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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盐走贵州
清代，产自四川的井盐沿着赤水河输入贵州腹地，在满足贵州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赤水河流域的开发进程。土城、二郎、吴公渡、茅台、沙滩等渡口逐渐成为了川盐入黔的集散地和各类人才的集散地，商贾云集，航运繁荣，清代诗人郑珍在《吴公岩》的诗中也描绘有“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盛况。而包括茅台酒在内的赤水河沿岸的众多名酒，也是随着盐运的兴盛而逐渐兴起的，无怪乎古人有云“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赤水河沿岸存在着众多的古盐道、纤道、桥梁、碑刻、寺庙、会馆、酒坊，这些遗存真切地反映了赤水河航运在明清之际的繁荣与发展。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居调味品之首。它的最大功用在于维持生命，可以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除了水和空气以外，没有任何一种物质能像盐那样，与生命的连接如此紧密。人类对于盐分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生理需求上，它首先是维持人体生理平衡的必需品，食盐对于人体肌肉、神经、心脏等器官以及消化、血压、荷尔蒙等功能有很大的影响。一旦人体内缺乏盐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身体虚弱、懒散无力，除此之外还会引起肌肉痉挛、头痛、恶心、下痢、心律不齐等症状，严重者还会因心脏功能衰竭而导致死亡。盐还具有吸潮、防腐、可溶、易渗透、杀菌等特点，人们利用盐的这些特点，巧妙地来为自己服务。例如，用盐来腌渍咸菜、腌鱼腌肉、制作腊肉，用盐来化雪解冻，古埃及人还将盐作为制作木乃伊的重要原料之一。当然，盐分的摄取也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过量摄取，也会对水肿、高血压、心脏病、脑中风等病患者造成较大危险，甚至会导致中毒死亡。
正因为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具有高额利润的商品，在我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它甚至是一种政治商品。在古代，盐税是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历代政府都为盐业生产、销售和赋税的控制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和法律。早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实行了“盐铁专卖”政策，将盐的生产和销售纳入政府直接管辖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在盐业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古代私盐的贩运屡禁不止。许多人铤而走险，不惜触犯法律，甚至牺牲生命，进行私盐的贩运。
同时，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很大程度上是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社会稳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因产盐、运盐、销盐而兴盛的城镇不胜枚举，因盐荒和争夺盐业资源而引起的争斗甚至农民起义亦不在少数。为了它，历史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为了它，不知有多少国家和部族兵戎相见，干戈四起。传说我国古代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的涿鹿大战，就与争夺食盐资源有关，食盐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国古代很多文献中都提到，贵州“素不产盐”，尽管可能言过其实，但至少表明，古代贵州本地出产的盐是很少的。现代西南诸省居民多称盐为“盐巴”，而巴蜀之地多产盐，“巴盐”与“盐巴”可能也存在某种联系。据研究，古代贵州人民所食之盐，大多都是外省运入的，尤其以四川的井盐为多。明代学者田雯在《盐价说》中也曾描述说：“贵州食盐，仰给于蜀，蜀微，则黔不知味矣。”实际上，早在元代，川盐就已经销往现在的贵州地区。明代初期，由于战争频繁，北方马匹短缺，明王朝实行了“盐马贸易”和“纳米中盐”政策，即一方面允许各地用盐到云南、贵州等地换购马匹；另一方面鼓励商人运销粮盐，以解决军需民食，增加税收。这些政策促进了明代川盐在贵州的销售。清初，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川盐发展的政策，促使了川盐产量的迅猛增加，此后川盐在贵州的销售区逐步扩大，最后几乎垄断了整个贵州市场。
