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坡往事
安龙人叫了几百年的北门坡，无论是早年以钟鼓楼为中心，或是后来以北门洞为中心，它的位置都在正南方。为什么会南向北名呢？我曾问过许多老安龙人，都说“不知道”、“晓不得”！本人也在“不知道”中叫了六七十年的“北门坡”。读了《安龙县志》，又请教了编志的龙尚学和陈翰辉先生，方知从公元1382年，即明洪武十五年起，便“于今城南桅峰山麓筑土城，留兵屯戍”。可见，当年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桅峰山下。据考证，明代的衙门就设在现在的安龙一中的老校园内，而以此为中心，这个坡就在城正北一方，故称“北门坡。”桅峰山以远向铜鼓山方向的一道城门名曰“从风”，俗称老南门，这就弄清了安龙古城的方位和“北门坡”的典故。
长168米，宽4.5米的北门坡，在古城内是一条店铺鳞次栉比，房屋宽敞（多为四合院或二重院）、建筑考究（石墙、木柱、花窗、铺台、大门加腰门）的闹市。因此，从名称的准确性而言，笔者认为，应叫“北门坡路”或“北门坡街”。不过，习惯成自然，总不能因城中心北移了而改名“南门坡”吧？北门坡，永远的北门坡，安龙人心目中神圣的北门坡是永远不能颠覆的。安龙人，只要一说北门坡，眼前就是宽宽的石梯坎路，两排绿油油的冬青树和两排古色古香的瓦房，街式别具一格，“北门坡，坎坎多”的民谣世代相传，直至永远。
游子夜归
生于斯，长于斯的任华方先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1990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晚上，离乡45年的他从台湾回到故里，因客车晚点，加上那晚安龙停电，满城黑咕隆咚。当他登上北门坡的石梯坎时，心潮澎湃，无比激动，他打开电筒，左右照照，寻找着儿时的记忆，时而向左摸着一壁石墙，说：“这是黄（明楷）校长家的铺台！”时而向右，照亮一幢残缺的老屋基，说：“这是斜朝门！”他爬到北门坡顶时，用电筒向两边不停地射照，“咦！这里的石狮子呢？”浓浓的乡音伴着浓浓的乡情，让这位七旬老翁一路聊发少年狂。他走近“安龙一小”门前，用电筒照亮两棵古槐树，小学六年的欢愉情景立刻浮现眼前，“当当”钟声在耳际回荡，王伯娘的糯米饭在面前飘香，“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小学毕业唱的《毕业歌》又响在耳际，唤起他对少年时同窗的思念。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四十五年的思乡之情一涌而出，伸开双手紧紧地抱住老槐树，放声高喊：“安龙，我回来了！”不禁热泪盈眶。游子痴情呐喊的声音，摇曳古树的枝叶发出沙沙之声，似乎在应答：“孩子，我听到了！”他又虔诚地面向老南门方向，“咚”的一声跪下，轻声地说：“爹、妈，我是方儿，我回来了！”盈眶的泪水一滴滴落在青石板上，绽成一朵朵盛开的花朵。任华庭将哥哥扶起：“哥，明天我们一起去坟上给爹妈烧纸敬香吧！”夜已深，路已静，哥俩缓步走向不远处那幢斑驳的老屋。
华方先生在老屋住了六天，每天晨练时，就是下北门坡，过文庙街，奔招堤。返回时，进北门洞，过北大街，爬北门坡，回老屋。他说：“要这样把小时候的脚印找回来。”他从台湾带来的几盒胶卷，全部映满了故乡的人和景，当然最多的是北门坡那些石梯坎和两旁的冬青树和老房子。他说，带回台湾让安龙乡友们一饱眼福，自己思乡之时，就翻阅这些照片，让北门坡时时都在眼前。
返程的时刻一晃即到，他舍掉亲友们送的诸多礼物，只在背包里装进一个近两天用北门坡冬青树小树杈做成的弹弓，这是他年少时的最爱玩具，他曾获全校弹弓“十米射”冠军。他想，思乡时，摸摸这个弹弓也等于摸到北门坡的冬青树了。
在华庭弟、媳及众侄、孙的护送下，他们从北门坡顶逐级而下，他默默地数着“一、二、三……”直到第九十四。
慈母情链
