化形成的最具深刻内涵的源泉！

大后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批迁往内地，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内迁而转移到后方，给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各类科研机构及各类科技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此时科技发明带有浓厚的“战时”特征。战时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第二，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第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国当时的主要文化机构和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至重庆的就有上百个。由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迁到重庆，全面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桂林因为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重庆更以汇聚了数百家中外报刊、通讯社而成为中国抗战的新闻中心 ^[1] 。

人们把中国在抗战时期文教科技界人士的大内迁，形象地称为“敦克尔克”大撤退。所谓“敦克尔克”大撤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在敦克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使英国最终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而中国文教科技界人士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则保护了大批宝贵人才，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它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这斑驳的卢沟桥面石凝聚了昔日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