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政府为了解决贵州食盐供应和盐税的征收问题，“设立了仁（仁怀）、綦（綦江）、涪（涪陵）、永（叙永）等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其中以“仁岸”运量为最大。所谓的“仁岸”，就是指将四川的井盐从合江沿赤水河水运经复兴、土城、二郎至仁怀的茅台镇，然后再经过陆运转移到贵州各地。由此，赤水河开始逐渐成为川盐黔的主要口岸，但当时木船只能通行到赤水市猿猴场（今元厚镇）一带，之后全靠人工搬运分段船载，这使得食盐运输的成本大大增加，加上一些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一时间甚至有了“斗米斤盐”“粒盐难求”的说法。因此，疏通赤水河航道也就成为沿岸广大人民多年的愿望，这就促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疏通赤水河航道的工程。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上书朝廷“滇黔铜铅每岁由陆路运输，节节皆山，驮载艰辛，脚费浩大；且黔省不产盐，所需食盐须从川地肩挑，运到猿猴（今赤水市元厚）发贩”，“若开修赤水河，盐船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偶遇丰歉不济，川米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利”，着力提议疏通赤水河河道，使入京铜铅、客商盐货，经由水路运输，以节省费用。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许可与支持，乾隆十年冬至次年三月，张广泗奉旨整治赤水河航道。此次航道整治，历时7个月，整治了从今赤水县城到仁怀茅台500余里的河道险滩68处，使赤水河大部分河段可以通航，大大便利了川盐的输入和京铅外运，同时也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现在赤水河沿岸还存有多处古代碑刻，记载了云贵总督张广泗整治赤水河航道这一历史事件。仁怀市沙滩乡马桑村至今还存有立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的“新开赤水河道碑”，碑文楷书阴刻，500余字，记载了赤水河“上通滇壤，下接蜀疆，其中六十八滩，怪石险隘，惊涛汹涌，舟艇难行”；乾隆年间，云贵总督张广泗组织“新开赤水河道，以资运务”，“不数月而河工告成”，“自是舟楫通行”，“上济国务，下利民生”。同样是在乾隆十一年，沙滩乡长江村千总刘太岳也在马岩滩赤水河西岸崖壁上篆刻摩崖，首题“利国便民”四字。碑文计160余字，也记载了云贵总督张广泗疏浚赤水河一事。疏浚河道期间，米粮渡（在今习水回龙境）渡夫吴登举，聚集一家弟兄子侄一十八人，尽心协助疏通河道，作出了重要贡献。开河工竣之后，张广泗到仁怀境内勘查河道，沿河至两河口（赤水河与桐梓河交江处），见到吴登举，感念他协助治理河道的功绩，提出为他保举做官，但吴登举再三推辞，广泗听说十分感动，当即书写了“忠耿过人”四字送给他，以表彰他的高风亮节。后人为了追谥吴登举的修河功绩和高尚品格，在两河口建立了一座“吴公庙”，并将“蚊虫岩”更名“吴公岩”以示纪念。现在吴公岩已发展为仁怀市著名的旅游景区。
赤水市元厚镇陛诏附近的石板古盐道，既是运盐的盐道，又是纤夫拉船的纤道
赤水河作为连接川黔两省的交通动脉，尽管经过了乾隆年间的疏通，但随着两岸砂石的不断垮塌，不少地区的河道再次堵塞，险滩增多，事故频发，食盐的运销量逐渐不能满足贵州人民的消费需求。为此，时隔百年之后，在众多绅商的要求下，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秋，时任四川总督的贵州织金老乡丁宝桢又请旨对赤水河进行了重点疏通。这次，他采用了“商办商捐”的办法，由两岸的商民等捐资集款，修治河道，除对河道中各险滩再次大规模疏通外，还对复兴、丙滩、川峰坳、陛诏、土城、隆兴、岔角滩、吴公岩、马桑坪、茅台、鲁班、金沙、三重堰、平坝、贵阳一线川黔古驿道和新接运盐路道进行大规模扩修，并重点扩建了由丙滩到陛诏的运盐旱道，修成后的平均宽度在1.5米左右，全用石板铺成。通过这次疏浚工程，大大提高了赤水河的航运能力，川盐的运量由不到一千万斤扩大到一千三百万斤，效果十分显著。为纪念这一利国利民的重大事件，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四川和贵州的一些地方绅商人，自发在今元厚镇大群村陛诏村兴建天恩桥，并在其上加刻“功德碑”“任爱碑”和“德政碑”，在碑中记述了丁宝桢“酌派干员……率同盐商绅团就地分修，水陆并作”，改善赤水河川盐航道的事情，并用“大功成竣，毫无派取民间财力，诚盛事矣”来形容此次疏浚工作的清廉之风。
赤水市元厚镇陛村双龙吐珠的天恩桥是几百年前丁宝祯治理赤水河的见证者（熊烈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