家住周家巷与北门坡交汇处万家院子的周菊萍女士，从蹒跚学步到读县一小、读中学，日复一日上下北门坡，那些光滑的石梯坎上留下她无数的脚印，冬青树下回荡着她青少年时代的欢声笑语。她后来到省城读书、就业、成家，养育了一双儿女。在那交通不便的漫长岁月，对家乡的思念、对父母的挂牵，只能寄托在书信中。说来现在的年轻人不信，一封信从贵阳寄出后，半个月才能到安龙；三年两载回乡探亲，汽车马车兼程，顺利时，五六天可到家，否则，十天半月还在途中折腾呢。1951年，有了贵阳到安龙的班车，暮春时节，她携十岁长子道耕和六岁女儿道耘，回乡省亲，经三天的颠簸回到安龙。她常对儿女讲起老家的故事，“北门坡，坎坎多”的俗语早已深深地印在两兄妹的心头，回乡的次日一早，两人就吵着要妈妈带他们去看坎坎多的北门坡。
他们从周家巷口沿石梯坎下到钟鼓楼。妈妈告诉他俩，她小学时，每天要上下两次北门坡；中学时，每天要上下四趟北门坡，“我的脚劲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十五岁就能和大人一起步行半个月到贵阳读书。”说到这里周阿姨脸上流露出无限的自豪。
她向两个孩子交代：今天我们爬北门坡有两个内容，第一，按平常速度走，边走边数石坎数，看谁准确。第二，下坡时要拣地上的冬青花，看看谁拣得多。
她们母子三人从钟鼓楼出发，拾级而上，道耕边上边数，上到石狮子处，一共94台坎，妈妈记的数与道耕一致。唯有顽皮的道耘只顾拾拣路边的冬青树花，忘了数数。妈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小姑娘谁不爱花呢！”她对两兄妹说：“现在下坡啦，将你们的小手帕做成包，拣的冬青花就装进里面。”这清明时节，风轻轻，雨蒙蒙，时雨时晴，冬青树落英缤纷，树下一地金黄。他们边下坡边捡花，道耕只顾打着口哨逗树上小鸟，道耘的手帕已盛满了花，而道耕的手帕所盛无几。回家后，妈妈将三包冬青花抖落在簸箕里，用穿上红线的针将一朵朵细小的冬青花穿上去，当红线变成一根花链时，她在道耘的脖子上比试了一下，然后打个结，郑重宣布：“今天道耘表现好，爬坡不叫苦，下坡拣花多，这个花项链就奖励给道耘。”然后将这个黄灿灿、香喷喷的花链戴在道耘脖子上，道耘迫不及待地到镜子前，“哟，真美，我要带回贵阳去展示给小朋友们看。”妈妈又穿了几串交给道耘，“夹在书本里，保管好，回去送给小朋友的才是好花链。”接着道耘在妈妈的指导下，自己又长长短短地穿了几串，脸上洋溢着几许成就感。
探亲假满了，周阿姨把道耕留在安龙外婆家，只带着道耘和那几本书里夹的冬青花项链回贵阳，不久道耕收到妈妈寄来的转学证书，就这样，道耕成了安龙一小五年级的一名学生，成了我的同学。同班的还有后来在安龙一中任教的秦兴哲，在安龙县医院当医生的刘书芬等。
转眼道耕已逾古稀，早从省城的一所专科学校退休，赋闲在家。他魂牵梦绕的是第二故乡安龙的北门坡，每到冬青花开时节，他总要旧地重游，尽情地上下北门坡，把深深的情重重地踏进那94级石梯里。
外乡学子心中的北门坡
1957年9月，安龙中学首办高中，50名高一新生中，有12个来自毗邻的贞丰县，堪称一批高才。佼佼者当推孙安全，他文理兼优，喜欢琴棋书画，酷爱体操和文学，算全校的一个奇葩。他从安龙中学毕业后，考入安顺师专，毕业后在贞丰、清镇的几所中学执教，是货真价实的高级语文教师。在我主编的《安龙故事》中有他的一篇文章叫《安龙情思》。文中说他初上北门坡时，印象不怎么样，“从贞丰到安龙，120华里的路程，经过一整天的艰苦跋涉，到达安龙城边时，已是晚上九点过了。本以为一下子就可以进校门，而且还会有一盆热水美美地洗洗脚。可是啊，已是强弩之末的我们，却还要在这北门坡的石坎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就是来安龙的第一印象”。
高中三年，经常爬北门坡，开始只觉得累，累了就埋怨“为什么把高中办在坡顶上？”然而，有一天他突然顿悟：明永历帝朱由榔把他的行宫设在这北门坡顶上，当然是要像其祖宗们一样好居临天下，让臣民匍匐而朝。而安龙中学坐落于此，何故呢？其意可能是在暗示前前后后的莘莘学子，要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吧。
