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秘书经历的两件趣事
我同朱书记备受惊吓
退休后，我本想回乡下老家居住，只因乡下生活条件（尤其看病）不及城里方便，因而至今仍与老伴居于塔山脚下的楼房（县政协职工集资修建）里。夏秋之夜，老伴常约我提着板凳或椅子到大门口（安册公路边）闲坐，一则看看形形色色的过往车辆和行人，再则享受那一阵阵微风吹来的凉爽。
去年以来，每当老伴看到各种车辆络绎不绝地从身边经过时，总要问我：“现在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车在路上跑？”我说，现在不单是我们门口这条公路，不论是到兴义还是兴仁，各条路上跑着的车都比过去大大增加，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达了，政策放宽了，不仅公家有车，买私家车的人家也越来越多。
说着说着，不禁使我联想上世纪70年代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因坐车而发生的一次险情。一天下午，我接到兴义地委办公室电话，电话里通知县委朱俊德书记带个秘书到地委开会。我把通知转达给朱书记，他当即让我与他同去，并嘱咐及时与县机关有车的单位联系，解决好乘车问题。
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仅有一辆北京牌小车，而且在行驶时经常出故障，有人编了首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叫来群众推。”至于县直各部门和单位，虽有六七辆工作用车，但因县内没有专修小车的单位，往往出了毛病就摆着。我按朱书记安排，先在电话上联系，有可能去的，就到该单位找分管领导和驾驶员具体商量落实。
一天两天过去，第三天就要用车了。这个单位说车已因公外出，那个部门说车子已坏，怎么办？我将实情向朱书记报告，他说，不行就买班车票。而当天时间已晚，到售票处一问，票已卖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赵站长设法解决。
第二天上午8点，我同朱书记一起到车站上车，才知道站领导安排了一部十多个座位的加班车。我与朱书记及其他旅客上车就座后，驾驶员手握方向盘，脚踏油门开始启动。陡然间，“轰”的一声，只见到可怕的火苗和滚滚浓烟从引擎内喷射出来，冲向车顶，弥漫车厢，全车人生命危在旦夕。说时迟，那时快，我看不妙，就蜷曲身子从车窗窜了出来，急忙打开车门让大伙脱险，这时我才发觉驾驶员已用放在车内的一床折叠捆好的新棉絮把火苗扑灭了。朱书记和旅客们纷纷安全走出车外，拍打着身上的烟尘。我有意无意地往颈上一抹，才知全身上下冒着虚汗。我问朱书记伤着哪里没有，他抿嘴一笑。全车人命大，有惊无险。“大家的生命都交在你手里，你今后更应注意开车前对车辆进行检查，严防事故发生。”朱书记严肃地教训师傅。
车又一次启动，运转正常，驾驶员向旅客们道歉：“刚才的事情都怪我，原本不是开这辆车，开车前又没有仔细检查，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请大家上车按原位坐好，抓紧扶手。”
车出了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倘若车辆因火发生爆炸，我同朱书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果将不堪设想。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想起来还后怕呢。
保卫公章
公章是权力的象征，绝不容许丢失、误用和毁损。
1963～1987年我先后在本县新安区和县革委、县委担任秘书工作十余年，一直负责公章的管理和使用。“文革”期间，曾发生过两起出乎意料的险情。“文革”期间，有的造反组织把夺权简单理解为夺取单位印章。县文化馆面临造反派前来单位夺权时，就把印章交给本单位一位年轻力大的职工藏身上，不料被造反人员发觉，几人同时下蛮力抢夺，经过几番挣扎，管章的人员看情况不妙，就把印章从楼上窗口抛了下去。当时在楼下的造反人员拾起后，随即高呼“夺权胜利了！”消息传来，不禁使我绷紧了神经。我经过短暂思索，把本单位印章放到楼下的垃圾堆里。造反人员到来，将办公柜橱、书桌全都翻遍，没有找到公章，只得愤然而去，从而避免了公章被抢。
1973年我到县革委办公室秘书组工作后，时任办公室主任的何德，为确保县革委公章绝对安全，专门购置了一个保险柜作存放公章和绝密文件。我到办公室正式上班后，他就把公章和保险柜钥匙及密码转交给我。不久，因办公室房屋装修，保险柜被移到隐蔽处存放，公章锁在柜里暂不使用。大约10多天后，有重要文件需要用公章，却因我一时恍惚，竟把记录密码的本子锁进了保险柜。几个单位有要事等着盖章，我急得脑子里一片混乱，怎么也想不起密码，领导也急得双脚跳，凭心记的号码总是不对，弄得我狼狈不堪，心里似乎压了块沉重的石头。白天打不开，晚上我守在保险柜前继续回忆密码又继续开锁，时而顺时针，时而逆时针，来回折腾了大半夜，始终无法打开。第二天天亮又来开，同样无法打开。于是，在夜深人静时，我就找了一个小木凳坐到保险柜前，按照记忆中的顺反时针方向交替拨动，一次又一次地试，连续试了两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夜里，才终于对上了密码，终于打开了！我伸手把县革委大印拿了出来，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单位的同志们对我开玩笑：保险柜没有难倒小偷和坏人，竟把自家人给难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