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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南夷夜郎最大
古夜郎建于何时何地？它包括哪些区域？多年来颇有争议，而《史记》开始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战国秦汉时期，今贵州之地属“西南夷”。汉化西南地区的中心在巴、蜀，蜀郡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以此为基准，把巴、蜀以西和以南统称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此皆巴、蜀西南徼外蛮夷也”。西夷指蜀郡以西的少数民族，大致分布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及川西地区。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及川南、桂西北。“西南夷”大体分为夜郎、滇、邛都、嶲和昆明、笮都、冉駹、白马七大族群。
《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1] 。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从上述史料看，“西南夷”的叙述是以夜郎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展开，在篇末又特别指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2] 。受王印的仅有两个，而滇因是“小邑”而受宠面受王印，这足以说明夜郎在“西南夷”中的中心地位，之所以这样，是着眼于“夜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夜郎人不是逐水草而居，而是围绕耕地定居下来形成若干部落，而非那些游牧部落。
《后汉书》还详尽说明夜郎国领土和主体民族的经济状况。“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从装饰看是古越人的特征。史学家认为，其后裔是今日布依、壮、侗、水、仡佬、毛南等民族。这支古越人“邑聚而居”，且“能耕田”，安居乐业。“夜郎国”实际上就是以夜郎部落为中心、由数十个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徙毋长处”和“或土箸或移徙”的游牧、半游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因而“鹤立鸡群”于各君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贵州在战国秦汉时期属于“西南夷”的南夷之内，而作为地处黔中的贵阳当然在古夜郎的范围之内。
黔中地区，发现普定“穿洞人”和“白岩洞人”及青龙洞人；贵阳发现“开阳人”等古人类居住、活动遗迹。尤其是平坝飞虎山遗址，时代为距今4000年至6000年，这正是古夜郎存在的时期，因而，且兰在黔中崛起是有历史渊源的，而绝非偶然。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记载着关于“夜郎自大”的成语故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是讲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汉朝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奉命到滇国去探寻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在滇国时，滇国王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返回途中使臣们去拜访夜郎国王，夜郎国王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滇王问在先，且滇是小邑，远小于夜郎，为何不说“滇王自大？”。
其故事的本意是“以道不通故”，即指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才提出“汉孰与我大”的询问，这本不为奇，后来却被比喻为骄傲自大、肤浅自负的自大行为。从“夜郎最大”到“夜郎自大”，一字之差，与原意大相径庭，这无疑是失之偏颇的 [3] 。
夜郎古文明在历史上的失落，却勾起了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夜郎史迹探幽的极大兴趣，其争议之声不绝于耳。唐宋时期人们始终把贵州（包括部分周边地区）作为夜郎故地。关于夜郎的诗不胜枚举。如：在杨花落尽，杜鹃声声的时节，唐朝诗人李白惊悉好友王昌龄被贬当时还很荒凉的湖南龙标时，诗人很担忧，故作诗一首：“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想把自己的思念托付明月，带给远方寂寞的朋友。李白在流放夜郎时，作诗《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唐朝诗人项斯《经李白墓》亦云：“夜郎归来老，醉死此江边”。宋代著名散文家、大诗人苏轼在《沿流馆中得二绝句》一诗中云：“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壮士悲歌泪万行。”这里所举的关于夜郎的诗，仅是众多著名诗人诗词中的几例罢了。
关于夜郎古都的地址，历来争议不断，有专家学者独辟蹊径，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有学者认为，今贵阳近郊的燕楼曾为贵阳“粮道”西南道必经之地。文物部门经过第三次文物普查和专题调查，确认花溪区境内保存有明清营盘遗址70多处，而燕楼营盘（公牛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花溪军事营盘和屯堡没有严格的界限，营盘遗址记载、见证了对贵州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重要事件：即明代开疆拓土的军事屯田，清代乾隆、嘉庆和咸丰、同治年间的军事动荡。
燕楼营盘以青石砌筑，周长约1500余米，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营墙高4至15米，基宽2至3米。设南、北、西南3门。今存建筑基址129间，建筑7栋10间。储水池1个，池壁楷书阴刻“天地生成”4字，每字0.2米见方，落款“同治五年”。遗址至今保存完好。2003年，贵阳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人称此地为夜郎王城，是否有历史依据，尚有待专家学者去研究考证。
贵州民族学院的王子尧教授认为，从研究来看，夜郎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沅陵、广顺、茅口等3个地方，牵涉到贵州省境内的还有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另外还有云南省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在各地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证明该地为夜郎古都，这是否说明夜郎都邑处在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花溪区燕楼乡公牛屯古城堡，当地人称此地为夜郎王城。
学者弋良俊在《夜郎探秘》一书中以史为据，以家谱、民间习俗、传说，以及夜郎王族裔生活乡寨中存在的遗迹（如金氏家谱、金筑夜郎侯、四世祖讳镛墓、裔立的金镛古墓碑等），提出古夜郎族裔在贵阳和以贵阳为中心，牵连附近县、镇的观点。
古夜郎国都究竟在哪里？几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考古发掘，广泛探索，努力追寻古夜郎这失落的文明，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至今仍是众说纷坛，尚难定论。
古夜郎文化的神秘帷幕也许才仅仅撩开一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多元文化的一个符号，依托地处世界上喀斯特最成熟的地区之一，那些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天然溶洞，与“古夜郎”的神秘交织一起，成为具有独特神韵和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较之曾经交相辉映的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更具有神秘色彩，更令人魂牵梦绕。
[1] 西南夷的君长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夜郎的势力最强大。夜郎以西的靡莫之夷也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滇的势力最大。从滇往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用十来计算，其中邛都势力最大。
[2] 南夷君长多得用十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滇是个小城镇，却最受汉朝宠爱。
[3]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朗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史记中说，是“以道不通故”所以才提出“汉孰与我大？”的询问，这与原意差之千里，实为失之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