有道是：诗言志，诗记事，诗传情。孙安全在安龙求学三年，在无数次的艰苦“攀登北门坡”的过程中，情愫纷纭，于是我们一起在千百次的爬坡下坡中产生了许多共同的理想，我俩曾妄攀北京电影学院，他拟报考导演系，我拟报考表演系。后来一纸“你省今年没有招生任务”的回函，打破了我俩的电影梦。诗兴大发之时，我俩总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胡诌几句诗，当然，当时对“诗”的句法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我俩认为，唯有用这些有韵味的短句才能准确地表达其志、其态。
现选用我们合吟的两首，与读者共飨：
爬坡论英雄
感谢老祖宗在安龙留下这么一条别致的老街，五六百年的人走马踏，风吹雨淋，让原来粗制的石板石条变成光滑美丽的“玉石”。五六百年，多少代人在这么多的石梯坎上留下的情和爱，永远也挥之不去。难怪不少游学、谋业在异地他乡的安龙人，始终叨念着“北门坡，坎坎多”的思乡曲。
离乡25年后，借工作出差到安龙之便，趁一个秋风朗月之夜，我邀约了当年安龙中学“保尔”篮球队的队友福寿、张力、马八、小泉等来到钟鼓楼下，看看已经人到中年的我等，以最快速度爬到北门坡石狮子处需多少时间。比赛规则只有两句话：“各人看表计时，不许耍赖。”、“预备——起！”老队长我发出口令，各自迈腿甩手奋力而登，结果如下：马八3分30秒、张力3分40秒、福寿3分50秒、小泉3分55秒，本人4分05秒。我们坐在坡顶的石条子上，一个二个气喘吁吁，无不感叹“不行了！”一向不服输的福寿说：“读初三那年我只用2分50秒。”马上招来大伙批判：“好汉不谈当年勇。”记得读初二下时，有一堂体育课，黄有初老师组织我们举办了一次爬北门坡比赛，男生冠军是吴顺礼，成绩2分40秒，女生冠军是韦凤锦，仅比吴顺礼多4秒。
时日飞度，转眼到了2003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我和张力回安龙为祖先“亮灯”。我们十个老朋友到十八先生祠合影之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钟鼓楼下，打算检验检验我们这伙花甲老人爬北门坡的纪录。第一名是李老八，第二名是孔祥顺，他俩的成绩分别为4分50秒，5分10秒，大家无不感叹“老朽也！”
美国大兵开吉普车下北门坡
据《安龙县志》大事记记载，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军事委员会第十二工程处专员马跃先会同美国空军上尉安住伦尼斯，在城北白泥山征用土地赶筑轻便飞机场，供在缅甸的抗日盟军和中国远征军运输物资使用。美军指挥部设在文庙（现公安局宿舍），文庙街的美军发电机日夜轰鸣，整日车进车出。有一位驾驶兵特别张狂，下班之后开着他的吉普车在城内大街兜风，他也学会了“北门坡，坎坎多”这句汉语，时刻挂在嘴边。他对这条建在石台阶上的街特感兴趣，有空就徒步上下。经一位会讲英文的中学生带领，一天，他们从文庙街经府后街上书院坡，经安龙一小到北门坡顶石狮子处，通过仔细观察，他认为开着吉普车可以从坡顶下到钟鼓楼。他决心冒个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安龙创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开着吉普车从府后街上到北门坡顶石狮子处，用10迈上下的车速，将车开下北门坡，每下一台坎，他都被抖得从座位上跳一下，并发出得意的“哈哈”声。北门坡的住户，被这特殊的举动所惊，纷纷出门看热闹。这位美军司机是个“人来疯”，路边的人越多，他越来劲，车到稍宽一点的地方，他便停下来，轰着油门从座位上站起来，得意地向路边的观众做飞吻示谢，许多观众伸出大姆指，喊着“老美，挺好！”他更加洋洋得意。在一路惊奇的眼光和助威的呐喊声中，他的车下到坡底，通过钟鼓楼的门洞，驶回文庙门口停下，安全地完成了他的“冒险”。
