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长存、富足永驻之树
“摇钱树”这个词,对现代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我们熟悉它,是由它的名字就可知,首先它是一棵树,而且前面还有修饰语“摇钱”,合称为“摇钱树”,通俗易懂、耳熟能详。如果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参观,对摇钱树当有一个更直观的感觉,走进展厅深处可见在玻璃罩内耸立着蔚为壮观、号称“通天神树”的摇钱树,其中一号神树分三层,树枝上共栖息有9只神鸟,传说古时本来天上有10个太阳,她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这可能就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复原后的神树最顶端也没有发现有神鸟,推测当时应还有一只象征“一日居上枝”的神鸟在顶端,与它们并存在神树上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
摇钱树寓意图
上面我们说到大众熟悉它的可能,而说到对摇钱树的陌生,却是对它功能和具体形态的陌生,多数人只知道那东西和其他物品很不一样,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少见,但殊不知其实这种神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汉魏时期曾经广泛流行过。
摇钱树,也称“钱树”,它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最早发现于1937年清理的云南昭通城东八里曹家老包的一座汉代砖室墓中,为一件红砂石摇钱树座,其上一面刻“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九个隶书纪年铭文,另三面分别刻有玄武、朱雀和瑞鹤 [1] ,但当时并没有将该种器物冠以“摇钱树”之名。
20世纪40年代初,老一辈考古学家曾昭燏和吴金鼎在四川彭山县对东汉崖墓清理时,发现一种以往所未见的器座状陶器,这种陶器有下大上小或三山耸立之状,顶端都有一个用以插物的中空小圆柱,柱表有浅浮雕,包括羊、蟾蜍、马、猿、西王母、舞人、钱树等图像,并且这种器座状陶器的旁边还有铜铸的树枝,其上也有西王母、圆形方孔钱等图像。5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彭山崖墓进行研究时,他发现这种器座状陶器和铜树,有的“钱树座”上浮雕着一人持竿打“钱树”上的钱,几人将钱挑走,显然这是钱树和钱树座 [2] ,故命名为“摇钱树”;陶座上摇钱题材的浮雕与唐代以来传说中的摇钱树有很大关系。
关于摇钱树名称的传说,民间有多种说法。相传一个白发老人给农夫一颗种子,叫他每天挑四十九担水浇灌,水里面要滴四十九粒汗珠,当它快开花时还要滴四十九滴血。农夫照着老人的话做了,结果种出的树是摇钱树,摇树就会掉下铜钱。还有就是说一懒汉到处找摇钱树,农夫告诉他:“摇钱树,两枝杈,两枝杈上十个芽;摇一摇,开金花,创造幸福全靠它。”原来农夫说的摇钱树是人的双手,钱财来自辛勤劳动。三说榆树的叶子与铜钱相似,秋天叶子变黄以后像铜钱,风吹手摇,树叶飘落,就像钱币落下。
“摇钱树”的名称由此引申而来。
据目前资料,它最早出现于章帝建初九年(公元84年),汉晋时期文献中却鲜有记载,世人多引录《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中的一段文字,以为与“摇钱”相关:“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亦有相关记载:“唐开元时乐伎许和子,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选入宫中,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宣春院。美而善歌,能变新声,深受唐玄宗赏识。临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可见钱树一词已出现于唐代普通人之口。
至明清时期,摇钱树的含义发生了少许的变化,多用来对善于赚钱之人的隐喻,在部分文献中也有些许记载,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就有相关记载:“别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摇钱树,千生万活,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
