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概述 [收起]
-
黔域阳戏文献稽考 [收起]
-
黔域阳戏文物调查 [收起]
-
黔域阳戏文本内容本事析考 [收起]
-
从阳戏文献文物看其文化特点 [收起]
-
黔域阳戏的保护与发展 [收起]
-
附录 [收起]
第三节 黔域阳戏的佛教性质
傩戏孕育和形成于傩礼、社祭的民俗歌舞仪式 [1] ，却深受民间宗教影响，亦有制度宗教痕迹。显然，道教影响之深远毋庸赘言，由于黔域山区阳戏亦在梵净山佛教文化辐射区，佛教因素颇为显著，主要体现在阳戏坛的组织、实物道具、表演内容和傩技活动等方面。
一、阳戏坛组织的佛教性质
阳戏组织单位称“坛”，当然，世俗性阳戏组织单位就称“戏班”了。在贵州山区，不少阳戏坛师从佛教。例如酉阳阳戏坛有完整的佛教性质“法谱”，法谱上排列着掌坛法师的字辈顺序：智惠清净、道德圆明、真儒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宿、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远宽洪、惟传法应、致愿会容、兼池界定、永济祖宗 [2] 。过职、取法号仪式是佛教坛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
掌坛师去世后，要把他的法名写入“顶敬”，即宗师单。一个阳戏坛的“顶敬”即为该戏坛历代去世尊师的牌位。“顶敬”记录本戏坛的传承谱系，从思想上起到维系坛班组织的作用。
（息烽阳戏坛之“释门万应坛”）
有些阳戏坛要求人坛弟子遵守“戒令坛规”，坛规的佛教性质决定了这个坛班的主体信仰。如罗甸县栗木乡邓氏阳戏的的坛规内容：
二、文物实证阳戏坛受到佛教影响
在阳戏坛抄本中常见佛教信息，如“释门万应坛”（息烽黄晓亮阳戏抄本《上云台》后注）“巫门弟子黄法舟记”（《桃山救母》后注）等，由“释门”“巫门”可见坛班是佛教或半佛教性质。在中桥村刘正远阳戏坛有两块晚清时期的刻板，其中一根上刻：“太（漫漶）子千千秋，法轮常转 佛日增辉。”息烽黄永忠阳戏坛班的祖师权杖头是刻有菩萨观音双手合十端坐莲花台的雕像。湄潭县抄乐乡罗耀森傩戏坛“坛谱”亦见佛教坛迹象，左边书法：
（“佛法僧宝”法印）
（湄潭县罗耀森戏坛师坛谱）
“道传东震旦梵音流演悟门生”，右边师坛写：“西天东土传位演教历代古今宗师 幕下香位”，可知为佛家坛班。福泉陆坪镇叶廷兴阳戏坛常见乐器有“木鱼”。坛师法冠刻有“僧”“佛”“法”字样。旗幡类道具有如来大幡、观音幡、金刚幡等。坛班上的“佛法僧宝” [4] 印更是表明坛班的佛教性质。
三、表演内容体现阳戏的佛教性质
首先，倡导多做善事，多行善举方能保平安降吉祥。如唱梁王称帝事：
梁王帝穷困时在古庙以斗笠、蓑衣为如来佛遮雨挡风，佛祖对其善举报恩，佑其披龙袍戴皇冠。这样，善恶有报，天理昭然。然而，仇怨相报，福祸相依。民国初年本《三圣领牲》中唱：
此唱段在渝黔地区阳戏坛比较流行，常见于不同文本，如《孟姜团圆》《楚汉相争》皆有这一唱段。
其次，反映佛教的慈悲观。佛教生命观的最突出内容是“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平等观、“与乐拔苦”的慈悲观和“戒杀护生”的因果报应思想。例如“戏耕牛”唱段：
这里体现了佛教非常浓厚的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思想。阳戏班借演“目连戏”，暗示人们关注自身的前途命运，戒杀护生，从心理层面更有效地约束人的行为。
还有，阳戏坛上的各种傩技活动，不得不说与佛教“报恶”手段有关。据文献记载，傩戏坛上傩技多种：
即为至今傩戏坛仍流行的“上刀梯”“滚钉床”“踏红铁铧”等，尤其是“设桥案”仪式与佛教“过奈何桥”颇有相通之意。至于佛学思想在阳戏坛经历了怎样的渗透、融入过程，有待进一步考证。
黔域的武陵山区阳戏坛上佛音萦绕，佛迹处处可见。那么，“酬神还愿”祀“三圣”的阳戏是怎样与佛教产生联系的呢？
考察佛教、阳戏传入黔东北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相对于广泛传播的阳戏文化来说，由域外传入的佛教倒是本土文化。以有着“武陵之源”美誉的梵净山为例，自宋代建造西岩寺始，逐渐成为“古佛道场”，并赋予多种佛教内涵。至明初四川佛教禅宗开始崛起之后，佛教大规模开始传入黔地。
[9]
明末清初重庆梁平县和忠县的禅宗弟子往返于川黔渝三地，黔域佛教始才得以迅速发展。
[10]
清道光年间，梵净山香火很旺，祀佛香客多，寺庙亦具一定规模，“（报恩寺）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
[11]
“厅属寺观之建，由都市以达村落，道相望也。寺以供佛，观以奉道。厅地寺居其九，观居其一。缁黄之资以为生者，不下千余人。”
[12]
清道光《思南府续志》亦有相同内容记载
[13]
，其中更有甚者，在“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朝礼者不下万人。磴道崎岖，险处垂二分尺。朝礼者攀铁
按照上述历史发展脉络，那么佛家思想的传播要早于西南地区的阳戏文化，域外的阳戏播入黔东北武陵山区后，即受到佛教的影响浸透。为解释这一结论，我们先看“阳戏”与“佛”的融合轨迹。
据文献记载，“阳戏”最早的演剧形态为“傀儡戏剧” [19] ，性质是“酬神还愿”。这是最早的“阳戏”形态，与佛教无关。至清康熙年间为“阳戏，即傀儡戏也，用以酬神赛愿。” [20] 到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阳戏则为“始为神，继为优” [21] 的戏剧表演，亦没发现有佛家影响的痕迹。不过，上述“阳戏”是江南地区的阳戏形态，这时文献上还没看到武陵山区阳戏的文字记载。
在武陵山区，甚至整个西南地区，最早记载“阳戏”的为前文所引清康熙年间董维祺修《涪州志·卷五》 [22] 。具体的演出形态：一定要请“僧侣”扮演，让他们“鸣金鼓吹角诵经”来“禳解”“焚符”“卜其吉凶”。阳戏一出现就有僧侣“诵经”的佛音。