这事我是听说的，不过的确是事实，许多70岁以上的北门坡人亲眼所见。非常遗憾，至今没找到一张美国大兵开吉普车下北门坡的照片。我几次嘱咐爱画画的唐十二，叫他按这情景画一张，配在我的文章中发表，可是他至今尚未交稿。
坡情未了
周玉仁同志在安龙县政府、县委做领导工作十来年，既是责任的驱使，也是他在大学学土木工程学的专业兴趣所致，他对安龙这座古城情有独钟。到任不久，就走访县里几位老领导和乡贤，征求他们对保护古城、建设古城和开发安龙旅游资源的意见，其中交谈最多的是曾任县文化局局长的陈翰辉，这让周县长形成了“保护古城先抓古街，保护古街先抓古民居和古建筑”的理念。因工作关系，我与周玉仁同志亦有多次接触，并就“保护古城”问题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为人谦和，办事认真，经过多年思考，在他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大约是2009年初），通过县人大以立法的形式，形成了一个保护古城的红头文件。其中核心有两点：其一，由文化和城建部门对古街古巷古民居进行一次普查，对百年老屋实行房主与街道办事处联合管理，并逐一挂牌。其二，实行政府与房主合作改造，规定凡自愿按文件规定“修旧如旧”的房主，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补助。而且，他亲自抓了北门坡刘德明、卢云忠等几家的改造工作，树立典型，造起样板。后因政府资金不到位和他升任副州长等原因，古城改造工作未能按计划进行。当下，中央政府提出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生态保护发展理念，安龙古城的保护与发展迎来了大好机遇。
本人是个执着的爱乡主义者，并形成了一个观念：爱祖国从爱家乡做起。为此，我特别欣赏安龙先贤张鸿藻发自肺腑的爱乡名句：“我从日本归来，飘大海，渡长江，经许多无边风月，还是此间极佳。”此句我铭刻于心，感悟深极。他离开安龙55年，飞越大洋到过欧美，渡长江到过京沪杭，却总觉得“还是此间极佳”。因为我在省里文化机关工作长达20年，跑遍了全省87个县（市、区），为诸多地方文化发展出谋划策。组织过数十次省级、国家级大型文化活动及文化学术论坛。策划并组织了“贵州省民间艺术之乡”系列活动。主编了《贵州艺术之乡集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策划并组织了“贵州文化带”建设活动，撰文《夜郎自有流行曲》参加全国文化建设经验交谈会，文载《中国文化报》（1994年5月8日），撰文《对贵州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分析与思考》参加全国文化论坛，文载国家级权威刊物《瞭望周刊》总第35期。我同样以赤子般的心态对家乡的文化发展做了研究，撰文《论十里荷花如何做强做大》《安龙发展旅游的思考》分别刊载《黔西南日报》和《贵州旅游论坛文集》。本人煞费苦心研究了一个开发北门坡旅游项目的方案，提出“北门坡登高游”的创意，曾多次在安龙相关会议上对相应领导层进行苦口婆心的游说，却是石沉大海。
我提出的“开发北门坡旅游资源”理念并非不实之计，我曾先后设计了丹寨县“派卡箐火盛宴”、贵定县“音寨布依风情游”、赫章县“不到韭菜坪，不算贵州人”等旅游项目，人家奉若高见，立即实施。令人不解的是，偏偏在自己的家乡提出可行创意，而且是无偿效劳，却多年难达目的。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许我在安龙个别官员的眼里，只算个水峒山庙里的老役罢了。
不管怎样，本人虽已是赋闲老朽，然而，爱乡之心矢志不移。“北门坡登高游”的方案，经多年推敲，现在更加成熟，只待周玉仁之类的知音再到家乡为官，是时我将与之从长计议，此梦必圆，北门坡的旅游项目绝对是人无我有的绝品。“北门坡，坎坎多”，这坡，这坎，就是稀奇的旅游资源，当然得有人下功夫去打造，去推介，北门坡的居民吃旅游饭的梦，指日能圆。信不信，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