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岁月
1967年9月，我被分配到安龙县工作，后来县里面又把我分到普坪区农技站。虽然已经参加了工作，然而“文革”后期多半时间我都在县农业局集中学习。后来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我被抽到龙山区笃山乡搞宣传。真正到普坪区是1970年底，在区里，我是“万金油”，什么都要做，如农业技术指导，“5406”菌肥生产与运用，双季稻的试种等等。
1974年6月，县里组建植保站，组织上把我从普坪区调到县植保站来工作。当时站里只有两个人（后来分配来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站长是分配到安龙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何宝成同志。起初站里的两个人，一边搞基建，一边搞业务，工作很辛苦。安龙又是全省32个生产粮基地县之一，需要服务的范围很广。后来站长就说他搞基建。当时虽然已建站，但没有宿舍。一年后我们的宿舍修好了，坐落在风景优美的招堤旁。6间平房，除室内已粉刷外，室外都是些石块砌起来的石墙，前后都是院坝。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把桌子搬到院坝里来，小孩子想去谁家就到谁家的饭桌上去吃饭，那段时光回想起来还是很温暖。直到调回贵阳，我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中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预测预报，二是参加全国标记黏虫回收工作。黏虫是杂食性迁飞性的害虫，来无影去无踪，可以突发成灾，致使农作物严重减产。因此要准确掌握它的迁飞规律、路线、时间和密度等。农作物病虫预测预报工作干起来非常辛苦，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天天有事干，发生季节里还需要夜以继日地观察记载，因而每天都有大量的田间调查和数据整理工作，调查地点遍布各个乡镇，记得有一次在坡脚搞越冬调查，我掉进了南盘江，湍急的江水将我冲到下游30米的地方，幸亏我会游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其他同志的协助下才游上岸，惊险极了。一次我在塔山东门坝子收虫，当我一手托着盘子，一手撑着杆子，走到田中央时，已见不着田埂，我一下子两脚深陷泥中，掉进夹缝里，全身湿透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才将脚抽出来，鞋子都还在泥中，只有赤着脚回来。
1978～1980年三年间，安龙县植保站参加了全国标记黏虫回收工作。按上级的技术安排，全县每个区都设有一个点，加上县植保站这个点，全县共8个回收点。1978年普坪回收点和塔山点共收到河南郾城标记的红黏虫13头；1979年塔山这个点又收到安徽沼觉标放的绿色黏虫一头；1980年，安龙县植保站在招堤的堤坎上标放的红色黏虫，我省天柱县收到一头。这一成果的取得，为摸清我国西部地区黏虫越冬迁飞规律，及预测预报技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数据。该项目完成后，安龙县测报站于1982年2月11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部授予的技术改进一等奖，而我本人获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与此同时，安龙县植保站还对黏虫危害损失进行了测定。通过测定，我们摸清了黏虫在安龙县以第二代、第三代危害最重，并通过危害损失率测定确定了防治指标。为了搞好这一基础工作，必须在成虫出现的高峰期回收成虫，让它同时产卵，同时孵化。记得1979年的除夕，我在晚上11～12点爬到5米高的灯下回收黏虫成虫，收完后立即放入养虫笼。这一天正是三十夜，当我回到值班室时，我的同事薛兰芬同志早已入睡，于是我也立即睡了。一晚上总觉得呼吸有些困难，第二天清早，要出去计时计温，必须马上起床。但我费了很大的劲也起不来，全身不能动弹，我想叫醒我的同事，但我又说不出话，无力去叫醒她。我用了最大的力气，摔了三跤，好不容易才爬到门边。为了计时计温，我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步往前爬，我离计时计温地点估计只有200米远，却爬了两个多钟头。当我看见温度计时，由于受伤后眼花，看不清，温度计掉在了地上，接着人也摔下去了，在地上不知道昏迷了多久。虽然摔在值班室门口，摔在同事的门边，值班室有同事在，但我无力向他们求助。后来还是我的同事贺圣贤起床开门发现后才把我扶起来。后来是贺圣贤、刘水江两位同事用单车把我送进医院，我才得到治疗。同事跟我说，当时我满脸通红，不停地呕吐。
那个年代我们整个站的同志工作都非常努力。安龙县植保站被列为全国88个重点预测站之一，在省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购置了显微镜、解剖镜等，同时还购买了30多台1.6匹马力的机动喷雾器，培养了30个机防人员。每当我们的简报发出后，县里就及时组织大面积防治，每年从虫口里夺回大量粮食。
回想起来，在安龙工作的20年虽然很辛苦，但是想起来却是值得的，因为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安龙是我的第二故乡，只要一提到安龙，我就会感受到醇厚的乡情，还有招堤那弥漫的荷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