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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神秘古墓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墓葬这一生命归宿开始产生；兴义万屯一批神秘古墓的发现，引来了人们探寻历史的征程。
一、万屯汉墓群
1973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分组对全省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兴义地区由省博物馆考古队员唐文元和张以容负责。当年12月，唐文元、张以容带领的考古队员在万屯镇枧槽沟324国道边，发现了汉墓封土。
万屯汉墓群文物保护标志牌
1975～1991年，著名考古专家李衍垣、熊水富带领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陆续对万屯汉墓群中位于新桥村一带的9座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的墓葬，分砖室、石室、砖室与石室同冢三类，根据平面形制，又可分为刀形券顶墓和凸字形券顶墓。石室墓采用石料砌筑甬道及墓室，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称前堂，包括与后部交界的一级阶堂，阶堂地面和甬道地面在一平面上，地面为不规则的石板镶嵌平铺；室壁用大小不一的石材逐层压缝叠砌，层次清晰；墓道及墓室均砌筑成圆弧形的券顶，砌筑券顶的石材，加工成楔形。
汉代墓葬一般于土丘台地之上选址，大多呈圆丘形，规模宏大，有的高近3米，底径可达10余米，多见为封土墓葬，没有围石。那时还没有刻碑的习俗，因此墓葬前一般没有墓碑，墓葬内也基本不会发现墓志碑。
从考古发现看，汉代讲究生简葬隆，就算一般老百姓的墓葬，都会或多或少埋藏一定数量的陪葬品；如果墓主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陪葬品往往十分丰厚。这些陪葬品以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器、钱币为多，许多器物上带有铭纹符号，因此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珍贵实物。陶制用具、动物骨骼、植物种子以及衣物、绸缎，等等，这些物品也许只是残件，但却是研究当时陶瓷制造、养殖业、种植业、纺织业、丝织业发展的重要实物，都是极其珍贵的。
万屯汉墓群出土的器物，形制精美，做工细致，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铜车马、铜跪人灯、铜摇钱树碎片、铜釜、陶质水塘稻田模型、陶纺轮、环首铁刀、货币、漆器、琥珀狮饰、石镇等，是出土文物中的精品。
1988年，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局、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打击文物走私成果展览，兴义万屯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就作为贵州最具标志性的实物参加展出；1999年，北京举办全国文物精品展览会，万屯汉墓群出土文物参加展出。贵州省博物馆出版的《文物精品志》中，万屯汉墓群出土文物也占了大量篇幅；黔西南州编写的《文物精品》一书中，万屯汉墓群出土文物更是重中之重；200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编辑的《贵州文物精华》一书中，万屯汉墓群出土文物独占鳌头。
根据研究论证，万屯汉墓群时代在东汉和帝（89～105年）前后，早不过王莽时期（9～23年），晚可到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年）。
目前，兴义市正在对万屯汉墓群进行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省内相关专家经过研究论证，提出评估意见：
一是万屯汉墓群从汉墓数量、规模比较，在贵州省属比较集中、规模大、墓室结构精巧、出土文物品位高，在全省史学界、考古界认定都是首屈一指的，是研究汉及夜郎文化的重要场所，其出土文物是研究汉及夜郎文化的重要实物佐证。
二是万屯汉墓群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为贵州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填补了贵州古代史的部分空白，它与省内其他遗迹、遗物的发现相结合，共同为贵州古代史的连续性、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使贵州古代史通篇连贯真实可靠，同时也为研究探索古夜郎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佐证，尤其是8号墓出土的铜车马、陶质水塘稻田模型最为珍贵，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工匠的智慧结晶，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对于探索汉代车制、冶炼工艺及川黔交通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是万屯汉墓群是贵州省一处考察汉代政治、军事、农业、文化的重要处所，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综合上述，万屯汉墓群已具备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条件，因此建议向国家文物局推荐万屯汉墓群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阿红古墓群
阿红，是兴义市东北部万屯镇的一个布依族村寨，最近的一次考古发现，使这块土地一夜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
阿红古墓群发掘现场
1.阿红古墓