考古上所见的摇钱树又是怎样的呢?有学者初步研究认为,据目前已有资料可知,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皆有摇钱树出土。数量达一百四十余处,其中四川和重庆占绝大多数,超过其他省市所占数量的总和,而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占总数的一半。此种情况表明,摇钱树分布中心应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并以此向西南、东北方向延伸至云南、贵州及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 [3] 。
由摇钱树的分布范围知,它主要分布在历史上的巴蜀文化区,又以蜀文化分布区为主;因此,它可能为巴蜀文化圈内流行的一种树形随葬品,其一般由树座和树体两部分构成,树体又分树干、叶片和顶饰三部分。
树座顶部均有直径1~2厘米的插孔,以插树干;以上树干、叶片和顶饰皆系青铜铸造。树座保存较树体易,因此,完整的摇钱树树座在数量上较完整的树体多,按它们的形态可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学者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树座类型上划分的差异,如赵殿增先生就将摇钱树座分成“神山式、神兽式、基座及其他式”等几类 [4] ,巴家云则根据摇钱树座所塑形态将其分成“蟾蜍座、玉兔座、山形座、龟形座、蛇形座、熊形座、虎形座和盘龙形座”等几类 [5] 。按树座的质地,可将其分成陶座、石刻座和青铜座三类,其中尤以陶质树座居多,青铜树座则最少。
树体分树干、叶片和顶饰三部分。树干由青铜铸造的可以相互插接的空心椭圆柱管组成,节端有枝片插口,部分树干中部有镂空装饰;枝片种类各异,其上除有满饰圆形方孔钱纹之外,还有各类神话题材的瑞兽仙人穿插其间,少数的生活场景也会表现在其上,如乐舞百戏、车马出行和狩猎劳作等;树座多为石质或陶质,高20~50厘米不等,形制多样,器表常分层浮雕各类故事,顶部翼兽常以圆雕表现,有蛙、蟾、熊和兔等动物,形态栩栩如生。
从目前出土摇钱树的资料可知,摇钱树所流行的年代,有明确纪年的有两件,分别是1937年清理的云南昭通曹家包东汉砖室墓中出土的一件红砂石摇钱树座,上面有“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的铭文,建初九年即公元84年,属东汉早期;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在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墓出土的一件摇钱树座 [6] ,其上有铭文“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为公元125年,属东汉中期。从西南地区已发现的砖室墓和崖墓的年代看,东汉早、中、晚期皆有,有部分墓葬内随葬有摇钱树,因此我们推测摇钱树主要盛行于东汉的墓葬中,至蜀汉之后逐渐消失。
具体到今贵州地区,则主要分布在贵阳以西的部分地区,包括赫章、兴义、兴仁、安顺和清镇等地,以上地区的部分墓葬内随葬有摇钱树。
摇钱树柄及残片(清1号墓出土)
清镇11号墓出土摇钱树残片
1956年春至1958年2月,贵州省博物馆分三次在平坝县的金家大坪、平庄、老鸡场,清镇的琊珑坝、苗坟坡等地清理墓葬28座,墓葬形制分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三类,其中在一座狭长形带甬道的砖室墓(清1号墓)和清镇11号石室墓中分别发现摇钱树树柄一段和摇钱树碎片 [7] ,树柄上饰动物形象,树枝和树叶一段,叶中夹圆形方孔铸钱;清镇11号墓的封土内亦清理出一些摇钱树碎片,其图案有凤鸟纹,长尾羽,凤鸟两腿间有一插头;还有枝叶钱纹,树枝相互缠绕,叶为针叶状,在残枝间可见6枚方孔圜钱;以及方孔圜钱和凤鸟纹组合纹饰,为树枝的中间一段,树枝间残留3个方孔圜钱,钱侧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凤鸟踏在枝上。在11号墓中另出土了树干残段,上皆有佛像,佛像与树干融为一体,由双范合铸而成,合范口在树干的宽侧和佛像的两侧,佛像高4.7厘米、宽2.8厘米,结跏趺坐,头顶有高内髻,着通肩衣,双手置于身前似握住衣角,呈U形 [8] ;两座墓的年代都在东汉晚期。
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贵州省博物馆在赫章县可乐清理了7座墓葬,墓葬形制分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在报告所分的铲形双室砖墓(M3)内出土有摇钱树残片,包括残树干、枝叶等十多片,树干为铜皮铁心,无纹饰。枝叶正背面有相同的兽面、花草、人物等纹饰和钱纹 [9] 。
清镇11号墓出土的摇钱树残段上的两尊佛像
赫章可乐M3出土的摇钱树残片