在黔域，“阳戏”文献记载始见于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志》卷二十：“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近或增文昌曰四圣” [23] 。该志书对“禳傩”的“端公”时间所奉神祇演出形态作详细记载：
阳戏坛上有佛的饰物“观音七佛冠”。与前文所举中桥村阳戏坛上“法轮常转 佛日增辉”的刻板和黄永忠阳戏坛班上雕菩萨观音的祖师权杖头等具有佛教意义的实物，极有可能随“佛冠”在同一时期进入阳戏坛。这点需要进一步考证。
清同治年间，佛教对阳戏坛的影响更深入。《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祈禳》（1863年修）记载：
“为凶死者佛事”标明阳戏坛为丧家做道场，主持佛教性质的仪式活动，由此可看出戏坛为佛教坛，坛师为佛教徒的可能。至此，可知与今天所看到的佛教性质的阳戏坛几无二致，佛学思想与阳戏文化圆融地结合于一体了。
概而述之，早期江南地区的阳戏只是“酬神还愿”的“傀儡戏”，与佛教无关联。而黔域地区的阳戏始一出现就有佛教的因素，并且从“佛冠”到“僧侣诵经”直至“僧侣分行”执行佛事道场。沿着这条线索，足以洞悉佛教对阳戏坛的影响逐步深入、渗透，最后达到佛教文化混融于阳戏坛的程度。江南阳戏传播至川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最后传布到贵州除黔东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1] 曲六乙、钱茀：《东方傩文化概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2] 胡天成：《重庆阳戏与福泉阳戏之比较研究》，载《黔北傩文化学术研讨会资料集》，2010年，第196页。
[3] 见达上班手抄本《传度科仪》，“□”表示原本字迹不清，转引皇甫重庆：《贵州阳戏——以罗甸县栗木乡达上村邓氏戏班为例》，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年，第25页。又注：地处黔南的罗甸县虽然与黔北相距甚远，但两地的阳戏形态相同，皆属于仪式戏类型。罗甸阳戏是黔北地区的阳戏远距离整体移植而形成的，如栗木乡的阳戏坛即于在19世纪初期随人口迁移至现址的。
[4] 罗中昌、冉文玉：《黔北仡佬傩仪式大观》，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5] 贵州福泉市城厢镇马田村曾华祥阳戏班戏本《安神》唱词。
[6] 段明、胡天成：《巴渝民俗戏剧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7] 贵州息烽县流长乡黄晓亮阳戏坛戏本：《牧牛童子》唱词。
[8] 清·王鳞飞等修，冯世瀛、冉崇文纂：《酉阳直隶州总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48册，据同治二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66页。
[9] 黄夏年：《黔贵佛教僧人与生态》，中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汇编，2013年，第1页。
[10] 黄夏年：《黔贵佛教僧人与生态》，中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汇编，2013年，第1页。
[11]
清·徐
[12]
清·徐
[13] 清·夏修恕、周作楫修，萧琯、何廷熙纂：《道光思南府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2页。“寺以栖僧，观以栖道，思郡寺为多，观百之一耳……举郡属计之，衣缁者不下前人。”
[14] 清·夏修恕、周作楫修，萧琯、何廷熙纂：《道光思南府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2页。
[15] 清光绪《铜仁府志·卷之九·杂记》。
[16] 罗中昌、冉文玉：《黔北仡佬傩仪式大观》，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7] 罗中昌、冉文玉：《黔北仡佬傩仪式大观》，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18] 罗中昌、冉文玉：《黔北仡佬傩仪式大观》，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19]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正德瑞州府志》卷之一，据明正德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650页。
[20] 清·张文旦修，陈九畴等纂：《（康熙）高安县志·风俗》卷之九，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1195页。
[21] 龙赓言纂修：《万载县志》卷一之三，据民国29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68页。
[22] 清·董维祺修，冯懋柱纂：《涪州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23]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6页。
[24]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卷二十》，据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23页。
[25] 清·王鳞飞等修，冯世瀛、冉崇文纂：《酉阳直隶州总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8册，据清同治二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