晴（隆）兴（义）高速公路要经过万屯汉墓群保护区，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鉴于万屯汉墓群极高的历史价值，2009年5～7月，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队伍，对万屯汉墓群中心区万屯镇杨梅基地至坡麻近5千米的地带进行考古钻探。钻探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堆积，其中包含大量的烧土颗粒，并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黄色或红皮黑心的素面和方格纹夹砂陶片数十片。考古队员对采集陶片初步分析，其年代应该在战国至汉代，时间早于或等于万屯汉墓群的年代。
阿红遗址采集陶片的初步分析结果，引起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尘封千年的文明慢慢撩开神秘的面纱。经过40余天探方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53座，一个汉代土著居民的墓地——老坟山墓群展现在世人眼前。
此次发掘的墓葬，分布在老坟山墓群和新寨墓地两处。老坟山是坐落在阿红盆坝南缘的一座小山，墓葬分布于老坟山南坡，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墓葬发掘区位于整个墓群的西部，共发掘墓葬50座。新寨墓地坐落在阿红盆坝的东缘山脚，共发掘墓葬3座。发掘的墓葬分为土坑墓和石板墓两种形制，土坑墓2座，其余皆为石板墓。墓葬长度2～2.5米，宽度0.5～0.8米，深度约0.7米。构建墓葬的石板，为天然石板，未发现加工痕迹。多数墓葬被农业耕作破坏，仅余墓底。石板墓在土坑底部和四壁均贴有石板；部分墓葬填土中有随葬品，应为填土过程中放入。
墓群中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及少量动物牙齿。石器多为穿孔石刀，皆残损，与普安县铜鼓山出土穿孔石刀相似；另出土有1件砾石石锤，使用痕迹明显。随葬品中，还有玉石器，包括玦、璜以及料珠、石珠、骨珠、铜珠等串饰。
通过对出土器物的观察，阿红遗址陶器的总体特征与普安铜鼓山遗址接近，再加上穿孔石刀等佐证，可以确定阿红遗址的类型为“铜鼓山类遗存”。通过初步分析，考古专家认定墓葬年代应当在东汉中晚期。
阿红古墓与周边地区之前发现的汉人古墓不同。老坟山出土大量玉石饰品，同时期汉人墓葬中饰品多为铜制，少有玉玦、玉璜、扣饰等。考古发掘期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法军曾到现场进行人骨鉴定，他认为无论男女，四肢骨的发育普遍较细弱，肌嵴发育不明显，少有生前从事较重劳作迹象，这跟一些土著民族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相吻合。墓群中使用牛、猪、狗等家畜陪葬，在这一地区同时期其他汉人墓中没有发现。
经专家综合分析，初步判断老坟山石板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汉代的土著民族。老坟山墓群的发掘，填补了兴义历史的一个空白，产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如果再进一步发现更多的历史遗迹，也许我们就能将“兴义人”的去向弄明白。
2.阿红古墓葬的研究意义
夜郎是我国战国至西汉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或部族联盟。西汉以前，夜郎国之名，无文献可考。由常璩成书于东晋永和年间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战国至西汉时的夜郎古国，是当时西南夷各部族中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刘彻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夜郎王多同，并于元光四年至五年（公元前131年～公元前130年），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郡南部都尉。西汉末，夜郎王兴与勾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平定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夜郎国灭，至此，夜郎国不再见于史籍。
夜郎国是中国最为神秘的古国之一，《史记》等古籍记载的寥寥数语，对夜郎国都、疆界、族属、社会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等都没有明晰的记录。夜郎古国中心一直是考古学界和文物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夜郎国的具体位置，史籍记载都很简略，只说临牂牁江，其西是滇国。牂牁江是汉代以前的水名，今人考订为贵州的北盘江和南盘江。大多数人认为，夜郎国的地域，主要在今贵州的西部，可能还包括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及广西西北部的一些地区。然而，在考古发掘未提供可靠证据前，夜郎国中心区域的争论必然还将持续下去。
因为黔西南地区古人类遗址、汉代墓葬及汉代遗迹的大量发现，兴义所在的南盘江流域，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古夜郎中心地带，在“夜郎中心说”各流派中逐步占据了一席之地。
兴义市富集大量的文物资源，是贵州省内考古工作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到战国秦汉时代的遗存，文物数量多，等级高，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是夜郎考古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区之一，是全省夜郎考古战略的重要阵地。
一个文化的历史真相，需要众多考古研究的结论支撑，需要大量的遗址作为研究场所，同时还需要数以万计的出土器物作为实物佐证。阿红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将继续进行，对其文化现象的研究也还没有正式开始。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随着该遗址文化现象研究的逐步深入，阿红遗址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将会更加全面和透彻，那时的阿红遗址，将成为注解兴义历史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