1976年11月~1978年年底,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和赫章县文化馆在赫章可乐区政府所在地可乐河两岸附近的锅罗包、罗德成地、祖家老包等地清理墓葬207座,其中甲类墓39座,墓室结构除两座砖室墓之外,其余皆土坑墓;乙类墓16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部分墓葬的墓底一端侧放一釜(铜、铁均有)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放墓底中部,此种葬式即“套头葬”,推测为当地土著民族墓葬的葬俗。在以上两类墓葬中的甲类墓中,第15号墓出土摇钱树大小四十余残片,有鸟翼形、枝条形和钱叶片等,钱叶片上有“千万”字样,钱间有车马人物。人物姿态各异,分前行后送、回首盼顾、持械相斗、吹奏舞蹈等内容,服饰发髻隐约可见;马套车,扬蹄飞奔,整体构图生动,与其并存的有陂水田水塘模型、残陶屋和数枚五铢钱,墓葬年代在东汉初期 [10] 。
赫章可乐M15出土的摇钱树片
1976年秋,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安顺宁谷地区调查时发现两处汉代遗址和一百二十余座古墓葬,其间清理墓葬14座,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混合墓四类,其中在一座石室墓(M22)中发现摇钱树残件,4段,铁质树干,杆中部用圆形铅片套装其上,形似细竹,铅片周围有六孔,每孔插有剪轮铜钱形树枝,墓内与其共存的随葬品有剪轮五铢,其年代大约在东汉晚期。 [11]
1994年11月,有村民在安顺宁谷龙滩村犁地时,将一座石室墓封土盗洞上部的泥土弄坍塌而露出墓室,文物部门对此墓进行清理,编号M29,墓葬被盗扰严重,仅出土陶器、铜器和铁器等各类残件20余件,其中就有摇钱树座2件,摇钱树细枝条、茎叶和细铜条痕五铢及无字钱等树体残件。其中树座2件,黄色砂岩做成,圆台状中有插孔以放树干。树干残存一小节,扁圆条状;细枝条;摇钱树钱币,分五铢和无字钱;枝叶分普通叶形,上铸圆形方孔钱纹;圆环形,环外铸神兽图案;龙形,龙身弯曲,其上下铸圆形方孔钱;芭蕉叶形,主茎上下铸圆形方孔钱纹和奔跑的神兽。 [12]
安顺宁谷龙滩汉墓M29出土的摇钱树残件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在兴义县(现兴义市)顶效区万屯乡和兴仁县雨樟交乐乡清理了12座汉代墓葬,墓葬分砖室、石室和砖室混合墓三类,在兴义M8出有与清镇1号墓相同的摇钱树片;兴仁M2所出土的摇钱树残片较多,铸造精细,内容丰富,部分题材与神话传说、原始人群狩猎、采集活动等有关。 [13]
另外,在兴仁交乐汉墓中的M7、M14和M18也有摇钱树枝叶出土,且M6出了一件造型繁复的摇钱树座。
摇钱树座,M6:43,泥质灰白陶,中空,形如山,座上方正中有一圆形插口,座底椭圆形,座身下半部为高浮雕的鹿、猴、鹤、羚和玄武,排列成一周围于座下,鹿作行走状,猴子蹲坐,双手捧桃,羚羊匍匐,玄武鬼蛇两嘴相对,作爬行状,一对鹤,一支昂首而立,一支俯身屈肢,作觅食状,座身上方塑一俯卧羊牺,羊角卷曲,羊背中部盘踞一兽,狮头蛇尾,头长双角,腿有羽翼,座高33厘米、底径长27厘米、宽24.5厘米,羊身长30.05厘米。
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及树座
摇钱树,主干叶片各不相同,M7:20,主干空心,饰纵向波纹和圆圈纹,枝叶分段衔接,均用插接法,叶片饰人、鸟、鱼、牛等装饰,主干通长96厘米、径2.5厘米。M6:32,主干圆柱形,上饰云烟纹、钱纹和三角几何纹,及五对浮雕童子抱柱,通长92厘米。M2:3,残片多,铸造精细,内容丰富,内容与神话传说相关,亦有原始人群狩猎和采集活动场面。图案主要分以下几类:1.大钱龙纹;2.U形枝条上立一凤、一啄木鸟、一裸人;3.壁形铜片边铸S形树干和二雏鸟展翅分,雏鸟相对,其间立一个作舞蹈状小人;4.骑鹿持矛人;5.三钱横贯一枝、枝端立一朵莲花;6.五钱横贯一枝,枝端立一朵莲花,花叶有光芒,另一端一人作向莲花奔跑状;7.六钱横贯一枝,枝上开花叶,枝端一只朱雀昂首而立,其后一大一小两人,小人在前奔跑,且回望盼大人;8.七钱横贯一枝,枝端一只朱雀昂首而立,形同六钱一枝上朱雀,朱雀后大小两人追逐,大人伸左臂作擒拿状,二人后花丛中立一只小鸟;9.三人并立图案,左立者身穿小袖口短袍服,左手持环首刀,右手持长柄兵器,中立者穿宽袖短袍,腰系带,带上悬物,左手执仗,右立者穿长袍,作躬腰作揖状,身体左侧悬挂一网兜形物品。
兴仁交乐M2、M6、M7、M18为石室墓,时代在东汉中期偏晚;M14为砖石墓,时代在东汉晚期。
