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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戏史料勾稽
所属图书：《贵州阳戏文献文物叙录》 出版日期：2017-06-01

第一节 阳戏史料勾稽

一、黔域信巫淫祀史录

“信巫摒医、驱鬼逐疫”的风俗在黔域地理版图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传延历史久远。早在南北朝时期，黔北地区就有“尚淫祀，驱鬼求福”的记载：

宋代涪陵人大觉禅师道隆的《颂古》诗：“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 [2] 这是大觉禅师道隆回忆幼年在家乡看戏的情景，“神头鬼面”是戴着面具的戏剧形式，即戴脸壳扮演傩愿戏的“鬼脸壳戏”。道隆为涪陵人，与黔北地区自然人文环境属同一系统，可视为黔北地区巫傩形态的侧影。

到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信巫摒医”“跳端公”的字条常见于方志文献。如清嘉庆《仁怀县草志》“风俗”条：

清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之十四·风俗志：

可见，这一地区的祀神傩活动除“跳端公”外，还有“小神子”“庆坛神”“许泰山”等。据《增修仁怀厅志》记载：

从上述引文可知：其一，庆坛具备戏剧表演形态，“跳舞歌唱”“亲友贺者亦伙，盖欲观其跳唱”“巫装女样，如戏子妲脚”等，有表演者，有观众，有歌舞，有角色装扮。同时，也指出了庆坛“盖语皆诙谐戏弄，观者哄堂”的娱乐性质，实为戏剧样式。其二，打阴兵，“以小刀穿手肚”“以小刀砍其额，出血于坛旗上”的“砍洪山”，实为傩技“开洪山”。其三，视为“荒诞之举”的同时，无意中提到庆坛之风炙热时期在“道光初年”。

清道光《遵义府志》载：

由“各一竹承其颈，竹上下两篾圈”，可推知，彼时此地所演阳戏乃木偶戏、傀儡戏，这和明正德年间《瑞州府志》所记阳戏形态相同。演出活动依然是“驱逐疾祟”，或曰“禳傩”。演出阳戏的主角是自元典章就有记载的行傩之“端公”。所奉之神“师爷”“师娘”，即“傩公”“傩母”。

《遵义县概况》：

“端公”“庆坛”祀神祇“上书罗公先师，或书正一元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三郎，两旁列称数十名”。

清光绪《平越直隶州 [9] 志》卷五地理八“风俗”注：

清光绪《余庆县志》记载：

此时，“祀神祈福”之表演活动亦呈多样化。有“陈傀儡”“踏歌”“灯走鱼龙”“肩舆载木偶”“登橇”等表演，有“滚经”“捞油”“斫鸡狗”等技能运用。甚至戏曲表演，类型有傀儡戏（肉傀儡）、灯戏、踩高跷、端公戏（冲傩）等。表演形态方面有“拖裙敷粉，假作村姑，披甲持戈，谬为男士”的角色扮演，以及“鼓角”和“芦笙”的乐器伴奏。

在安顺地区，清道光《安平县 [12] 志》卷五载：

这里提及两种“祀神驱傩”活动：一是“自元旦以至十五”的“装扮傩神，沿村逐疫”，一是九月的“祀五显神”。

据民国时期《平坝县志》记载：

此时，“迎傩神”活动的“跳神”，就是近世所谓“地戏”。“应傩神”演出内容“扮演封神或三国”，表演形式“戴面具，执戈矛，作不规则之唱跳”，乐器“鼓锣”，不再见“沿村逐疫”的动态形式。

