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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两侧的远古遗存
岩灰洞发现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赤水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科学的春天来临了，赤水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也逐渐恢复起来。
1980年的春天，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曹泽田、蔡回阳、王新金、曹波等几位专家到黔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4月6日，蔡回阳和王新金两位年轻学者在桐梓县城东南约2公里处的马鞍山北侧发现了石器。随后，曹泽田、张森水等前辈专家对马鞍山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发现了一批“有足够的特征区别于已发现的文化（张森水语）”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6年和199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经过数次的试掘与正式发掘，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该遗址获得石制品1000多件、骨制品30多件，并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该遗址的堆积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堆积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化程度中等，呈黄褐色，经鉴定有啮齿目、竹鼠、豪猪、巨貘、犀、中国犀、鹿、麂、水牛、山羊、猕猴等11种，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的晚期。从测年的结果来看，用铀系法对第三层出土的鹿牙进行年代测定的结果为距今18000±1000万年，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测定碎骨的结果为距今15100±1500年，测年的结果与动物群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学者们又结合第五层出土的磨制骨器，将上部堆积的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而下部堆积发现的动物化石石化程度则要明显高于上部堆积，地层岩性类似于我国南方地区的“黄色堆积”，此后的数次发掘中又发现有大型的有蹄类化石，如水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等，第8层出土的鹿牙化石的铀系年龄为距今53000年左右。根据这些动物化石和测年结果来看，马鞍山第7层及其以下层位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早期的晚一阶段，文化时代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后一阶段。该遗址下部堆积出土的人类文化遗物主要是打制的石制品，打片方法虽然也是以锤击法为主，但新的打制技术——砸击法也已经出现，石器类型主要为类似现代小刀之类起到刮、切、削等作用的刮削器，还有尖状器（可用于锥刺、切割）。石器体形整体上比较粗大，一般长度超过40毫米。特别是砸击法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是其重要标志，与贵州省内已发现的其他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与四川境内的富林文化旧石器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代表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个遗址的上部堆积中还出现磨制的骨锥、骨铲、骨镞和刻画的骨棒等新的文化因素，显示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骨镞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它是目前国内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极少数的骨镞之一，间接表明生活在马鞍山附近的古人当时已经发明了弓箭。自从有了弓箭，人类猎取动物和保护族人就更为便捷和高效，大大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考古专家张森水、蔡回阳等考察马鞍山遗址（王新金/供图）
桐梓县马鞍山南洞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线图）
在马鞍山的南侧，还有一个洞穴遗址，学者们为了区别于已发现的马鞍山遗址，取名马鞍山南洞。这个遗址是1989年桐梓县气象局黄光荣同志首先发现的。1990年在发掘马鞍山遗址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也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出土物与马鞍山遗址上部堆积中的出土物十分接近，文化面貌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马鞍山南洞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4枚属于晚期智人的牙齿化石，这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桐梓县马鞍山南洞遗址
从动物群组合方面来看，这两个遗址中既有虎、熊、豪猪、猕猴等生活在山地森林中的动物，也有较多鹿、麂、麝、水牛等喜水的动物，表明当时该地区气候湿热，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低洼处常有湖沼分布。这些动物有的是人类的天敌，如虎、熊等大型食肉类动物，人们避之而不及；而更多的如大熊猫、水牛、鹿、麂、麝等则往往是人们猎取的对象，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砸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