以从东汉初期至晚期的摇钱树,大致由树座、枝干、顶枝、侧枝和其上的叶片等几部分组成。泥质中空的树座制作可能系双模合范而成,其上动物图案使用高浮雕或浮雕的形式表现,这样能形成准确的体量感,用于插摇钱树干的动物采用圆雕手法镌刻,形成很强的立体感;这样几种雕塑技法的运用,不仅可以使树座上的图案繁而不乱,而且给人一种生动的感觉。枝干,也称“树干”,见于兴仁M6、M7和清镇M11,分节合范铸造而成,空心,树干表面饰云纹或波浪状线纹,树干附饰跏趺坐佛和直立双拥人像等。摇钱树的顶枝,多以三维立鸟为主,但其上也有其他图案,如兴仁M2所出摇钱树片第四种骑鹿持矛人图案,分两层,上层为骑鹿持矛人,下端为半环形枝叶,与它套接的是小型瑗璧,此类枝片灵活性强,扩展度大,整体上给人一种浑厚立体绚丽的感觉。
摇钱树侧枝和叶片出土较多,如果对它们加以归类,大致有以下几种:
1.单枝茎蔓类。这种形态的侧枝常被直接插于树干上,此类枝片常以一道弧形枝蔓为茎,枝端自然弯曲,形成一朵莲花花茎或一只朱雀昂首而立,线条自然,枝蔓下层多饰方孔園钱,上层多神仙或狩猎题材,整体布局给人一种繁而不乱的清新感觉。如兴仁M2所出摇钱树枝片中的第5~8皆属此种。第7、8种的下层方孔圜钱,上层人物图案,枝端立一朱雀的枝片在绵阳何家山M2内亦有出土,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立于枝端的朱雀翅膀展翅弧度有少许差异。而根据何家山M2的年代是东汉晚期,说明这种单枝茎蔓型的摇钱树枝片在贵州和四川等地皆有出土,是一种广泛流行于汉代犍为郡和广汉郡的随葬器物。
2.多枝茎蔓类。多根蜷曲的茎蔓依一定形态黏结在一起,随着茎蔓的蜷曲,其间穿插各类花草、方孔圜钱和人物、动物图案表现的神仙或狩猎场面。如赫章可乐M15摇钱树残片中的钱叶片,给人一种富丽繁缛的感觉。
兴仁交乐M2出土的摇钱树残片
3.大钱龙首类。见于兴仁M2中摇钱树的第1种,也即报告中的“大钱龙纹”,主体是一枚方孔圜钱,钱缘伸出龙首,还有光芒和接柄等,光芒在其他类铜钱上同样存在,但钱上的龙首呈弯曲状,自然向前俯探,给人一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4.瑗壁凤鸟类。见于兴仁M2中摇钱树的第3种,主体为瑗壁,璧缘上饰两相对的凤鸟,凤鸟间立一舞蹈状小人。
5.人物图案类。见于兴仁M2中摇钱树的第9种,三人并立图案。
总体上,把大钱龙首类和瑗壁凤鸟类的形态相比,它们的关系应比其与茎蔓类和人物图案类摇钱树亲密。
赫章可乐M15的年代在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偏晚的兴仁M2,凤鸟和方孔圜钱的题材贯彻始终,早期的凤鸟羽翼平展,之后渐趋向上弯曲成弧形,方孔圜钱形态变化不大。在钱树上饰神话或狩猎题材的内容流行于整个东汉时期。
摇钱树上装饰最多的是方孔圜钱,究其意义,可作如下推测,《炳原别传》中记载的“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当为最初在树上挂钱原因的一个推测,可能更多的因素在于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其上饰登仙和狩猎题材也可见一斑。方孔圜钱作为当时流行的一种除金银外的主要货币,间接代表了一种财富,而财富在现实生活中是必需品,人们对财富的企求从不间断,因此,他们把它挂在树上,当系原始崇拜的一种体现,为对神灵的一种祈求。
[1] 孙太初:《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版。
[2] 于豪亮:《“钱树”“钱树座”与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第11期。
[3] 邱登城:《西南地区汉代摇钱树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12月版。
[4] 赵殿增、袁曙光:《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汉画·钱树·货币文化》,四川,1998年版。
[5] 巴家云:《关于摇钱树起源及其内涵的研究》,《汉画·钱树·货币文化》,四川,1998年版。
[6] 《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第1版。
[7]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8]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9]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10]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1] 刘恩元:《安顺宁谷古墓》,《贵州文物》1983年3、4期合刊。
[12]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顺市博物馆、西秀区文物管理所:《贵州安顺宁谷龙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13]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