而据民国《镇宁县志》记载，祀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更丰富：

同时，对巫婆行巫形象描写出神入化，活动事项较多。

《黔西县志》载：

民国《南笼续志》三十卷，“风土志”之“风俗气候”条载：

民国《都匀府志稿》载：

黔东南地区，在清乾隆年间一年逢不同的岁时节令、城隍庙会，常有诸多“祈神逐鬼”活动。如当时《玉屏县志》所载的一些“风俗祭礼”：

种种祭祀活动不是本地地方文化，而是沿袭“古人”的传统，而信鬼逐时疫的“野祭”被认为是传演着楚人的“陋习”。可知，楚文化对周边区域，尤其对黔东南地区影响的张力。

清光绪年间《黎平府志》载胡奉衡写黎平的竹枝词：

据民国《黄平县志》卷三“风俗”记载，施秉陈特庵先生云：

讲苗俗信鬼，“病不服药，惟听巫卜”和“卜鬼”“祭鬼”，且“汉人效尤，殆有甚焉”。在表达“耗财之蠹”的见解时，亦透露出此风俗“黔地皆然”，可见其流行程度。

以上材料足见：黔域内“重淫祀、听巫卜”的巫风傩俗有着深厚的社会人文底蕴。而作为傩戏品种之一的阳戏，孕育出胚于傩，其基本属性仍为“驱鬼逐疫，祈福禳灾，酬神还愿”，并逐渐呈现出较多“娱人”的成分，它处于傩戏向民间小戏过渡阶段，其戏剧表演因素更趋完备。 [23] 这在各种文献中亦频有记载。

二、黔域“阳戏”史录

查阅文献，发现“阳戏”及其异名形式有多种，如息烽县阳戏坛称之为“杨戏”“扬戏”“羊戏”“提阳戏”“还阳戏”“完阳戏”“舞阳神戏”“舞阳花戏”“面具阳戏”“还愿戏”“愿戏”“柳子戏”“跳戏”“提老爷”，此外还有“花戏”“舞扬戏”“显阳神戏”“五阳神戏”“舞扬神戏”等。

正本溯源，最早以“阳戏”名称见于文献的，在江西明正德年间《瑞州府志》有记载：

可知：早在明正德年间，江西瑞州地区已有祀神性阳戏演出。阳戏演出是用木偶戏神表演，有“提线木偶”和“铁丝木偶”之别，演出目的是“还愿”。同样形态的演出在清康熙年间《高安县志》，以及民国《万载县志》又有记载：

又有所谓阳戏心愿者，提挈傀儡，始为神，继为优，各家有愿演之。 [26]

不过，后者更多体现出优人演剧“娱人”的信息。况且，在这一区域，此后再也不见有“阳戏”出现。

但在我国西南地区，最早关于“阳戏”的文字记载见于《涪州志》卷五：

《涪州志》由清康熙年间的董维祺修。其中“禳解于焚符火焰中，以卜其吉凶。病愈则延巫师，演阳戏以酬之”，可见此时阳戏表演者为“巫师”，表演的目的为“禳解”。由此可知，今重庆涪陵区由巫师扮演的酬神还愿阳戏最迟在清康熙年间已流行。而“阳戏”在黔域始有文字记载已是清道光年间的事情，见清郑珍修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云：

不难想见，清道光年间遵义一带的阳戏演出，其功能是还愿酬神，并有一整套请神送神的仪式。但同时，表演者兼具“巫”与“优”两重身份。类似记载在贵州民国时期的地区方志中屡见纸端，如后文所举《独山县志》《桐梓县志》材料。 [29] 又如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志》卷四十六之《太平阳戏》诗云：

此二首《太平阳戏》诗由李樾所作。第一首，表演者“梨园装束”表演“太平阳戏”，即身穿戏服，扮演川主（李冰父子）当年兴修水利、降伏孽龙的故事。演出太平阳戏装扮“梨园装束”，似与当时传统戏剧装扮相仿。演“川主降龙”事，《二郎降伏孽龙》至今仍为阳戏的特色剧目。第二首末句，将“太平阳戏”与这一代元宵期间盛行的“采茶”歌舞或小戏并提，且因演出“太平阳戏”目的是为庆功“水利频兴”，寓意慑邪镇魔，具有祭祀性质，所以阳戏不比“元宵唱采茶”时那样热闹，但至少当比一般的酬神演出具有更多的娱乐成分。

