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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线”建设大内迁
这是一个在三线建设时期随父母迁厂到贵州的孩子长大后的一段回忆：
“1966年元旦，我们和工厂的叔叔阿姨一起在露天包饺子欢度节日。
我们是一群当年跟随父母告别家乡，远赴边远地区支援祖国三线建设的孩子们。我们之中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三四岁。
爸爸说：“咱们到贵州造飞机去！”1967年5月，湘黔铁路还没有通车。我们乘着大卡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地处山沟的国营龙岩机械厂（现中航工业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那时条件艰苦，住的房子房顶连油毡都还没有铺，通过房顶和墙的缝隙能看到外面的天空。下雨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只好用塑料床单在每个床上搭个棚。
尽管条件艰苦，可是在父辈的眼里，这里却是一块宝地。他们用那一双双描绘蓝图的手、开机器的手，干起了泥瓦匠的活儿：脱砖坯、垒石墙、扛着石板上房梁……一座现代化的新型飞机制造厂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了。
当时的我们，虽然过早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但在山沟沟里也找到了童年的快乐。我们常常漫山遍野、无拘无束地疯跑，和一群孩子一起捉迷藏，在野地里逮蚂蚱、吃野果、挖野菜。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观看露天电影。每当得到电影放映的消息，我们就早早搬着板凳赶过去，等着放映员支机器，挂银幕，架喇叭。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看一场露天电影无疑是最大的享受。
贵州飞机厂内迁到贵州省大山中，职工露天集体包饺子过节。
我们来到贵州，贵州就成为了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成长。日复一日，我们看着父辈在艰难的环境中奋发图强，不管多么困难，都从未放弃，并且义无反顾。
看着父辈们忙碌的身影、看着刚刚开垦过的土地、刚刚建起的工厂，我们明白，今后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将来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事业等待我们去开拓。我们是三线建设的孩子，迟早要挑起父辈肩上的担子，把三线建设的事业继续下去。”
这段回忆带着童年的欢乐，含着父母的艰辛，透着数万三线建设者的乐观与自豪。这是一段令人乐令人痛令人魂牵梦萦的回忆，它把我们的思绪拉回近半个世纪前那段惊天动地的人口大迁徙的不平凡的历史岁月……
什么是三线建设？它何时起何时结束？大批工厂分散大山中，迁进一个又一个大山洞，它的动因到底是什么？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面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这场长达10余年的大迁徙，其动因可追溯到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陈云曾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苏联方面打算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但是此时毛泽东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
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结果是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战略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首先是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是美国，从1960年到19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19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南朝鲜。它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都有美国的驻军。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激励全党“不怕鬼”，并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建设中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工地。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日本和南朝鲜听的。
10余年的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达2052亿元。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交通方面，从1964年开始，调集23万铁道兵和19万专业施工队伍，恢复了停顿多年的川黔、贵昆铁路建设。川黔铁路仅用了9个月时间，便在1965年7月正式通车。仅用两年时间贵昆铁路便于1966年4月在观音岩大桥接轨通车。从1970年起，又以36万建设大军投入湘黔铁路的修建，两年竣工。经过10年的时间，建成了黔桂、贵昆、川黔、湘黔4条铁路干线和开阳、湖林、水大、盘西4条支线，还有120多条专用线，从而形成了“铁十字交叉”，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的铁路运输枢纽。这些铁路，不仅使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而且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
国防工业建设方面，在西部地区形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及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基地。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贵阳市作为三线建设的四个重点城市之一，随着一大批厂矿从发达地区的迁入，成为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开端。中央在贵阳加快铁路建设，继黔桂铁路后，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湘黔铁路，贵阳成为西南重要铁路枢纽。中央在贵州建立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大批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科技人才进入贵州，开启了贵阳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为配合“三线建设”，中央各部在贵州安排项目，在贵阳建成了磨料磨具、仪器仪表、精密光学仪器、轴承制造、农机制造等民用工业基地；兴建和扩建贵州铝厂、贵阳钢厂、开阳磷矿、贵州化肥厂、清镇电厂、贵阳电厂、橡胶厂；加快猫跳河梯级电站开发，建设乌江电站。贵阳工业实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
改革开放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对三线企业作出进一步的战略调整。1990年代，大批军工企业从贵州各地的大山中向城市靠拢，其中的一批企业迁入贵阳，落户于今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143厂（即现在的红林机械厂）就是从贵州黔西的大山丛中的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中搬出来，来到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这些企业的这次搬迁，是三线建设人口迁徙的延续，并进一步壮大了贵阳的工业基础，为贵州、贵阳的经济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它们的这次搬迁，一时间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老虎下山”。
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向那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数以百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表达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的牺牲精神，为祖国的安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从明代开端的三次人口大迁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推进，使贵阳市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成为多民族共生繁荣的省会城市。各地迁入的人口远远多于原住人口，使八方人口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多元化的、包容性很强的移民文化，虽地处内陆，但思想开放。这必将成为贵阳后来居上的人口文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