再如慵纳居士的《咫闻录》载：

《咫闻录》刻于清道光三十二年（1852），作者慵纳居士。记录镒许愿求子，到“三圣宫”祷于神以许愿，愿满敬以阳戏酬神事。演出阳戏是为酬答鬼神，属还子嗣愿。

至清同治年间，距黔北地区仅一江之隔的酉阳一带阳戏演出呈现为另一种形态。据清同治二年（1863）的《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祈禳》记载：

这时，阳戏乃州属巫觋之五种之一，表演时服饰齐全，“靴帽衣冠无所不具”。角色分工细致，“生旦净丑”皆备，角色有男旦装扮，为梨园小戏的演剧方式，演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形式发生很大变化，“病愈还愿”演阳戏，目的是驱邪逐魔，祈祥纳吉，酬神。演戏之余，还有表演“打十保符”“降童子”“上刀杆”“滚刺床”“打粉火”“作牛角道场”等“左道邪术”的傩技，以“驱使鬼魅”。

给小儿过关还愿是阳戏演出的重要礼仪之一，据清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之六“风俗”条记载：

同时，清光绪《平越直隶州志》的“风俗”条则初次记载迎神赛会祭祀川主的信息：

祭祀川主诞辰是当地具有较强地域性的社火活动，同时，“竟夜剧饮”，唱祀主神“川主”的阳戏当为天经地义的事。

清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五“地理八·风俗”转录《遵义府志》条，记载当地阳戏演出的实况：

民国以后，贵州阳戏的文献资料就更加普遍易见。如在黔北地区，民国《桐梓县志》记载：

在黔南，民国《独山县志》记载了此类阳戏表演的具体形态：

此类以人（巫或优）扮演的旨在禳灾祈福的阳戏，往往在酬神的同时颇具娱人功能。由于时间空间的不同，其娱人成分的多少亦有不同。清曾受一修《江津县志》卷九载：“独其唱阳戏少年无赖，诱聚若狂，实败风俗，不可不禁。” [38] 在这里，阳戏的表演者已经从“巫师”变成“少年无赖”。而被斥为“实败风俗”者，可见其表演必有娱神范围之外的世俗娱人成分。

近世，毕节地区的《黔西县志》亦有“阳戏”记载：

黔东南天柱、黎平、锦屏、黄平等县有关阳戏的文献，大多涉及湘西阳戏向黔地山区纵深传播的信息。

黔东南阳戏的渊源。文献显示，黔东南阳戏根源于江南地区，近源在湘西地区。据黎平韩氏家谱载：“始祖韩添公，江南徽州婺源县人也。大明时开辟靖州，委以重任，封为讨掳将军……至永乐二年（1404）拔军之时，四世祖礼公，分守湾寨屯。叠生五支始靖州；后五开（今黎平）。皆有田园庐墓存焉。” [40] 再者，古时湘、鄂、川、黔凡是水运航道能辐射到的区域皆为江西富商巨贾的传统商路，而黔东南黎平府亦有明代万寿宫演戏的历史记录。

弋阳声腔。黔东南地区阳戏唱腔溯源于湘西辰河高腔，追根于江西弋阳声腔的远播流变。江西弋阳声腔形成于元末明初，后被各地乐曲广泛应用。明徐渭《南词叙录》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 [41] 清李调元《雨村剧话》载：“‘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京谓‘京腔’，粤俗称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 [42] 可知高腔是发展了的弋阳腔，保持着弋阳腔的传统特点，在湘西怀化辰溪地区形成辰河高腔。在黔东南地区，表演阳戏其唱腔仍传承沿用“一唱众和”的帮腔方式。

黔东南阳戏的杨公信仰。杨公，即杨泗，最初源于湖南的民间道教水神，尊号为“九水天灵大元帅紫云统法真君水国镇龙安渊王灵源通济天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泛称作“杨四将军”“杨家四爷”“斩龙杨泗将军”“杨公”等，其神职功能是斩除蛟龙，平定水患。杨公信仰广泛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至今有许多地名以杨泗命名，如湖北武汉市有杨泗港、黄冈市团风县贾庙乡有杨泗村、湖南省浏阳澄潭江镇亦有杨泗村、安徽省宣城市有杨泗乡等。经湘地由清水江流播入黔的南路阳戏依旧孑遗徽、赣、湘等地的杨公信仰。杨公、杨泗将军是黔东南地区崇拜的重要神祇之一，当地沿清水江码头建有多处杨公祠。杨公祠是阳戏演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且演出时必要祭祀杨公。

据清光绪《黎平府志》载：黎平城内早在明弘治三年（1490），在城西广运街建了内有大戏楼的城隍庙；在城南相家坡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五显庙；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建了内有大戏台的杨公祠；清嘉庆二年（1797）建了内有大戏楼的万寿宫，等等。 [43] 可知，杨公信仰在黔东南地区传播广泛。

杨公调也随着阳戏的演出沿着沅江、清水江的码头一路传唱开来，从旧时湖南黔阳到今天贵州锦屏、天柱、远口、白市、瓮洞等地。如清光绪《黎平府志》“杨公祠”词条云：“杨公祠，即镇江王庙祀杨五将军，在府城南隅神鱼井右，乾隆三十四年建，嘉庆十八年重修，为黎平会馆。又敦寨簸箕滩有杨五庙，船过此甚险，往来竭诚祷祀以保无虞。” [44] 据陶光弘先生调查：阳戏艺人何长盛（生于1923年）从八九岁到二十几岁都看过杨公庙庙会演唱阳戏。进入庙会看阳戏的不少是湘黔在清水江、沅江放排撑船的水运工人，他们看阳戏的同时祈求平安。一些清水江上的放排老板和放排工人中的阳戏爱好者，先是有意无意地学唱阳戏，后请师传教，阳戏便在天柱一带流传。 [45] 文献最早记载看阳戏演出的亦是清水江上放排、跑码头的工人。 [46] 据此可知，黔东南天柱、锦屏等地阳戏演出始于清咸丰年间。

文献记载艺人求艺情况。对黔东南地区阳戏艺人求艺过程，文献亦有记载。如黎平顺化瑶族乡桥头寨阳戏坛“至今已经相传五代，第一代是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的杨光庭。他十七岁（1816），请湖南阳戏艺人进寨教戏，学徒10多人”。 [47] 而据李瑞岐调查，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黎平县潘老寨的杨生保、陈国光去湖南靖州的浦口学阳戏，当年回寨建立阳戏班演出。 [48]

[1]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3155页。

[2] 《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载日本高楠顺次郎、望月信亨等编《大日本佛教全书》册九五《大觉禅师语录》卷下《颂古》。

[3] 清·禺坡纂辑：（嘉庆）《仁怀县草志》不分卷“风俗”条，《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页。

[4] 清·陈熙晋纂修：（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之十四“风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9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26页。

[5] 清·崇俊修，王椿纂，王培森校补：（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之六“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40页。

[6] 清·崇俊修，王椿纂，王培森校补：（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之六“风俗·还泰山”，《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40页。

[7]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卷二十》，据清光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06页。

[8] 《遵义县概况》，佚名编，民国时期间油印本，一册，（民国年间贵州未刊县志资料十二种）第四册。民院、民研所、省志办藏。

[9] 平越直隶州即今福泉市。

[10] 清·瞿鸿锡、曹维琪修，贺绪藩纂：（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之五“地理八·风俗”，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72页。

[11] 清·蒋深纂修，汤鉴盘增纂：（光绪）《余庆县志》不分卷·风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3册，清光绪三十年抄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21页。

[12] 即今平坝县。

[13] 清·刘祖宪修，何思贵等纂：（道光）《安平县志》卷之五“风土志”，清道光七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12页。

[14] 江钟岷修，陈延棻，陈楷纂：（民国）《平坝县志》之“民生志”之“第五·岁时伏腊”，据民国21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41～142页。

[15] 胡翯修，饶燮乾等纂：（民国）《镇宁县志》第二卷“宗教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据民国36年石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606页。

[16] 胡翯修，饶燮乾等纂：（民国）《镇宁县志》第二卷“宗教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据民国36年石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1页。

[17] 黔西县志编写委员会编，张仁德主编：《黔西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18] 洪寅、胡尧年修，末绍熙撰：《南笼续志》三十卷“风土志·风俗气候”，民国10年修钞本一册，贵州省图书馆、省地方志偏纂委员会所藏复印本。

[19] 窦全曾修，陈矩纂：《都匀府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3册，据民国14年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3页。

[20] 清·赵沁修，田榕纂：（乾隆）《玉屏县志》卷之二“风俗·祭礼”，《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7册，据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页。

[21] 清·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之二“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据清光绪十八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3页。

[22] 陈昭令等修，李承栋纂：（民国）《黄平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1册，据民国10年稿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22页。

[23] 吴电雷：《论西南地区阳戏与傩的种属关系》，载《人民论坛》，2013年18期。

[24]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正德瑞州府志》卷之一，据明正德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650页。

[25] 龙赓言纂修：《万载县志》卷一之三，据民国29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68页。

[26] 清·张文旦修，陈九畴等纂：（康熙）《高安县志》“风俗”卷之九，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1195页。

[27] 清·董维祺修，冯懋柱纂：《涪州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28]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6页。

[29] 民国年间的《独山县志》《桐梓县志》等皆有记载。王华裔、何干群等：《独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3册，影印贵州省图书馆据民国四年刊本复制油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55～356页；李世祚修，犹海龙等纂：《桐梓县志》卷三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7册，据民国19年铅印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99页。

[30]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卷四十六》，据道光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080页。

[31] 清·慵纳居士：《咫闻录》，《笔记小说大观》第24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22页。

[32] 清·王鳞飞等修，冯世瀛、冉崇文纂：《酉阳直隶州总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8册，据同治二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66页。

[33] 清·张正煃、崇俊修、王椿纂、王培森校补：（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之六“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8册，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39页。

[34] 清·瞿鸿锡、曹维琪修，贺绪藩纂：（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五“地理八·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6册，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复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73～74页。

[35] 清·瞿鸿锡、曹维琪修，贺绪藩纂：（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五“地理八·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6册，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复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76页。

[36] 李世祚修；犹海龙，侯树涛、赵元雋等纂：（民国）《桐梓县志》卷三十一“文教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7册，据民国19年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97页。

[37] 李世祚修；犹海龙，侯树涛、赵元雋等纂：（民国）《桐梓县志》卷三十一“文教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7册，据民国19年铅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97页。

[38] 清·曾受一：《江津县志》，《故宫珍本丛刊》第215册，影印清乾隆三十三年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8页。

[39] 黔西县志编写委员会，张仁德主编：《黔西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6页。

[40] 因多方面的原因，没能到黔东南一带做田野调查，特转引自李瑞岐主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戏曲曲艺概览》，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页。

[41] 明·徐渭：《南词叙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12页。

[42] 清·李调元：《雨村剧话》，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46页。

[43] 清·俞渭：（光绪）《黎平府志·坛庙》卷二上，《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25～128页。

[44] 清·俞渭：（光绪）《黎平府志·坛庙》卷二上，《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26～127页。

[45] 陶光弘：《幕启春归》，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46] 据天柱县度慕《陈氏族谱》载：“康熙大疫，合族皆染，固适公避疫香炉坡，数载温散嗣归，重兴寨户……恐疫复袭，咸丰八年（1858）请戏入祠，‘作万人缘’。”见李瑞岐主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戏曲曲艺概览》，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页。

[47] 据天柱县度慕《陈氏族谱》载：“康熙大疫，合族皆染，固适公避疫香炉坡，数载温散嗣归，重兴寨户……恐疫复袭，咸丰八年（1858）请戏入祠，‘作万人缘’。”见李瑞岐主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戏曲曲艺概览》，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页。

[48] 据天柱县度慕《陈氏族谱》载：“康熙大疫，合族皆染，固适公避疫香炉坡，数载温散嗣归，重兴寨户……恐疫复袭，咸丰八年（1858）请戏入祠，‘作万人缘’。”见李瑞岐主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戏曲曲艺概览》，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5页。

贵州阳戏文献文物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